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徐邱回到租住的公寓楼下，村里刚好有人在放烟花（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杨徐邱坐在路牙石上，头发花白，佝偻着背。见我们走近，他缓慢地拄着拐杖起身，收起垫在地上的塑料袋。他的腿不好，不能久站，走一段路得歇一会儿，随身带着坐垫。
杨徐邱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人。在1990年代，他曾被认定为一起杀人案的凶手。从1993年被抓捕到2020年12月刑满释放，他服刑时长超过27年。他的腿在狱中变坏。在失去自由的环境里，大多数时候他只能在狭窄的监舍里活动。大约15年前，一场持续几天的高烧过后，他的双腿变得更加不利索。
我们约在杨徐邱每天做腿部理疗的地方见面。这是一家推销“激光理疗仪”的店面，每天举行四场免费体验活动。杨徐邱已经体验了三个月，没感受到变化。他没钱去医院治腿，迫切地盼望着国家赔偿。
经过多年申诉，2024年9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当年案件，撤销了杨徐邱的故意杀人罪。但牢狱给他带来的变化无法消除，罪名一立一消之间，杨徐邱的人生从壮年来到晚年，早年的意气已经消散，只剩下疾病、孤独，以及对消除另一个罪名的执念。
从“冒尖户”到凶手
杨徐邱1949年出生，今年76岁。2020年出狱后，他短暂地在小儿子邱云波家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便一个人搬了出来。先在公租房里住了三年，大约一年前，又在永平县郊区的一栋自建房租了一间带厨房、卫浴的房间，月租460元。之前在监狱里，杨徐邱天天跟狱友生活在一处，监舍里人来来往往，少则四五人，多则十几人。现在他更喜欢一个人待着，不说话，“跟人说话也谈不拢。”
这是一间布置简单的房间：一张铁架床、一个收纳柜、一方木桌、几张矮凳，是全部的家具，为了放置小物件，杨徐邱将一块木板搭在床与收纳柜之间。采访时，他有些局促地想招待我们喝水。他其实不用杯子，而是用塑料瓶装白开水喝。为此，他还将律师买的茶饮倒进矿泉水瓶里，用茶饮瓶装开水，因为“那个瓶子质量更好”。
杨徐邱穿着朴素，条纹T恤、黑裤子、军绿色解放鞋，T恤左胸口位置缝了一个黑色的口袋。他的解放鞋没有系鞋带，因为脚背是浮肿的。
现在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可说。杨徐邱每天上午坐公交车去做免费理疗，天气好的午后，他会出门散散步，但走不远。偶尔回老家曲硐乡坡脚村，一公里多的路程，他要走大约一个小时。大多数时间，他都独自待在出租屋里，说不上来做了什么。他没有电视，不看书，几乎不看手机。
说起曾经的日子，杨徐邱变得健谈起来。1960年代中期，他初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农闲时去附近修理厂做学徒。“那个时候我18岁，手脚轻快得很，帮着修拖拉机、加油、洗车，一分钱没有拿。手上成天是黑的，沾满机油，干着干着我就知道柴油机、拖拉机是怎么回事。”1980年代初，他是村里第一个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的人，是那个年代少见的会操作农业机械的人。
分产到户后，杨徐邱凑了400元买下生产队的磨米机，开始做粮食加工生意。有了利润，他就添置新的机械——粉碎机、选种机、抽水机等等。他考取了拖拉机驾驶证，用拖拉机给村里人干农活挣钱。“我不打牌、不下棋，天天苦钱（注：云南方言，意思是挣钱）。”尽管存款没有过万元，但杨徐邱的资产被认为是附近几个村里排在前列的。杨徐邱至今记得，1982年当地政府给他颁发了“冒尖户”的奖状，他抱着一岁多的小儿子邱云波把奖状领回了家。
杨徐邱的大儿子徐云鹏开了一家汽修厂（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杨徐邱认为自己以前是个开朗的人，给村里家家户户做事，跟各色人打交道。他的大儿媳李群仙用“谈笑风生”来形容他当时的交际状态。他的大儿子徐云鹏甚至觉得他说话有些冲，“说话不好听，加上家里条件又比较好，乡里乡亲有点意见。”这些流传在村里的“意见”通过一桩凶杀案化为了实质的指控。
1993年3月25日，坡脚村发生了一起命案，一名妇女血流满面地死在家中。同年7月2日，永平县公安局接到一封署名为“坡角（脚）村的一个社员”的匿名举报信，称杨徐邱有重大作案嫌疑，暗示他与被杀妇女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在几年前强奸过同村妇女金某某。信中描述杨徐邱的形容词有——“是个色鬼”“木（没有）良心”“狡猾”。
