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被称为“翻译界哈佛”的蒙特雷明德国际研究学院宣布关停，翻译行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再一次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在业内人士看来，过去的翻译软件多作为初稿生成工具，译员仍拥有较大的审校与润色空间。不过，自从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AI普及之后，整个行业所面临的已不再是缓慢的侵蚀，而是一场“断崖式”的冲击。
摇摇欲坠的翻译专业
陈诗芮没想到，开学还不到一周，自己的学校先“倒闭”了。
9月份，蒙特雷明德国际研究学院（后文简称蒙特雷）突然发布声明，宣布将逐步关停研究生项目，最后一届学生将于2027年6月毕业。就这样，今年秋季刚刚入学的陈诗芮，成为了这所学校最后一批“关门弟子”。
▲ 蒙特雷宣布关停研究生项目。图 / 网络
蒙特雷并非一所普通院校。它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翻译学院、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院并列为全球三大顶级翻译学院，被称为“翻译界哈佛”，是无数翻译人心中的“白月光”。
消息来得太过突然，陈诗芮的第一反应是“过于荒谬”。仅仅两天前，她内心还满怀对未来的期待，转眼之间，兴奋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阵茫然。她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趁着还没交学费，不如干脆回国。”
对于陈诗芮来说，进入蒙特雷是一场漫长的跋涉，押上了几乎所有的时间和未来。
人生的前18年，她沿着“小镇做题家”的路径，从江苏盐城一路考进复旦大学管理专业。临近毕业，这条路有了清晰的下一站——读研。“我身边亲戚的孩子全是名校硕博生”，压力随之而来，陈诗芮能感受到父母对高学历的隐隐期盼，那不只是一个选择，更像一项被交付的“家庭使命”。
考研之初，她将目标锁定在清北复交。然而本校管理专业招生名额太少，上岸困难，她于是转向MTI——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这个选择并非偶然，“我一直很想去探索世界”，语言是她眼中通往世界的桥梁。
然而，命运却跟她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那一年，学校原本计划招收12人，最终却只招了两人，笔试排名第5的陈诗芮，没能进入复试。当时已经3月份，春招即将结束，陈诗芮只能匆匆忙忙入职了一家外企的供应链分析岗位。
那份工作轻松得近乎沉闷——每天十点上班，五点下班，实际工作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没有晋升空间，又与上司产生矛盾，这些都让她重新燃起读研的念头。就在这时，她得知复旦大学与蒙特雷签约了合作项目：学生就读一年蒙特雷的翻译与本地化管理专业，不仅能获得学位，还可以拿到3年留美工作签证。
▲ 不少人都曾幻想过进入蒙特雷学习。图 / 微博@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
名校光环与出国机会让她再次心动。她辞去外企工作，第二次报考复旦大学MTI。这一次她心态更加从容，“越淡定发挥越好”，顺利回归校园。
支撑陈诗芮这一路的，是一个期许中“光明的未来”。蒙特雷是这个“未来”最具象化的体现——它不仅是履历上的金字招牌，更意味着更广阔的行业资源与人脉网络。
而如今，这一切似乎都走到了摇摇欲坠的边缘。在蒙特雷迎新周结束那天，身边的同学开起了黑色幽默的玩笑：“享受最后一场新生party吧。”尽管校方一再强调，招生人数不足与财务压力是学院停办的主因，并保证陈诗芮这一届学生的学业不会受到影响，可当她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我觉得自己就像《约伯记》里的主角，做了那么多规划才走到今天，却总是遇上各种荒谬的倒霉事，一件接一件，仿佛没有尽头。”
经济重担也实实在在地压在了陈诗芮身上。复旦大学的MTI学费并不便宜，短短一年，从6万元涨到了8万元。学校不提供住宿，每月三千出头的房租让她“感觉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蒙特雷的交换项目同样需要自费，即便成功申请了奖学金，也要负担将近20万元的费用。这对她的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终，蒙特雷的学费还是向亲戚借来的。
