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届唐奖汉学奖由中国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获得。作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本土学者，葛兆光肯定唐奖让汉学受到国际瞩目，并认为汉学研究者承担著与世界对话的职责，盼望汉学未来能进一步提升到世界高度。
谈及获奖心情，葛兆光谦虚地表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和他一样有资格获得唐奖汉学奖的人很多，选中了他，令他感到意外、惶恐与感恩。同时，在他得知获奖消息后不久，就得知唐奖创办人尹衍梁去世的消息，「尤其他跟我是同岁」，也令他觉得有点伤感。
在葛兆光看来，汉学在生命中的意义不仅是职业或志向，甚至用「天职」形容也不够。他给出一个词汇，叫做「再生」。
葛兆光生长于中国，因为文革的缘故，1966年初中毕业以后整整12年没有上过学，直到1978年28岁时，才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他说，汉学对自己而言，「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人生的前途，有一次再生的机会」。
他说，自己眼中的中国文史、中国的过去，不只是简单的历史或文献，「实际上我看到的是历史非常复杂的那一面，它有很光荣的，也有很屈辱的，或者说也是一堆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些活生生的历史」。
和葛兆光一样，从1980年代开始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们 ，往往带有自己的经验感受和理想，甚至有著与传统中国「连在一起」的感觉。他说，「说得大一点，实际上我们也承担著跟世界对话的职责」。
葛兆光指出，「尤其中国国内的人做汉学研究，与中国国外的人做汉学研究，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在中国研究传统中国的优势，不仅是拥有最丰富、最多的资料，同时也有对中国问题本身的切身关怀，「他不是隔岸看花，他是身在此山中」。
葛兆光提到，他曾给第四届唐奖汉学奖得主王赓武写过一篇评论，内容就是讨论「山中人和山外人有很明显的区别」，「山中人」对中国历史的关怀里，带有对现实中国的思考、焦虑与关心，但同时也会有「当局者迷」的问题，因此也需要山外人来看中国。
他表示，例如王赓武站在东南亚所看到的中国，就与身在中国的学者们所看到的不一样，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可能忽略的问题。但葛兆光也指出，海外学者可能会将中国「对象化」，将中国变成「他者」、一个被分析的文本，他们的关切就无法那么切身。
葛兆光认为，中国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是「互补的」，他也期许，「中国大陆学者应该承担我们说的汉学里面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因为这是你的国家」。
葛兆光同时也肯定，因为有唐奖的缘故，使国际对汉学有更高的关注。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可是研究中国的方法途径和形式可以是多个的」，过去6届唐奖汉学奖得主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国，也使中国研究更加国际化、多元化。
他期待，将来汉学能够成为国际瞩目的领域，未来跟印度学、波斯学、埃及学、日本学等领域形成对话，「我希望唐奖不仅能在中国大陆，而且能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推展汉学，而且把汉学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带有全世界意义的这种学问和理论的高度」。
谈及给后进历史学者的鼓励，葛兆光笑说，他平时很害怕做青年导师，因此引用三句胡适的话给后辈学者。
第一句话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这是做学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第二句话是，「拿证据来」，胡适非常重视这一点，也是做学问的必要条件；第三句话是「你说一句话，要记住这句话在社会上的影响；你每走一步，你都要记住这一步给社会的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大我」，也是做学问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