专案组针对举报信进行查证，在永平县公安局刑侦队发布的案件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杨徐邱几桩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调查经过，一个有钱又风流的凶手形象跃然纸上。
案件调查
警方来抓人的那天中午，邱云波刚吃过午饭就听见敲门声，六七个人冲进门，问杨徐邱，“你是不是叫玉中（举报信中写的名字，杨徐邱小名）？”杨徐邱说是，几个人上前将他按住。“他们（用绳子）把我爹手上脚上紧紧地捆起来，捆成粽子一样。我妈上前问，你们咋会抓他。他们把我妈推开，打了我妈两巴掌。把我爹带走以后，有两个人跟我们说，你爹杀过人了，我们要拿他调查一下。”
1993年7月3日，永平县公安局对杨徐邱进行了收容审查。据杨徐邱回忆，讯问持续了两天两夜，他坚称自己没有犯罪，便遭到了拳打、脚踢、电击等暴力对待。昏迷两次后，杨徐邱认罪了。“录口供时，他们问杀人用了多久，我说几分钟。他们说几分钟杀不了人。如果我说错了，他们就停下来不记录。最后抓着我的手按了手印。”2020年，面对大理州人民检察院的调查，当年参与讯问的4名办案人员均否认刑讯逼供。
1993年7月6日上午，在杨徐邱移送看守所之前，徐云鹏被允许见他一面。见到杨徐邱的样子，徐云鹏心里相当不是滋味，“脚上、手上都是印子，皮子是青褐色的。”
转入看守所后，杨徐邱翻供，在审讯中反复回答“我没有犯罪”，前述口供为“瞎编”和“听说”。根据杨徐邱的说法，他与被害人没有关系，在凶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没有去过现场，没有作案时间，也没有见过作为凶器的匕首。
当年的辩护律师提出杨徐邱杀人罪缺乏直接证据。但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案发当晚，杨徐邱欲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遭遇拒绝后恼羞成怒，用匕首和锄头将人杀害。1994年4月作出的判决书中写道，“杨徐邱归案后所供述犯罪事实、情节等与在案的其他证据吻合。”其他证据如举报信、现场勘查材料和尸检记录等，没有明确指向凶手的物证和人证。专案组曾经申请鉴定凶案现场一把沾有血迹的锄头上的血指印，然而指印遗留不完整，不具备检验鉴定条件。
作为杨徐邱有“奸淫妇女习惯”的佐证，专案组在1993年调查杀人案件时一并调查了金某某控诉杨徐邱强奸的事件。1988年，金某某与杨徐邱夫妇在曲硐乡法律事务所调解“打架斗殴”的纠纷，因杨徐邱之妻杨树兰发现金某某在拔自家田地的草，并撞倒了油菜，两人于是发生肢体冲突，金某某将杨树兰打伤。处理人员让金某某赔偿杨树兰医药费。金某某随后控诉杨徐邱曾于1986年在她家的菜园和马厩里两次试图强奸她，在一次抗争中，她还被杨徐邱用匕首刺了胸口一刀。杨徐邱记得，金某某控诉后没有支付医药费。
1993年7月，专案组在杨徐邱田地里发现了当年刺伤金某某的匕首；8月，专案组对金某某胸口的伤痕进行检验，得到由锐器形成的结论，认定了杨徐邱的强奸事实。1994年，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并审理此案，判决杨徐邱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成立，分别处以死刑和十年有期徒刑。杨徐邱上诉后，云南省高院在1994年6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但“鉴于本案具体情况，原判量刑偏重”，由死刑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徐邱入狱后，两家人再无来往。杨徐邱出狱几年后，金某某去世，死前未曾改变说法。
杨徐邱和大儿子徐云鹏站在自家田地与金某某家田地分隔的水沟边上，自家田地已经被征用建设为小学（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刑狱
杨徐邱入狱后，家中剩下他的母亲、妻子和一对十几岁的儿女。大儿子徐云鹏当年21岁，已经结婚，分家出去住了。他们拿不出一审判决中附带的给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000元的民事赔偿，执行人员于是搬走了屋里的家电、粮食等物品冲抵部分现金。那段时期，邱云波感到“真是难”，“家里搬空了，我们一家靠种地生活。我读到初一后就没有再读书了，没条件，到了16岁，我就出去打工。”
