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百年之际，在北京国家体育馆（鸟巢）举行了一场盛大演出，但未进行电视直播。
“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2014年7月，笔名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家，在接受中共纪委网站视频采访时说。
这位河南作家基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清朝皇帝写作了长篇小说三部曲，其中大量笔墨用于贪腐乱象和反腐努力。他在中纪委网站开设后不久成为受访对象，这句历史级断言此后广为流传，成为习近平上台后规模浩大的反腐浪潮的一个注脚。
二月河一定程度上没有错，他下此论断的那一年，仅中管官员（大部分为部级高官）已有39位落马。更震撼的是，政治局常委、“正国级”周永康的倒台和清算，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民间认知。
习近平“打虎拍蝇猎狐”，被认为深切迎合了中国民众深入骨髓的清官崇拜，以及漫长的文官传统中，累积的对贪腐的深恶痛绝。借助这种民意基础开启的反腐运动，为习近平建立了第一波政治声望，也成为他区别于胡温乃至江泽民的独特执政风格。
但是，已于2018年逝世的二月河未能看到，“史上最强”反腐之后还有更强一波——2023年，落马中管官员45人；2024年60人；2025年有望再创新高，仅上半年就有32位高官落马。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官方一次性宣布9名解放军上将落马，其中8名为中央委员。
数据揭示一个事实——在习近平开启“反腐风暴”12年后，中国当下正处在一个声势更大的反腐浪潮之中。
以至于在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上，需要确认的落马中央委员总数可能创纪录。
一个问题浮现：十余年后反腐高潮再起，这次有何不同？
更关键的问题是：多年来高压反腐后，为何腐败更盛？
数据显示的两波反腐高潮
为呈现习近平执政时期的两波反腐浪潮，BBC中文统计分析了中纪委网站2013年以来公布的“中管干部”落马数据。
所谓中管干部，即“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他们往往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或国家部门正副首长，级别多为省部级、副部级，及少量要害岗位厅级官员（如总经济师、总审计师）。许多千万人口大城市的一把手都不在此列。
名单不含央企官员及数十万更低级别被查官员。我们增补了更高级别落马高官（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何卫东）及军委委员（如魏凤和、李尚福、苗华），剔除了仅受党内处分未移交司法者（如魏宏、彭宇行）。时间跨度从201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20日，横跨12年，共406位落马高官。
按照他们被宣布调查的时间排布，发现这些高级干部落马有两个明显的波峰——
第一波峰：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持续三年，105人落马。
第二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今，截至10月20日已达154人。
第一波反腐高峰期间，高级官员的平均涉案金额为4674万元人民币，第二波中这一数字已达到1.65
亿元。如果算总数，过去12年间，这406名高级官员有据可查的涉案金额已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的案件几乎都在审理中，并未公布涉案金额，因此第二波浪潮的总体涉案金额规模，还有部分尚未呈现。
对比显示：第二波落马人数是第一波的1.5倍，平均涉案金额是3.5倍。官方总体数据印证此趋势：2014、2015年分别处分23万和33万人；2023、2024年则为61万和89万人。
从级别看，第一波包括：1位正国级常委周永康，2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和郭伯雄，2位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苏荣和令计划。第二波则无常委落马，政治局委员仅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另有“准副国级”军委委员魏凤和、李尚福和苗华。若排除这四位军人，文官系统无副国级以上官员落马。
一浪更比一浪高
更多人数、更高金额、更低职级——一个问题浮出水面：第一波更偏向“政治清洗”，第二波更着重腐败本身？
BBC中文采访的专家未给出简单答案，但提供了观察视角。
最显著的不同，第一波反腐的重要变量——周永康。