陈诗芮变得格外焦虑，“我开始反思，自己还有什么其他优势吗？”进入翻译专业后，英语好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反而变成一项不太突出的优势。更令她不安的是，这次学校关停的通知引发了一波关于AI冲击翻译行业的讨论。同学和老师之间的闲聊总绕不开AI，无论大家持何种态度，翻译行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再一次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蒙特雷的关停并非孤例。全球范围内的翻译与语言专业正经历一场结构性的寒冬。据《高等教育内闻》2024年5月报道，美国31个语言旗舰项目中已有13个被削减，超过三分之一的项目失去资金支持。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近几年来也密集取消语言类项目。国内多所高校同样陆续宣布停招部分外语类本科或研究生专业。北京语言大学在2025年度硕士招生中，停止了俄语笔译、日语口译、德语笔译等7个翻译专业的招生。
▲ 北京语言大学在2025年度硕士招生中停止7个翻译专业的招生。图 / 北京语言大学官网截图
陈诗芮的悲观，某种程度上源于市场已经做出了选择。翻译专业的黄金时代在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全球化浪潮澎湃，对外贸易、国际会议、外交事务迅猛发展。那个时候，掌握一门流利的外语堪称“硬通货”，优秀的译员是各大机构争抢的资源。他们出入高端场合，走向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等光鲜的国际舞台，工作按小时计费，薪资丰厚。
然而，变化随着时代的脚步迅速降临。2016年，Google推出神经机器翻译系统（GNMT），将翻译错误率降低了55%–85%，首次实现接近人类水平的译文质量。此后技术发展迅猛。尤其是2020年以来，随着AI技术快速兴起，许多翻译需求仅靠AI软件几分钟即可完成，翻译专业不再像往日那样备受追捧。
陈诗芮的导师曾对她辞职攻读MTI的决定表示不解，“有同学在教培机构兼职，老师还让他别放弃这条出路。”而当她真正来到蒙特雷，才发现除了中英翻译之外，部分其他语种的翻译项目也因招不到足够学生而被迫取消。新生典礼上，教授更是坦言：“现在行情不一样了，很多留在美国工作的学生，也只能教中文。”
比起上学毕业，陈诗芮现在更看重的是那3年的美国工作签证。“我很在意能不能把学费挣回来，”她说。然而政策的变动难以预测，眼见不少毕业生最终仍选择回国当老师，她不禁陷入自我怀疑：“我费尽周折来到这里，前方的道路却越发迷茫，看不清未来在哪里。”
被挤压的空间
人工翻译与技术替代之间的博弈由来已久。在业内人士看来，过去的翻译软件多作为初稿生成工具，译员仍拥有较大的审校与润色空间。不过，自从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AI普及之后，整个行业所面临的已不再是缓慢的侵蚀，而是一场“断崖式”的冲击。
这种冲击最直观地体现在工作流程的彻底重塑上——“机翻+人工审校”模式已成为行业主流。根据《人工智能与翻译报告》的数据，目前中国97.1%的翻译企业已采用翻译技术，其中26.0%的项目采用“全机器翻译交付”，另有33.2%采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
洛晴在国内一家大型翻译公司担任销售。据她观察，今年公司的传统笔译业务已缩减四分之三，而与AI相关的业务，如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字幕翻译等则显著增长。“公司正在向多媒体方向转型，目前表现最突出的是短剧译制出海。”她介绍，一部短剧通常由机器完成主要翻译，再配备两到三名人工校对。一般每部剧时长约两小时，一名校对每天可同时处理四部剧，效率大幅提升，此类订单的交易额可达数十万美元。
在翻译领域，AI已凭借其数据与速度优势成为主力军，留给人类的只剩下一些修修补补的“精加工”。洛晴认为其中最大的矛盾点在于，AI普及后，看重效率和成本的客户发现机器已经能满足日常需求，于是大幅减少对人工译员的依赖。他们追求极致的性价比，甚至希望将人工环节压缩到极限——只留一名校对员做最后把关。