杨徐邱被收押在云南省第三监狱，离坡脚村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程。在交通不便利的年代，从坡脚村去一次需要转几趟车，花费两天时间。入狱两三年后，邱云波才和母亲第一次去看望父亲。二十多年间，他们去的次数有限。杨徐邱记得，妻子杨树兰只探望过他两次，“第二次她跟我说，我等不到你出来了，之后她果然就去世了。我被抓之后，她很不容易，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也没有收入，既要为案子奔波，又要养育小孩。”杨徐邱母亲也在他入狱期间去世。
服刑期间，犯人需要接受劳动改造，杨徐邱织过假发、缝过衣服、做过化学肥料。入狱一两年后，杨徐邱认为自己无罪，拒绝做任何劳动，无论被怎样处罚，他都不做。久而久之，他不劳动也不再受到惩罚，但为了给自己赚取生活物资，他开始帮其他犯人劳动。“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儿女给我带的钱，我就帮人干活，让他们给我买肥皂、买水果。这么多年，我帮忙过的人不下上百个。”出狱时，杨徐邱存下了2500多元。
杨徐邱不劳动，也不认罪，在狱中写年终总结和“今后努力方向”时，他表示要继续申诉。因为这些表现，他觉得自己减刑的概率比其他狱友低。1996年，他由死刑缓期两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2007年，由无期徒刑被改为有期徒刑19年零9个月。年过六十后，杨徐邱的减刑次数变得频繁。2010年至2016年，几乎每年都获得减刑，2016年减刑后，他的刑期截止在2020年12月。
服刑27年间，杨徐邱一直在写申诉信，以“有关供述系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所致”“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具备作案时间”等理由请求改判。起初，他每个月寄一两封信，给最高人民法院、云南省高院、大理州法院、云南省司法厅等单位。后来寄信频率减少，但一直没有停止。为了整理案件资料，他将判决书、申诉状以及收到的回信都誊抄在一个记事本上。
2017年，给最高人民法院寄了二十多年申诉信后，杨徐邱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决定书。“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杨徐邱的申诉理由部分成立。”2020年，云南省高院作出刑事裁定书，撤销1994年两则判决，将案件发回大理州法院重新审判。2024年9月，大理州中院再审认为杨徐邱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主要证据存在矛盾和疑点，不能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行为，但依旧认定其犯有强奸罪。
杨徐邱不服，他坚称强奸事实是金某某捏造的谎言，“她说地点是她家的菜园和马圈，从客观条件上讲，这两个地方能不能实施？难道其他人都不在家？我一个外人凭什么知道她家没有人？当年的矮房子家家户户只隔一堵土墙，喊一句周围人都听得到，为什么不喊？我刺了她胸口一刀，她丈夫发现不了？发现了他能忍得了这口气？”
杨徐邱对此提出上诉。2025年4月，云南省高院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杨徐邱觉得自己依然没有洗清罪犯的污名。接受采访时，他屡次将话题绕回继续申诉的打算上，“强奸罪是为了杀人罪才调查的，为什么不一起平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他，“如果要平反，怎么推翻当年金某某的口供和物证？”杨徐邱认为只要想调查，总会有办法，“可以在村里问，金某某伤痕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总会有人知道。还可以模拟当时的现场做实验，按金某某的说法是否能实施（强奸）。”“过去近40年了，怎么还原现场？”“40岁以上的人、附近的邻居完全能说出原来的现场是什么样的。”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决定书中没有提及强奸罪，考虑到主张无罪的现实难度，代理杨徐邱案的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磊曾在云南省高院的二审提出“强奸加重情节认定错误、量刑过重”替他辩护。杨徐邱不满意，“没做过的事我不认罪，我的目的不是赔偿我更多钱，我想追求公平正义。”
