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人员”——未定民族的由来
【一】
曾经,你出门住酒店,前台要你身份证。你递过去,对方盯着民族那一栏看了五秒,抬头看你一眼,又低头看身份证,再抬头看你一眼——仿佛你刚从上个世纪穿越过来。
那一栏写的是“其他”。
不是汉族,不是藏族,不是苗族,不是56个民族里的任何一个。是“其他”。
这是西藏僜人身上反复上演的经典桥段。僜人人大代表坦妮娅多次在人代会上讲述这样的场面:她身边的僜人老乡拿身份证坐飞机,安检口比同行人多滞留好几分钟;住宾馆被前台怀疑拿的是假身份证;生病住院办手续,工作人员一看民族栏写着“其他”,直接当“问题身份证”拒收。坦妮娅本人就是这一幕的亲历者——身份证上那两个字,成了她出门在外的第一道坎。
坦妮娅身上发生的一切,就是83.6万未定族称人口日常生活的缩影。836488人——这是七普给出的官方数字,其中男性439083人,女性397405人。什么概念?如果把这83.6万人当成一个整体,它的规模足以超过56个民族中不少“在编成员”。但他们没在名单上。他们用着一张写着“穿青人”“革家人”“僜人”的身份证,活在一个找不到自己民族选项的社会里。
【二】
事情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全国各族群众踊跃报民族——这份热情堪比现在的选秀海选,只是方向反了,不是参选,而是申报。400多个族称铺天盖地涌来,有的地方一寨一姓就敢自立门户。如果全认了,那张名单会长得吓人。
这就需要一个标准。当时的民族学家从斯大林那里借来了一套理论工具——“四个共同”: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理论很好,但一落地就尴尬了。这是欧洲经验的产物,硬套在中国土地上,很多族群压根儿凑不齐这“四件套”,典型的“车是好车,但路不行”。
但当时的学者并非教条主义者。费孝通后来就直言,实际工作中是把“共同文化特点”当作核心标准,走的是灵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