过去行业景气时，翻译专业毕业生拥有多种职业选择。有的人进入翻译公司，由公司负责接单，译员只专注翻译工作，慢慢从基础岗位晋升至管理层；如果能在业内积累起足够的人脉和声誉，还可以转型成为一名自由译员；还有人成为企业内部的专职译员，例如随项目外派从事出海业务，或加入福利待遇优厚的外企。那些翻译能力更突出的人，还有机会进入外交部。
▲ 图 / 《亲爱的翻译官》
然而现在，翻译专业的就业空间正明显收窄。今年研三的戴佳言就读于省内一所师范高校MTI，最近正在参加秋招的她，心情格外低落，她发现翻译岗位在企业的定位既尴尬又受限，“企业并不把你看作技术人才”。她投出200多份简历，仅仅收到二三十个回复，而招聘方最常提出的问题是：“能否接受后续转岗？”
更令她困惑的是，部分岗位虽标注为“翻译”，却附加了对个人形象的高要求，更像在招聘助理或者秘书。而在外贸或销售类企业中，招聘条件往往优先考虑理工科背景。翻译专业出身的学生，其竞争力甚至不及“英语过六级、能开口说话的计算机专业学生”。
“刚毕业的学生想做全职翻译太难了。”戴佳言留意过目前身边同学的去向，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像她一样，疯狂卷实习，积极参加各类比赛，争取出国交流机会，试图继续从事高端翻译。而占比更多的另一类同学则“早已看清现实”，一毕业就直接备考教师岗位。即便是考公、考编，面向翻译专业的对口岗位也寥寥无几，多数岗位仅招一人。对普通学生而言，除了报考“三不限”岗位之外，“选择当英语老师的占绝大多数。”
当AI逐步蚕食翻译行业的底层岗位，从业者的收入也随之明显下滑。不久前，洛晴接到一个医疗领域的笔译项目的报价单：若采用“机翻+人工审校”模式，报价为每千字300元；若全程由人工翻译，价格则涨到每千字800元。
在这样的价差下，绝大多数客户会选择更便宜一种，“他们总希望以机器翻译的成本，获得人工翻译的质量。”
这种对性价比的极致追求，在口译市场中同样鲜明。洛晴举了个例子：一位报价4500元的同声传译员，与一位仅需1000元的陪同翻译同时竞标。客户起初倾向便宜的选项，但在试译环节，同声传译员表现沉稳专业，陪同翻译却磕磕绊绊、反应缓慢。翻译行业里，价格直接对应着专业水平——无论是前期消化专业资料，还是现场精准流畅地传达信息，都需要译员付出大量心力。最终，客户还是选择了那位报价更高的同声传译。
▲ 图 / 《我们的翻译官》
但是，这样“优质优价”案例并非常态。对大多数语言服务企业而言，行业的整体利润空间正急剧萎缩。洛晴说：“过去纯靠人工翻译，利润率能达到50%，如今可能连10%都难以维持。”
这种寒意也真实地蔓延到每一个译者身上。戴佳言曾参与一场有华为、大众、字节跳动等企业高管出席的会议，并被公司安排担任口译。尽管会议级别不低，她一天的报酬却仅有200元，“老板认为没必要再额外聘请专业译员，觉得我就能胜任。”更让她触动的是，一位她熟识的资深口译老师，几年前自由接单的报价还能达到两小时1.5万元，如今已跌至6000–8000元。
在市场持续收缩的背景下，企业为降低风险，更依赖长期合作，将项目集中交给那些在特定领域深耕五六年以上的资深译员。这使得初入行的新人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没有经验就无法建立信任，而没有信任就根本接不到像样的项目——对于既无人脉又缺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而言，这无疑是另一种“降维打击”。
为了打破僵局，有人不惜付出高昂代价。戴佳言认识一位学长，曾自费30万元在北京报名高端口译班。他的目标不仅在于提升专业能力，更是为了“付费入场”，借助老师和同学所构建的人脉圈，直接触达那些稀缺的、对翻译质量有高要求的客户。
根据《2025年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翻译从业者平均年龄为36岁，中青年构成行业主力。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占比48.8%，持有翻译证书的从业者达84.9%。李宇帆于2023年从蒙特雷翻译专业毕业，从事自由口译一年，他的客户大多来自合作过的编辑，一旦有图书翻译需求便会直接联系他。行业蛋糕逐渐缩小后，客户与译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依托于稳固的信任基础，“留给行业新人的机会窗口非常有限。”
翻译人的出路
