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由主義的基礎來看，經濟相互依賴本被視為秩序的基礎，如今正被威權國家單方面改變國際規則。 「武器化相互依賴」(weaponize interdependence)理論指出，具關鍵節點地位的國家，可利用全球性的不對稱依賴，控制關鍵資源或技術來脅迫他國。
「武器互賴化」正在影響正常治理
近年來中國與俄羅斯即頻以出口管制、供應鏈卡脖子等手段，將經濟依賴轉化為戰略武器，對他國施加壓力。 對台灣而言，來自中國的這類「反治理性」策略意在破壞台灣對戰略物資的正常治理，例如：突襲式限制稀土、石墨等出口，或在軍事演習，演練海上封鎖製造能源糧食短缺。
面對此種反治理性威脅，台灣需要運用規範化、數據化的治理技術來增強韌性。 如同傅柯所論，現代統治術在於通過知識和可視化手段對「眾人之行為進行引導」(the conduct of conduct)，形成內化的自我管理。 換言之，政府可以通過常模治理的方式，建立各種指標與規範，使國家和行業在日常即不斷監測自身脆弱性，並且加以調適。
面對中國不時以稀土與貿易，以及可能的海空封鎖手段，台灣必須「以治理制衡脅迫」，透過制度化的風險盤點和常態化的管理，使自身供應體系更有韌性，以此削弱中國經濟脅迫的效力，形成「反武器化」的戰略態勢。
政府可導入可視化儀錶板的管理工具，以實時數據揭示戰略資源的庫存、進口依存度、供應多元化等關鍵狀況，將模糊的風險轉化為清晰的指標。 透過儀錶板的形式，決策者能迅速辨識異常，例如：特定庫存天數驟降，或是對單一來源依賴超標，及早啟動應對措施，防範中國非常規干預所造成的影響。
台灣五大資源依賴風險
台灣的能源與物資供應高度依賴進口，特別是在天然氣、關鍵礦產、糧食、化肥、醫藥與水資源等關乎民生與產業的領域，存在顯著脆弱性。
能源方面，台灣近年來大幅提高天然氣在發電結構中的比重，2023年燃氣發電佔比已約40%，並計劃2025年提高至50%。 然而，台灣幾乎99%依賴進口，受限於儲槽容量，政府正努力在2027年前擴充至24天儲備。 能源領域的高度脆弱性，更需要加強多元樣態的儲備與能源模式。
稀土、鎢、石墨等礦產攸關國防工業，台灣近期提倡高科技產業與國防工業發展，但是所需的許多關鍵原物料皆仰賴國外，其中相當部分依靠中國供應。 在稀土方面，全球超過八成稀土產自中國，而台灣半導體等產業過去雖從歐美日進口部分稀土產品，但中國近期加強稀土出口管製成品與技術，仍對供應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鎢也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廣泛用於國防工業，中國目前壟斷全球超過80%的鎢供應。 中國自2025年2月4日起對鎢及其他幾種稀有金屬實施出口管制，主要措施包括需要向主管部門申請許可證，這將嚴格審查使用用途。 台灣在鎢材取得上高度受制於中國釋出的配額，若遭斷供將直接影響航天、工具機等產業。
石墨則是電池陰極材料的關鍵，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石墨生產國和出口國，更精鍊超過90%世界石墨材料供電池使用。 2023年中國對高純度石墨實施出口許可管制，凸顯其對新能源供應鏈的控制。 石墨還能用於半導體耗材與水處理濾材，中國此舉使台灣相關進口面臨額外審批風險。
台灣在稀土、鎢、石墨等關鍵礦產上嚴重依賴中國，倘若北京出於政治目的採取手段，將使台灣產業遭受衝擊，這正是武器化相互依賴在礦產領域的風險。
台灣糧食自給率長期偏低，目前僅約30%左右主食中除了稻米因政策保護接近自給，小麥、黃豆幾乎100%仰賴進口，玉米自給率僅20至30%。 黃豆和玉米不僅是食用，亦是養殖業飼料的關鍵。 台灣畜牧業所需飼料穀物高達95%依賴進口。 一旦國際運輸受阻或主要出口國限制糧食出口，台灣內需將難以為繼。
氮、磷、鉀肥是農業命脈，台灣同樣依賴進口原料。 台灣雖有台肥公司生產氮肥與複合肥，但原料大多仰賴島外。 據農業部資料，除少量硫酸銨可國產外，主要化肥及制肥原料幾乎全部依靠進口。 台肥公司市佔約8成台灣化肥供應，其餘1至2成由進口商提供。
