72岁的作家王力雄，来到上海老牌娱乐场所「大世界」，站在中庭大舞台二楼往四周张望，看著这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的地方。
60年前，就是在这里，他把文革中的传单一张一张往下扔，逗下面的人们争抢取乐。那时他还只是小学六年级。在这之前，一名红卫兵抢走他手中的一叠传单，向下抛撒得满天飞舞，他当时潇洒的姿态，就这样停留在王力雄脑海中。
2025年12月，王力雄回到大世界留影。他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谈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体会。
红卫兵是文革初期成立的极左激进学生团体，主要参加者为大学生和中学生，当时才13岁的王力雄只是很边缘的参与者，因此没有去「破四旧」、打砸抢，也没有去抄别人家的经验，但藉著红卫兵的名义参加「大串联」，从北京来到上海。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大串联」让学生们免费坐车、免费吃住，正常旅客和货运全受影响，生产被打乱，但是毛泽东希望民众「造反」，打倒官僚阶层，甚至在天安门8次接见红卫兵表达支持。毛泽东发现，本地的造反派因为利益相关，一般都不敢对本地的当权派造反，所以让不同地区的人进来造反，搅动官僚体系，这就是大串联的用意。
●文革颠覆秩序 红卫兵获授权翻天覆地
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补，标志著文革结束，10年间有过不同发展阶段。初期到1969年间，主要任务是「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政治运动表现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尽管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并非人人都当过手段凶残的红卫兵，但所有发生过的悲惨故事都不可能被完全抹去。作家郑义的短篇小说「枫」，就是表现红卫兵之间武斗、自相残杀的故事。这篇小说1979年发表在文汇报上，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枫」描述一对学生情侣加入造反派组织成为红卫兵。后来组织分裂为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被走资派利用的反动派，男的成了其中一派的作战部长，女的则是另一派的广播员。在一场激烈武斗中，男方劝女方投降，但女方在绝望下举著战旗跳楼自杀。两三年后，女方所属派别重新掌权，男方被诬指当年用枪逼女方跳楼，被判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处以死刑。
不同派别团体，彼此斗得你死我活，但都标榜自己才是效忠毛主席路线，这种荒诞的情景曾在全中国上演。
除了红卫兵，文革另一个主要的群众运动是工人造反派，以上海为代表。善于利用人民矛盾的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一批一批整人，等到情势过于混乱，就派出军宣队、工宣队（意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各级学校接管。
红卫兵毕竟只是学生，学校停学后，就算他们夺了权也没有太大意义。为了解决城市里大批不务正业、没有学习的年轻人就业问题，毛泽东1968年推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至此基本结束。
●知青上山下乡 特权阶级能避就避
文革时期，被浪费的青春何其多，除了红卫兵文攻武卫的无谓消耗，最影响一整代青年的，还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呼应毛泽东的指示刊登了一篇报导，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此后10年间，官方命令下，陆续调动了全大陆约1700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说好听这是建设国家，实际上红卫兵打砸抢造成的烂摊子就以这样的形式逐渐消失。
王力雄的知青经验和许多人不太一样。多数知青虽然下了乡，平日生活仍是和知青在一起，他却有机会真正进入农家生活。他曾经说，如果没有下乡插队4年的时光，也许终生都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两个字的概念 ，在他心中展现的首先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
下乡的头两年，他是以眷属身分，跟随在长春电影厂担任编辑的母亲到吉林省某县，在村里生产队担任会计，并一起干活。尽管只有16岁左右，他已经算是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了，可以参与讨论和决策一些事。
后来的两年，他和其他知青住在一块儿，成为「集体户」。他说：「集体户就是个小圈子，天天在一块，也不跟老乡来往。在一块儿想办法弄点儿什么吃的、怎么跟生产队斗…全是这种事儿」。
王力雄当时是一个左派青少年，他说在当生产队当干部时，确实会去想和工农结合的意义，思考怎么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就如毛泽东所说，投入「改造世界观」中。但是和知青在一起时，大家成为一个小圈子，反而就没有这些想法了。
即使少部分下乡青年曾经有过建设农村的雄心壮志，更多人则是感到前途茫茫。城市孩子对于到贫瘠农村过辛苦生活普遍畏惧，父母则是不舍。
