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6 11 月

400元的指纹水杯卖数万件,高价水杯能挡住校园恶作剧吗

最近,一种售价高达四百元、带有指纹解锁功能的水杯悄然走红。价格是普通保温杯的两三倍,却在电商平台卖出数万件。

水杯为何要指纹解锁?家长和厂商认为,需要阻止校园恶作剧和他人误饮。但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是过度担忧。

几百块的水杯背后,藏着中国家长更深层的集体焦虑:校园欺凌的阴影,正在催生一个庞大的学生安全产品市场。

01

焦虑的家长,买的不止是水杯

给水杯上锁,在不少人看来并非小题大做。

“我儿子初中同学水杯被坏同学放了学校实验室偷来的高锰酸钾……”一位妈妈在评论区分享的经历让人心惊。类似的故事居然还有很多:“我们班有同学冲了罗汉果水回学校,结果(水)被拿去擦黑板”,“我上学时,我的水杯好几次被恶作剧的同学放过各种甲虫。”

遭殃的甚至不限于同学,还有老师的案例。有家长分享,之前有孩子把粉笔末放进老师的水杯里:“孩子和老师没有冲突,就是单纯想恶作剧。我看当老师的也需要一个。”

指纹水杯应需求而生。商家多以“不怕同学恶作剧”“指纹解锁
加倍安全”“别人打不开的智能保温杯”等为噱头,附赠了各项五花八门的精度指标:如“0.3秒快速精准识别”“手机同源指纹识别技术”等。

400元的指纹水杯卖数万件,高价水杯能挡住校园恶作剧吗

看起来很美,但厂商技术水平不一定靠谱,现实使用中的槽点频出。“很容易没电,孩子喝不了水,一个学期出现过三四次,”有家长在电商评价页面给了个中评。还有些报道实测发现,当孩子手指脱皮、出汗或沾水渍时,也可能解锁失败。可见,没电,或者出现故障直到“自家的指纹也不认识”,让这个昂贵的水杯瞬间变成累赘。

但指纹水杯的热销,只是冰山一角。随便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学生产品加上“安全”二字,一个完整的装备生态圈就出现了。

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贵。儿童智能手表中的高端款接近三四千,标配GPS实时定位、双向通话、一键SOS求救;还有内置GPS实时定位的智能书包,售价也可以达数千元,号称能设置“电子围栏”实时监控孩子动向;售价过千的隐蔽录音设备,“长续航连续录音,保护孩子权益”。家长们的购物车里,装的都是对孩子安全的焦虑。

这些产品功能听起来很高科技,有没有用另说,但首先提供的是给家长的情绪价值,瞄准的都是家长那根绷紧的神经:校园安全

02

校园欺凌可能是隐蔽、低龄的

学生安全产品卖出高价,效果不一定尽如人意。但一些家长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

一些人的童年都经历过一种伤痛:校园欺凌。校园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内外的、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的行为。不仅发生在同学群体,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同样存在。

它不仅指拳打脚踢的肢体冲突。很多时候,学生之间并没有动手动脚,但对某一个人灌注了极大的精神侮辱,比如起绰号、孤立他,耻笑他,类似于家暴当中的精神暴力,同样能将一个人置于高压、恐惧乃至绝望之下。

校园欺凌具有日常性和普遍性。根据山东师范大学的一项全国调研,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其中高发的现象包括:东西被偷(52.8%)、被取笑或捉弄(37.2%)、被辱骂(33.7%)、遭教师体罚(28.3%)。你看,排在前面的都是一些看似“小事”的恶作剧,也能印证家长对指纹水杯的需求——当孩子的东西被偷或被动手脚,一个能锁住的水杯,或许真能带来一丝安全感。

男生更容易目睹那些“看得见”的肢体冲突,女生是自我报告受校园欺凌更多的群体,她们所指认的便是那些间接、隐秘的精神暴力:对人际关系的操纵,旨在暗中败坏受害者的声誉或贬损其社会地位。

而从中学各年级发生校园欺凌的风险值来看,初中发生校园欺凌的风险会整体高于高中。其中,初三是一个峰值,中风险(黄色)和高风险(红色)的比例合计超过45%。

这验证了成都某中学一线教师韩老师的观察:初中阶段虽仍属义务教育,但学生身心更接近青春期中后期,冲动性与同伴影响增强,而尚未进入高考高压情境。中考分流后,随着年龄增长与学业压力加大,校园欺凌总体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更何况,超过16岁的犯罪行为,就真的要负完全刑责了。