“第一波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围绕着周永康的小圈子，因为党中央明确谴责‘政治腐败’，即对党中央的不忠。”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朱江南表示，从党的角度来看，政治上不忠诚也是一种腐败，实际上是一种挑战中央权威的非常严重的腐败，不能容忍。
德国墨卡托（MERICS）中国政治与社会研究项目负责人卡特娅·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认为，习近平上任数月即处理周永康案，传达一个信号——“最高权力层级也在习近平掌控之内”。这使反腐成为内部清理和权力巩固的有效工具，当时不同派系对中国发展方向持有不同愿景。
“尽管如今涉案金额更高给人财务腐败是核心的印象，但用纪律调查监督和执行党内对中央目标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服从，仍是关键目标。”德林豪森说。
北京的中共历史展览馆
第二波反腐浪潮中，已经没有“周永康式”的人物。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认为，当前反腐主要目的可能确实是反腐本身。现在大多数官员，尤其省委书记，都是习近平亲自任命，并进行任前谈话，“至少五年甚至更久，这些人都经他亲自审查，可能发现其中一些仍极度腐败，于是下令彻底调查，清除害群之马，导致了当前这一大波调查”。
史宗瀚还提出一个比较少见的猜想——第二波始于疫情之后。疫情期间大量中央资源下拨地方，用于防护装备、医疗用品、方舱建设等，可能导致大量腐败。这次运动可能针对利用灾难谋私利者。他将其类比1960年代大跃进后的“四清运动”，整顿大跃进期间农村腐败问题，巧合的是，那场运动也持续3年。
“但我仍认为它某种意义上是政治性的，”史宗瀚说，因为与习关系密切的人仍受保护，没看到与他关系密切或曾在其手下工作的人陷入严重麻烦，“尽管我倾向认为这些人也某种程度腐败，也许因关系密切而更加小心，谁知道呢？”
至于贪腐金额上的大幅增加，朱江南补充，最近涉案金额更大，主要因目标部门转移。近年许多调查聚焦金融部门，包括银行和大型国企，这些部门腐败金额通常更高。加密货币兴起也使资金流动增加。
过去几年，公立医院、金融监管、烟草等板块大量官员落马，带来更高贪腐金额，与第一波明显不同。
数据也有一定佐证，第一波涉案最高者是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2.47亿元；第二波最高者是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何泽华，9.43亿元，也是12年来涉案最高的高官。不过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涉案金额均未公布。
一度是习近平“爱将”的何卫东（下中）在四中全会前被官宣调查，他身后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左）也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中落马。
军队反腐：权力再平衡
两次反腐高潮诸多不同，但不变的是，军队都成为“重灾区”。
德林豪森认为，军队持续反腐既反映军事现代化和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军事国防领域的不透明性质及大量腐败机会。一连串高层调查和免职清楚表明，习近平对进展及关键官员的政治可靠性并不满意，即使这些官员是他任内安置的。
“军队一直是反腐热点，因为相对独立于文职官僚机构，拥有自己的监督系统和法院，监督更加困难。”朱江南解释，军队很大程度上自我约束，纪律好坏取决于高层对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度。当高层涉腐且未立即控制，腐败可能大范围扩散。党意识到军队腐败严重影响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因此自2013年以来，大量反腐注意力放在军队。
但深入剖析这些将领身份，依然能发现不同。
第一轮反腐中，军队聚焦徐才厚和郭伯雄案件，大量清除相关军官，余波持续数年。
史宗瀚解释他的发现——郭徐案后，一波军官得到提拔，包括一些曾在徐郭手下工作的人，让他们支持2016年军改，“但有趣的是，许多当时被提拔的人不久后就被逮捕，许多人到2020年陷入大麻烦，导致一波小规模逮捕和免职潮。”
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即是一例。徐才厚落马后，张阳于2015年11月军改中升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此后多次公开痛批徐才厚，声称“情感上憎恨、政治上决裂”，但2017年9月仍因郭徐案牵扯“接受组织谈话”，期间居家，两个多月后自缢身亡。
第二波反腐高潮中，更多是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比如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已相识，二十大后破格提拔，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被宣布调查；再如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苗华上将，去年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还有兼任国务委员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被调查。中央军委七个席位空缺达3人。
