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月底将20家日本实体列为出口管制对象，是今年来第二次对日本打出「稀土牌」。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原本用于国家安全管理的出口管制，已成为北京处理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工具。
报导指出，上月底，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为出口管制对象，禁止向它们出口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物资，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这是今年来中国对日本采取的第二轮出口管制，也标志著北京越来越频繁地将出口管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
根据中国官方定义，出口管制是指对军民两用物项、军品、核以及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的出口，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性措施。
但如今中国的商品销往全球各地，但对于一些特定物资，中国政府不仅限制它们出口，还将其作为武器使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吴心伯梳理了中国出口管制演变的三个主要阶段。上世纪90年代，美国推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时，要求对核武器进行出口管制。为履行国际防扩散义务，中国开始制定出口管制法规，主要针对军品和核等相关物资。这是出口管制的第一阶段。
2010年，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台附近发生撞船事件后，北京在短期内收紧对日稀土出口。这标志著中国出口管制的第二阶段，但这张「稀土牌」只是个特例，并没有引发政策和制度上的明显变化。
近两年来，中国的出口管制对象涵盖越来越多关键矿产，并拓展到供应链节点。经过数次出口管制清单调整，17种稀土元素中，目前已有12种被中国实施严格出口管制。
吴心伯总结，过去几年中国出口管制发展迅速，一方面是为了反制美国的经贸打压和科技围堵，一方面是意识到自身在特定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并主动将其转化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
中国民间智库海颐智库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陈洋解读，和今年2月的对日出口管控名单相比，6月发布的名单将日本防卫研究机构以及三菱重工等防务产业链关联实体列入管控，呈现范围扩大、针对性增强、持续施压的特征，「中国已经把对日出口管制从临时反制工具，逐步制度化、常态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诸葛森（Jason Bedford）指出，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虽然在形式上仍被定义为国安措施，但在实践中已被用作更广泛的经济战略工具。
诸葛森认为，「一个重要的改变在于，中国不仅是在狭义的法律意义上限制特定商品，而是越来越多地针对全球供应链中难以替代中国原材料的战略瓶颈。」
除了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出击，中国也将出口管制从原材料延伸到先进技术。去年下半年，中国已接连将部分先进锂电技术和稀土全链条技术纳入出口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