杨徐邱（右）和律师胡磊在永平县城（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返乡
清白不只是杨徐邱一个人的事情，他的儿女们同样在乎。2020年12月，杨徐邱从监狱被送回坡脚村时，面对的是儿子家紧闭的大门。法院找村委会的人从中劝说，家人才让杨徐邱进了门。李群仙解释，关门是为了要一个说法。“凭什么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人带走，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人送回来？最后还是没给说法。”
杨徐邱的家人相信他是清白的，但不能阻止村里人的议论。邱云波被说是“劳改犯的儿子”；徐云鹏也撞见过村里人说闲话的情景，“农村是这样，好事情也议论，坏事情也议论，也有一些人落井下石。”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杨徐邱觉得十分陌生。他被抓捕的时候，村里大部分人家还住在草房和瓦房里，村道还是泥巴路，村外的公路也在修建中。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几层小楼，村道连接着公路，不时有汽车经过。
以往坡脚村普遍种植水稻、洋芋（土豆），近十几年来大规模种植核桃，核桃加工成为村里的主要产业。徐云鹏从小跟杨徐邱学修理机械，在村里开汽修店和小卖部，平日也会和李群仙一起接剥核桃的散活。邱云波主业开挖掘机，兼做核桃加工和销售，每年9、10月核桃成熟的季节是他最忙碌的时候，成天在外收生核桃。
近十几年来，核桃加工逐渐成为坡脚村的主要产业（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回乡的第一个核桃季，杨徐邱与邱云波大闹了一场。出狱后，杨徐邱住在邱云波家，他很不适应，不会用手机，不会开电视，吃饭也吃不到一块儿。监狱里的伙食饭多菜少，且几乎都是素菜，出狱后他看到一大盘肉，感到反胃。杨徐邱察觉到邱云波对他的生疏，“我不像客人，也不像家人。我进去的时候儿子才12岁，出来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感情已经淡了。”吵架的那天，邱云波刚从外面收核桃回家，好几天不见，回来了也没有跟杨徐邱打招呼，自顾自地吃饭。等他吃完，杨徐邱走过去把饭桌掀了，把热水瓶砸了，然后离开了家。
杨徐邱独居后，邱云波每个月会给他送一次生活费，他觉得不够花，但也不好意思开口要钱。邱云波则是不敢给他那么多钱，担心他遇到推销和诈骗。尽管杨徐邱表示他绝不会买下那款每天免费体验的理疗机械，但他之前买过类似的腰部红外线仪。
小儿子邱云波每个月会给杨徐邱送一次生活费（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等拿到国家赔偿之后，杨徐邱打算在坡脚村附近买一套房，留出自己的医药费和生活费，把剩下的钱分给几个儿女。尽管杨徐邱对儿子们有些抱怨，但他知道，自己的晚年生活还得依靠他们。“小时候我带他们，我找什么他们就吃什么。现在我老了，走不动了，还不是他们找什么我就吃什么吗？”
杨徐邱一直生活在复杂的家庭环境中。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母亲再嫁，又生下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担心他长大后没有依靠，坚持让他读书，但他还是没能离开村子，初中毕业后回到了生产队。1970年代，他与第一任妻子结婚几年后离婚，留下大儿子，后来与杨树兰再婚，生下一双儿女。因为刑狱，他缺席了儿女们人生的关键节点，也失去了跟孙辈建立亲情的机会。
对于身上的罪名，杨徐邱从来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只有一次，他在对话中流露出后悔的情绪，“如果我没有跟金某某家结仇就好了。”如果没有1988年的那场争执，情况会有改变吗？杨徐邱自己又给出了答案，“人的一生，命运也好，灾祸也好，都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