这些习近平时代提拔的将领成批倒下，史宗瀚形容“非常令人困惑”，但给出两个解释：火箭军窝案，因近年对战略核武器大量投资涉及庞大资金，使一批军官在更少监督下腐化；但还有些人不仅因腐败，而是变得太有野心。
“他们试图建立威胁军内权力平衡的权力基础，所以陷入麻烦。”史宗瀚解释，这个权力基础不是针对习近平，而是为自己构建。“和林彪问题非常相似。他对毛主席非常忠诚，但试图建立庞大权力基础，为毛主席将权力移交给他那天做准备。毛主席不喜欢这样。所以如果习近平察觉到这种异心，我也不认为他会喜欢。”
越反越腐的制度困境
12年间，两次各持续三年左右的反腐高潮，似乎暗示一种工作方式上的路径依赖。
这背后可能有不得已的因素。史宗瀚举例，疫情后若真发现大量官员贪腐，要扩大调查规模，就不得不从非纪检部门调动大量资源，甚至从十个不同部委（审计、财政、公安、海关）调集几百上千名干部，需要额外调集这些人力，基本上就要启动一场运动才能推动。
一边掀起反腐浪潮，一边在官方文件中强调常态化反腐的重要性，即“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朱江南认为中国正经历从传统运动式反腐向制度建设的转型。十八大以来，高层有强烈政治意愿支持反腐，对腐败程度深的地方而言，非常必要。强烈的政治意愿赋予反腐机构权力和动力。已实施多项改革使监督常态化，比如中央巡视。事实上，许多腐败通过中央巡视揭露，所以常态化执法是有效的。
卡特娅·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则持有不同的意见。她表示，尽管制度化和法律形式化有所推进，但运动式执法是这一体制的特征，而非缺陷。中共不依赖独立司法系统、调查性媒体和公民社会作为监督者，而是指挥纪律和执法机构的发力方向。2020年至2022年针对科技行业的大型监管运动提醒我们，运动式执法在党的治理方式中仍扮演关键角色。
但两波反腐浪潮的数据对比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经历如此大力度、如此长时间的反腐后，还能发现更多、更贪的官员？
“持续不断的案件显示，在制衡有限的自上而下政治体制中，腐败多么根深蒂固。”德林豪森表示，习近平上任之初，贪腐就是中国人批评和抗议的关键，也被认为对中共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从刚上任前几个月的“八项规定”，到最近对吃喝之风的再次打击，再到持续公布反腐数据，都在努力向民众传达一个信息——领导层确实在监督官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认为，中国反腐机构没有独立性，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新加坡、香港等能解决腐败问题的地方，基本都有独立机构，而中国反腐过程中还有很多操控，要抓谁、不抓谁都由上头说了算，由最高层决定。腐败问题真实存在，习近平也想反腐，但反谁不反谁，可能有人为的、主动的考量或斗争情况在内。
“中国反腐是自上而下驱动的，是习近平自己的想法在主导。所以很难预测他什么时候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反腐，外界不知道。这些腐败案件基本处理不完，只是什么时候处理的问题。”吴木銮补充，没有独立司法体系，没有公民社会监督，怎么反腐何时反腐都靠党内处理，所以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斗争，即使不是，也很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清洗。
那这种状况会改变吗？
腐败层出不穷，史宗瀚认为，深层次原因是高级官员尤其在地方层面拥有巨大权力，党治理社会方方面面，这是制度设计使然，而私人和企业得以贿赂官员获得额外利益。
“但我认为，党在权衡后认为这是值得的。”史宗瀚解释，通过赋予高级官员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能维持一个辖区内的政治垄断，如果真把监督地方官员的权力交出去，给人民监督的权力，共产党就不会那么强大了，政治垄断以外的任何替代方案都会增加某种颜色革命的风险，可能威胁政权稳定。
“从党的角度看，这些是非常危险的实验，是苏联后期政权进行的那种实验。我认为胡锦涛确实尝试过其中一些，而习近平不喜欢这些实验，事实上禁止了它们。”
那么在反腐这件事上，会一直反下去，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吗？
“不，”史宗瀚摇摇头，这不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这只是一场持续的战斗。“这没什么，你知道，党擅长处理那些不会消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