但需要明确普通高中与职高的差异:华中科技大学学者的调研发现,职业学校学生的反欺凌态度显著弱于普高与初中,欺凌涉入率也更高,这也会拉高高中阶段的平均水平。

尽管缺乏国内小学欺凌发生率的详实数据,但司法判决结果可以印证校园欺凌的低龄化趋势。据《四川法学》刊载研究统计,2019年至2023年,校园欺凌涉案人数低龄化。12岁以下儿童的涉案人数从2019年的14人增长至2023年的19人,12-14岁年龄段从55人激增至81人,占比超60%。这个年龄段,恰好对应小学高年级迈向初中的阶段。

面对欺凌,学生们想求助,却常常求助无门。

调研显示,当校园权益被侵害,67.8%的学生会选择找老师解决,53.4%会找家长,34.2%找校领导解决。然而老师那边的调研数据有些无奈:九成受访老师表示看见了会去管,但七成老师认为效果有限,无法有效应对欺凌的出现与蔓延。

“老师也疲于奔命。”韩老师坦言,班里学生多,每天光是处理作业、考试、家长沟通就已经焦头烂额,“在这个青少年小社会,我们不知道该扮演什么角色——是法官?是调解员?还是心理医生?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不会让我的麻烦少一点?”

孤立无援的孩子是自我感知绝望的。长大后的成年人总是会说,当初读书时觉得天大的事情,如今看来都不算什么大事。

这句感叹只对了一半——孩子还没有长大呢,他所经历的,就是他的当下。他所面临的,就是需要每天步入那个让他不喜欢的课堂。那么,一个指纹水杯有用吗?解决的只是表面现象。让孩子烦恼的,根本还不限于水杯。

03

寻找更系统的防欺凌办法

那么,如何更系统性地反校园欺凌?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从“旁观人群”中寻求突破,或许是个答案。

在北欧,芬兰用一个叫KiVa的项目,让校园欺凌事件大幅下降。根据当地基于78所学校、8237名4-6年级学生的大规模评估结果,实施KiVa项目9个月后,干预组的自我报告受害率从16.6%降至8.9%,下降幅度接近50%。而对照组仅从16.8%降至12.7%。

KiVa的秘密在哪?研究表明,校园欺凌行为至少有部分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在同伴群体中追求高地位和权力。除去少数的霸凌者与受害者,剩余的八成学生都是目击者群体。

而这八成旁观者,又被细分为四类:“强化者”声援霸凌的同学,在观看欺凌的过程中大笑或表示支持;“协助者”为施暴者提供实际帮助;“保护者”会安慰被欺凌的同学;剩下的同学选择当“局外人”。

如果旁观者为受害者辩护,这就把欺凌变成了一个不成功的策略,欺凌者在欺凌的过程中得不到寻求的地位和权力,欺凌行为可能会终止。芬兰图尔库大学的研究者发现,改变旁观者的态度,比惩罚欺凌者更有效。

因此,KiVa的具体做法颇为巧妙。课程设计上,他们不是简单说教,而是通过角色扮演和情境游戏,让孩子们体验不同角色的感受。当选择旁观者角色的学生站出来支持被欺凌者时,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点滴话语能改变局面。

除了总体性的教养培训,当欺凌事件明确发生,KiVa也设计了针对性的流程:学校设立专门的KiVa小组,配置2-3名校内专职人员处理欺凌事件,而不是把压力全部分给已经疲于奔命的班主任。与受害者的谈话,重点评估其心理状态;与欺凌者的谈话,则明确指出霸凌行为的错误。

相比之下,中国的反欺凌措施采取了诸多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但具体到每一所学校的实践指导仍需细化。

2021年,教育部制定了《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要求学校成立由校长负责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制定防治学生欺凌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各校要公布欺凌防治电话、邮箱和法治副校长电话,每班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学生欺凌防治主题班会。

这些措施正在发挥作用,但有时候会陷入“头痛医头”的困境。老师们接到班级反馈、疲于奔命,家长买了指纹水杯求个心安,而孩子们依然在忧虑中度日。根本问题在于,需要真正理解校园欺凌的本质——它不只是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的事,而是整个班级生态的失衡

当然,任何国外经验都需要本土化。中国的班级规模更大、师生比更高,照搬KiVa未必奏效。但其核心理念值得借鉴:培养同理心,激发责任感,孩子保持勇气与团结,才会共同守护校园安全。

给孩子们灌注守望相助的“真气”,欺凌就少了一半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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