技术进步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在翻译领域，人工智能正清晰地划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一边是高效替代，将从业者从重复性、基础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边则是价值凸显，倒逼人类在机器尚难触及的领域持续深耕。
就职于金融公司的周桐对此感受深刻——除了涉及核心机密的文件，公司日常的通用型、行政类文档翻译已基本交由AI完成初稿，再由内部人员进行快速修改与润色。这套“机翻人校”的协作流程，正在成为许多企业降本增效的标准配置，也为她节省出不少工作时间。
“有AI之后，会筛掉翻译能力中低端的译员，更偏好高精尖的翻译人才。”周桐负责公司对外联络的翻译工作，她发现，真正具备竞争力的译者，往往是那些在某一垂直领域深耕三到五年以上、既懂专业又通晓多语的复合型人才。
比如公司的专业文书与报告，最终仍需资深译员把关。面对股市术语、行业黑话，AI的译文往往显得生硬刻板，而懂行的译者却能精准捕捉字里行间的意味。“语言不只是字面意思的转换，”周桐解释，“一句标语背后可能是一种情绪，一个隐含的观点，这些才是真正要翻译的内容。”
▲ 影视剧中展示AI进行翻译。图 / 《我们的翻译官》
戴佳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学校的翻译竞赛第一轮是用机器批卷，导致很多想发挥文采的同学被机器刷掉了。”机器翻译虽能大幅提升效率，却还没进化到能完全识别人类情感、精准传递言外之意的阶段。技术能够复现语言的骨架，但能真正赋予文字温度与灵魂的，依然是人。
面对技术变革，高校教育也在积极转身。2025年，多所高校开设翻译专业博士点，在招生方向中明确列入“翻译技术应用与研发”；越来越多院校将人工智能翻译、译后编辑等技术课程纳入培养体系，试图跑在时代前面。
在戴佳言的学习过程中，不少课堂作业都是由AI先完成：把材料输入对话框，几分钟就能生成一份像模像样的成果。同学之间较量的不再只是语言功底，更是“喂养”和提示AI的能力，“七成靠AI生成，三成靠人工校对，感觉自己更像个AI审校员”。
随着GPT、DeepSeek等工具逐渐融入日常，翻译课程的设计也悄然向技术靠拢。戴佳言有一门专业课程，叫“计算机辅助翻译”，老师会从理论层面讲解AI应用，但她觉得“内容还是有些浮于表面”。
周桐也曾是一名全职翻译。2020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翻院毕业后，她顺利进入一家国企担任会议口译，参与的都是高层级、高保密性的内部会议——这类场合对安全性要求极高，至今仍是AI难以涉足的领域，必须依赖人工译员。
三年半后，周桐逐渐触到了职业的天花板。虽然任务繁重，收入却难有突破，月薪多在一两万元徘徊。晋升之路更是漫长——有的部门领导花了整整十年才得以晋升，同期入职的6名同事，最终也只留下两人。
面对瓶颈，周桐选择转身，投向自己感兴趣的金融领域重新开始。周桐问过自己：如果重来一次，还会选择翻译专业吗？她的回答是肯定的。周桐上学时，AI还没有这么发达，课堂全靠手写速记，“北外的翻译训练很严格，节奏非常紧凑”，毕业多年，她依然怀念那段每天只与翻译打交道的日子。
“翻译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语言本身，而是快速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正是这种在短时间内摸清一个陌生领域的能力，帮助她在新行业中站稳了脚跟。
对戴佳言来说，她恰好撞上了翻译行业剧烈转型的时期。作为一个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女孩，她曾梦想凭借语言“走出去”，但秋招的现实泼了她一头冷水。蒙特雷原本也是她计划申请的学校之一，结果刷到学院停招的消息。那天她难过得吃不下饭，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支撑口译梦想的乌托邦没了。”
▲ 图 /《独家记忆》
面对时代的浪潮，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应对方式。戴佳言一边找工作，一边珍惜最后在学校的日子。李宇帆没有再将翻译当作主业，他开了一家小型教培公司，收入可观，不过翻译依然是他热爱的事情，他并没有放弃，“还能兼职赚点钱”。
已经在蒙特雷的陈诗芮还在寻找适合的机会，语言是她已经握在手中的工具，她希望再找到一个叠加技能，“现在我正在学习编程、PS等技术课程，每天都有进步的感觉，让人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