根据李逊著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四人帮」要角张春桥的3个中学应届毕业女儿，在当时一片「上山下乡」的形式中，一个都没有去农村。他的小女儿虽然中学刚毕业时被分配在上海郊县国管农场，但很快就走后门进了上海空四军当兵，然后又被推荐进复旦大学外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
文革爆发后，大学停止招生，直到1970年开始依「推荐」招生，这些大学称为「工农兵大学」，学生则称「工农兵学员」，多数依靠关系及家庭政治成分入学，但这种学历被认为「水分」很多。
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批「走后门」时，复旦大学便有学生对此事贴大字报。张春桥于是批示：送去农场，其小女儿得知后便哭了。没过多久，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对走后门「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张春桥的女儿还有上海市委常委会其他人子女的「走后门」问题，就不再被提及。
显然，文革并没有消灭特权，特权阶级也想办法逃避这些影响千万青年人生的政策。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在两岸都掀起话题，欢闹的改编剧中少了对文革细节的刻画，原著里则有这样一个情节：一名准备下乡的女孩在铁岭火车站上车时，跌入车厢和月台之间的夹缝，导致一条大腿被压断，现场一阵骚动，却也不乏暗暗羡慕的眼光。
女孩最终成为独腿残障人士，因此得以留在上海，在一家煤球店担任记帐员，不必下乡。不好明说的是，即使以残疾为代价，有些人依旧认为她是幸运的。
在上海奉贤区的知青博物馆里，陈列著一张张不乏宣传意味的当时青年欢笑劳动照片；但疲惫与不满不断累积，时序到了1978年，变成云南知青到北京请愿的新闻照片。他们拉著写上「我们要见华主席（华国锋）」的布条游行，下跪、甚至绝食，诉求很简单：知青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不再要求上山下乡，已下乡的知青可以回到自己所属的城市。
●「那个时代，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事…」
文革头两年最多批斗、打人等暴力事件，「家破人亡」不是修饰词语而是许多人真实的处境。对王力雄来说，整个文革中冲击最大的便是父亲过世。
他的父亲王少林1923年出生，在苏联学习一年后就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后来因中、苏共关系出现裂痕，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走资派」、「黑集团的黑司令」，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
他说，那时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担任副厂长的父亲，在厂里头属于比较能顶事、有能力的人，所以文革开始后就被当成一个最主要的造反对象。
1968年，家人被告知王少林「跳楼自杀」，当时王力雄15岁，家中只有他和弟弟，母亲被关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牛棚。1977年，父亲被「平反」后，王力雄试图调查父亲是否死于酷刑，但没有结果；同时，他也不排除父亲确实是自杀，在那样的景况下宁死而不屈。
父亲过世的冲击，终究还是挺过来了。「那个时代基本上因为人人都这样，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事儿，尤其像我们所在的圈子里面，所以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特别不得了的，没有当成一个那种无法忍受的。」
王力雄说，在他们以干部为主的邻居和同学圈子里，大家的境遇差不多，不会因为父亲的事就不跟他们往来，小孩就不觉得自己被孤立，这是撑过来的关键。「这是时代的起伏，不是个人命运的起伏，个人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浪头里的一滴，还是跟著那浪走。」
一场文革，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本来要考大学却必须去农村，很多人以为一生就只能这样了；有人家庭变故，天人永别，还活著的人也可能亲子、夫妻彼此划清界线。王力雄给记者看两张照片，一张是1958年，5岁的他笑得天真可爱，母亲脸上也挂著笑容；另一张是1977年在父亲平反的追悼会上，一家三口捧著父亲遗像，神情肃穆。文革前与文革后的变化尽在不言中。
很多人希望探讨文革的究责与谁该道歉的问题。王力雄认为，每个人都该自我反省，但至于追责，他不觉得必要，「更应该思想的是社会制度，这种统治或者这种洗脑，或者是这种通向奴役之路的最根本的根源」，把道歉、追究变成去改变社会、改变世界，这是他在意的。
年少时，王力雄就会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凝望星空，在静夜中对空遐想。他想当天文学家，要是没有文革，可能就沿著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如今虽然没有成为天体物理学者，但仍用宏观的心态追求对这个世界总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