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中共极权仍在 文革遗产代代传
（中央社台北17日电）经济学家许成钢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研究闻名，分析时语气温和、娓娓道来。很难想像，他曾是红卫兵打击的对象，也曾是与父亲划清界线的青少年，还曾在农村体验艰辛生活，并历经关押监禁的绝望生活。激情、困惑、努力思考，贯穿了他的文化大革命10年经历。
近年完成学术著作「制度基因」的许成钢，从制度的角度看待文革的产生及遗产。他说，文革本身就是制度的产物，然后又带来制度的变化。如果只看到为了避开文革灾难而成功经济改革，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从很多方面帮助共产党生存到现在。
他强调，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是把中国从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制度变成了中国式的极权主义制度，并且继续生根，影响后世。
●文革改变中国制度 强化「区管式极权制」
相较于苏联式的完全中央极权，许成钢主张，文革强化了属于中国特色的「区管式极权制」，也就是权力下放到地方，削弱了领袖之外的中央领导人和部门权力。这项制度从文革之前的「大跃进」就开始，但是大跃进没有成功，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实际上这项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是靠文化大革命来完成。
许成钢说，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就是按照苏联的方式运作，企业基本都在中央的直接控制下；到了大跃进时期，有超过9成由中央控制的企业下放地方，变成了省的企业、市的企业、县的企业，大跃进希望用地方之间的比赛来取代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
文革时期，主管中央计划经济的委员会都没有了。在军事方面，中央手里掌握住核武器和飞弹，其他如造飞机、造坦克和军舰等都在地方。文革后来没办法收场，1968、1969年时，中央还是靠军队全面军管。
他说，这种从中央到地方放权的改变，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军抗争、最后取得政权的过程相关，中共的政权和武装部队当时就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这是很重要的背景。加上毛泽东后来要跟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竞争，他认为中共有更好的制度优势，就是以地方竞争提供动力。
其结果是，不但市场经济消灭了，中央计划经济也消灭了；既没有市场，又没有中央计划，让地方去竞争的结果，变成地方虚报产量的吹牛竞赛，中央无法掌握完整情况，混乱之下，大跃进就变成了大饥荒。
许成钢说，毛泽东没有放弃，文化大革命实际就是在完成大跃进没有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从制度变化的角度来看文革。
●阶级仇恨教育 政治运动血腥残暴
文化大革命的一半是改变制度，另一半则是「反修防修」（「修」指修正主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阶级斗争，也就是外界看到文革血腥残暴的那一面。
阶级斗争和大跃进什么关系？许成钢说，因为大跃进是非常惨痛的失败，共产党必须要找替罪羔羊，阶级斗争就是替罪的办法，把大跃进的惨痛失败推给「阶级敌人破坏」。阶级斗争一箭双雕，既可打击苏修（指走上修正主义的苏联），又为国内问题找替罪羊，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初，就把阶级斗争推到了最高的地方。
他说，「我自己是那一代人，我完全清楚这是怎么过来的，充满了阶级仇恨，所以文化革命的时候，人们见到的那些没有人性的那些行为，都是因为他们是阶级仇恨带来。」这些被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不认亲人、朋友，只跟共产党走。
他强调，中共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为什么1989年中共可以派坦克进到北京来，军人用坦克和机关枪来打死中国人自己？这跟过去一贯的教育和训练全都是一致。
●民众冒死武斗 文革不只是权贵斗争
中共建政后就发动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但文革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从破坏党政制度开始的革命，毛泽东打乱了中共自己建立的秩序，一时间各个群体都无所适从。
1966年，许成钢还是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学生。他的父亲许良英已经被打成右派。由于出身不好，所以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许成钢就变成了红卫兵打击的对象。包含他在内的许多同学，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教育长大的，都相信党，也崇拜毛泽东，想为共产党做事，但是忽然之间变成了被革命对象，这让他非常困惑。
正当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还有时任总理周恩来告诉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说过去打击他们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他们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的。当时许成钢就在北京清华大学，现场听周恩来宣布这些事，于是「造反派」起头了。
文革之初，学生组织成立红卫兵，最早这批人都是干部子弟，他们获得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得到了「砸烂旧世界」的授权。后来另一批起来的造反派，则可以视为普通人的后代，这两类人可看作不同的阶级。
到了1967年，「造反派」在各地夺权，「保守派」尽力反抗，全中国很多地方都展开血腥的武斗。有些城市坦克开出来了，大炮支起来了，机关枪也出动。当时许成钢强烈感觉到，这么多不同的社会阶层或团体愿意参加「武斗」，冒死而战，这背后肯定有自身的利益，就好比他原本出身不好现在却获得反抗机会，这就攸关自己的利益。
每一方都号称保卫毛主席，事实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不同意把文革简单解释成毛泽东想透过群众运动整掉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阴谋。
社会矛盾被激化，民众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加上阶级教育以及对领袖的极端崇拜，就出现了一幕幕疯狂残酷的斗争景象。
●中共本质未变 对港对台有文革遗产
文革会不会重来或者「回潮」，是许多人的疑问。
许成钢说，共产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靠的是警察，包括正式警察和便衣警察，以及鼓励告密。在毛泽东领导下，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给转换成了「群众专政」，他不用警察，而是煽动群众，让群众去识别谁是敌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革命迫害的人如此之多，远远超过斯大林（史达林）」。
据他说，史达林迫害的人占苏联人口的不到2%，这样的人口数已经相当多，而文革迫害的中国人是1/7的人口。怎么能迫害这么多人？靠的就是群众专政。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和文革时候不一样，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斯大林式的，它迫害的人数不会有那么多了。不要以为它不是文化革命式的了，它就变好人了，没有这个道理的。」
许成钢表示，现在的中国不会是像文革时候那样的表现，「因为人们会觉得这是totally crazy（完全疯狂），而且也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领袖」。毛泽东敢，因为他知道人们都崇拜他，但是当前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知道人们并不崇拜他，从现在的社会管治方法和官场、军队的清洗就可以看出来。他强调：「没有很强的个人崇拜，文化革命搞不了。」
但是，文革时的残忍仍留在人的脑子里，而且他认为，比个人的道德层面来得更危险的，是共产党的煽动能力，近期具体例子就是香港。
许成钢表示，2019年香港「反送中」示威后，中共成功煽动大陆的民众「憎恨香港人」。哪怕有些人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但在当时，大陆人几乎是一面倒，对于香港发生的事情能有比较客观认识的人非常少。对台湾也是一样，所谓「留岛不留人」的说法是非常残暴的，但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少，「这个东西就是文化革命留下来的」。
当前中国的青年、壮年在文革的时候还没出生，或是还小，他们怎么会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许成钢说，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整套的意识形态是一代一代传的，其中最大的部分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他们的父母或爷爷、奶奶自己就受到中共教育洗脑，然后再教给他们的孩子，就这样传下来的。
●后文革时代 极权已成中国制度基因
许成钢受访时说，要认识中国是怎么回事，必须知道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什么，以及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遗产是什么，就是反对人道主义。这遗产是中国共产党随时可以拿来用的。
他在「制度基因」里写道，文革造就了大量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之后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质疑共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制本身，他们反对的只是极端的个人迷信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他们只是希望恢复经济和秩序。少数思想「开放」的人希望在保持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市场发展，也有「保守」的人希望回到1950年代的苏联式制度。
「制度基因」一书中说，即便在持不同政见者里，多数人也仍然生活在恐怖中，质疑极权制和极权主义的人数极少，而且既不能发声，也不能交流。这表明「区管式极权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的制度基因，也决定了中国步入民主宪政历程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