當國際原油價格上漲帶動化肥原料成本，或主要供應國限制出口時，國內肥料價格和供應均受衝擊。 例如，2021年中國為穩定自家農產品價格，一度暫停化肥出口，全球尿素價格飆漲; 台灣作為凈進口國只能被動承受。 又如俄羅斯和白俄是鉀肥要角，戰爭和制裁使鉀肥出口受阻，台灣不得不緊急尋覓替代來源，向加拿大等國家採購鉀肥，以及建立多元化的採購與庫存體系。
醫藥品原料API(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台灣藥品市場以學名葯為主，藥廠所需的各類API七成左右從中國進口。 全球製藥供應鏈高度集中於中印兩國，中國供應約48%，印度約19%。 台灣本地僅少量生產原料葯，多數依賴從中國採購廉價原料再製劑。 因此，兩岸關係緊張時，藥品供應存在極大隱憂，引發公共衛生危機。
COVID-19疫情初期，一度造成全球原料葯供應吃緊，部分藥品短缺飆價。 日本、美國近年皆將醫藥供應鏈視為國安議題，台灣同樣面對高度集中的API來源風險。 除藥品外，醫療物資如疫苗原液、醫用氧氣等在非常情況下也可能面臨供應挑戰，需要未雨綢摩。 印度是中國以外最重要的仿製葯與API大國，台灣應儘快開通與印度的直通機制
水是生命之母，穩定安全的水源供應離不開關鍵耗材，例如：活性碳和膜過濾組件(RO膜、UF超濾膜)。 這些大宗耗材，台灣多依賴進口或國外設廠供應。 台灣雖有小型廠商，但高質量活性碳大量仰賴進口椰殼碳或煤質碳。 有台資企業甚至赴中國江西合資設廠生產活性碳，再供應台灣水處理市場。
若國際物流中斷或兩岸衝突影響中國廠供貨，台灣水公司凈水用碳料可能不足。 精密濾膜主要由美、日、德企業生產(如杜邦、東麗等)，台灣需要從這些來源採購備品。 一旦戰時進口受阻或這些國家自身需求優先，台灣凈水設備維護將面臨困難。
台灣在能源、礦產、糧食、化肥、醫藥、水務等領域皆存在「一斷就危」的依賴結構。 這些領域涵蓋經濟命脈與基本民生，任何一環遭受供應中斷，都可能對社會運作造成嚴重衝擊。 台灣需建耀立起跨領域、跨部會的統籌管理機制，將戰略物資安全提升到國安層次加以治理。
台灣在稀土、鎢、石墨等關鍵礦產上嚴重依賴中國，倘若北京出於政治目的採取手段，將使台灣產業遭受衝擊，這正是武器化相互依賴在礦產領域的風險。 (示意圖/美聯社)
國際上的戰略資源治理的借鑒
面對全球供應鏈的風險，各國和國際組織已發展出多種制度化做法，從法律到專責機構，加強戰略物資的安全治理。
法律方面，歐盟高度依賴進口的境況與台灣類似，為此在2023年提出《關鍵原物料法》(CRMA)，以提升原物料供應鏈韌性。 CRMA首先制定量化目標，到2030年，歐盟關鍵原料至少10%要能自主開採、40%自主加工、25%循環回收，同時避免任一戰略原料對單一國家依賴超過65%。
日本早在2010年即嘗到稀土製裁之苦，之後展開一系列制度性作法來降低對華依賴。 其一，日本政府立即著手建立稀土戰略儲備，由經產省補貼企業採購囤積，雖一度因搶購造成價格泡沫，但之後日本每年維持一定儲備量，作為緩衝並平抑市場。
其二，日本推動供應來源多元化，透過官民合作在海外投資開發新礦。 最典型的是2011年經濟產業省旗下的JOGMEC(日本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聯合民間企業出資1.5億美元入股澳洲Lynas稀土公司，換取穩定供給權。 此舉幫助Lynas度過財務危機，現已提供全球約12%的稀土產量，日本自中國進口比率也從90%以上降至50-60%。
其三，日本強化體制整合：近年將JOGMEC升級為日本國家能源和金屬安全機構，賦予其一站式統籌礦產政策的職能。 該機構統合資源探勘、開發融資、儲備管理功能，使政策協調更有效率。
台灣可考慮成立類似戰略物資安全委員會的組織，統合各部門權責，掌管資源調查、海外投資、庫存管理等事宜。 亦可考慮在預算中編列專款，用於獎勵企業開發替代來源或進行儲備，以減少政府單獨承擔成本。
