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出生那一刻起，就是國家想要抹掉的生命。我出生在一個年代——
國家決定誰可以活，誰必須死。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一個孩子不是家庭的希望，而是國家人口計劃里的「一個數字」。我的出生，被那個時代的政策歸類為「違規、生錯、必須處理」。
我，是一個本來不被允許存在的生命。
我媽媽懷上我後，第一件事不是高興，而是害怕。她必須馬上逃。她挺著六個月的肚子東躲西藏，從姑姑家到舅舅家，再到遠房親戚家，像一個背著罪名的人，被迫以「懷孕的身體」逃亡。而村裡的牆上，刷著刺眼的大字： 「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這不是宣傳語，這是威脅。這是命令。這是極權對普通婦女和孩子最赤裸的暴力。所有人都明白：如果被發現，就會被抓走、強行引產；如果逃不掉，全家都會被懲罰。我的生命，從第一天起就是「被追捕的生命」。
政策執行者找不到我媽，就開始懲罰家裡。他們闖進家門，翻箱倒櫃，把鍋碗瓢盆、糧食衣物、能拿走的全部拿走。而最殘忍的是，他們把我家養的兩頭一百多斤的大豬趕上村裡電影院的樓頂，讓它們在烈日與寒風中折磨三天三夜，奄奄一息。他們用這種方式逼迫我媽現身——用一條生命折磨另一條生命，只為了強迫一個女人放棄她肚子里的孩子。那句口號「扒房牽牛」，在我家變成了現實。房沒被扒，但牛（豬）被牽走了。那不是政策，而是報復；不是管理，而是迫害。
經過六個月的逃亡，我媽還是被抓到了。計劃生育幹部強行把她押送到衛生院，安排引產。她沒有選擇權，沒有人問她願不願意。在制度眼中，她是「違規者」，而我，是必須被終結的「數字」。那一天，本來是我生命應該戛然而止的日子。但命運在那個夜晚微微鬆了一下：負責的醫生臨時無暇安排手術，
引產需要推遲到第二天。在那短短一夜裡，我媽拚命尋找機會，最終冒著可能被抓回、甚至被毆打的風險，從醫院逃了出去。那一刻，我的生命被重新撿了回來。不是因為制度仁慈，不是因為法律保護，而是因為一個母親的絕望與反抗。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宣傳口號、牆體標語、懲罰手段，並不是偏差和個案。
它們就是體制的本質。這個體制幾十年里：用強制引產摧毀無數女性的身體，用結紮完成政績，用抄家和罰款迫害窮人，用「扒房牽牛」的方式羞辱整個家庭，用暴力執行政治命令。它不尊重生命，不尊重母親，不尊重孩子，更不尊重最基本的人的尊嚴。計劃生育不是「政策錯誤」。它是國家級暴力工程，是一場系統性的對中國家庭的集體傷害。
中國有多少像我一樣的孩子？多少被終止、被引產、被溺死的嬰兒？多少家庭至今不敢提起那段歷史？多少母親的傷痛永遠沒有機會癒合？那些孩子沒有機會開口。那些母親沒有機會控訴。那些家庭沒有機會追問。我活下來，就是他們的倖存者之一。而倖存者，有責任發聲。
我曾是一個「不準出生的人」。但今天，我用我當年的倖存，來控訴那個曾想抹去我的體制。只要我還在寫、還在說，他們當年想奪走的那條生命，就不會白白來過一場。
——彭小梅
寫於美國 2025 年
來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