醫藥與關鍵礦產供應鏈韌性可參考美國的案例，在醫藥方面，繼COVID-19暴露藥品供應弱點後，美國政府著手建立藥品與API戰略庫存。 2020年美國FDA發布關鍵藥品清單，包括100種必需葯，並透過國防生產法資金支持，以及建立戰略原料葯庫存(SAPIR)。
在礦產與工業方面，美國重啟國防生產法和國家國防儲備，投入巨額預算支持國內生產及儲備鋰電池材料、稀土磁體等關鍵品。 美國還牽頭成立礦物安全夥伴關係(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與盟國協力開發多元供應鏈。
美國以產業政策結合國安政策，從需求端和供給端雙管齊下，提升戰略資源自主掌控度。 台灣雖難有美國般的財力規模，但可在制度設計上借鑒，研擬「關鍵物資存儲法」，明列必需品清單和庫存目標; 運用政府採購長約誘導國內囤積; 並善用與美日歐的合作計劃，爭取加入共享供應情報和緊急調度的機制。
建立整合式戰略資源管理機制
面對脆弱的資源依賴狀況與國際脅迫風險，台灣亟需超前部署，在能源、礦產、糧食、醫藥、水資源五大領域構建整合式的戰略資源統籌管理機制。 以下為核心建議要點：
盤點清單與分級管理：由行政院層級主導進行全國戰略資源盤點，制定明確的戰略物資清單。 依重要性與緊迫性將物資分級，例如：一級為即時影響國計民生，如石油、天然氣、糧食、藥品、水處理劑，二級為中期關鍵產業，如稀土、鎢、半導體原料等，三級為一般重要。 清單應定期滾動更新，以反映科技發展，氫能材料、關鍵半導體設備零件等未來可能納入。
建立「戰略資源儀錶板」監測系統：設計一套可視化儀錶板監測關鍵指標。 主要指標至少包括：庫存天數(DoC)、來源集中度(HHI指數)，超過閾值則啟動分散採購計劃、復原時間(TTR)：預估某物資供應中斷後重建供應鏈所需時間、替代彈性，以等級量化(高、中、低替代性)。 透過上述關鍵績效指標，建立直觀圖表儀錶板供決策者使用，每月由專責單位更新，到達預警指標，政府便介入調節。
法制化與組織調整：建議研擬《戰略資源安全法》或相關修法，為上述機制提供法律依據。 例如：授權政府可在平時要求業者維持最低庫存; 規定進口多元化義務; 賦予政府緊急徵用、價格管制權以防危機囤積哄抬等。
組織方面，可考慮在行政機構下設戰略物資安全委員會或辦公室，一如此次花蓮救災由政務委員統籌管理。 亦可參考日本，將公營事業或研究單位整並，成立國家資源安全院，專責執行數據搜集、國際談判與緊急調度。 法制與組織變革的目的，在於打破現行的碎片化管理。
戰備儲備與庫存管理：對於無法快速自產且替代性低的物資，如天然氣、某些API、重要穀物，政府應直接或通過公營事業擴充儲備設施。 同時，可效法美國建立原料備用庫概念，對一些製造關鍵但保存期長的原物料，預先大量囤積在安全地點，緊急時支援產線繼續運作。 戰備儲備需要預算支持，建議設立戰略物資儲備基金，來源可為年度預算撥款，或是超額稅收挹注，實現「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供應多元與公私協作：戰略資源安全不僅在量，更在於供應結構的安全。 政府應制定來源多元化計劃，鼓勵和支持企業從更多國家進口，以及發展國內替代。 政府提供進口保險或補貼，讓企業從非中國來源採購稍貴原料時，政府分擔差價，誘導其調整供應鏈; 推動國際合作生產，與美日歐簽署關鍵物資合作備忘錄，在盟邦投資併購礦山或工廠，共享產出配額(日本JOGMEC模式)。
公私協作方面，政府可設立產業聯防平台，定期召集能源、半導體、食品、製藥、水資源等關鍵產業協會研商供應風險，信息共享。 平時由產業提報庫存和需求，政府提供國際情資與預警，雙方協力優化庫存配置。
最後，從長遠來看，要提高替代彈性，得做到「斷一料而不癱」，運用台灣的技術創新優勢，對沖資源武器化。 政府應支持研發和引進替代技術，降低對單一資源的剛性依賴。
例如：發展再生能源與儲能技術，部分替代天然氣發電; 推廣循環經濟，加強金屬回收，減少原生礦依賴; 研發創新材料，如尋找不使用稀土的馬達; 鼓勵農業使用有機肥部分替代化肥，或運用光電優勢，發展室內垂直農場以備糧食不足; 支持仿製葯產業升級等，至少實現最小程度的自給，滿足部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