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广场

在许多中国人的童年记忆里，“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日常存在。它刷在村口的白墙上，写在学校的围墙上，也贴在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门口。人们每天路过、抬头、低头，它就在那里，像一句无需解释的命令。那时，生育不再是家庭内部的决定，而是一项被严格管理的公共事务。是否响应号召，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在社区中的位置，也关系到个人是否被视为觉悟高。从那个阶段开始，生育权第一次被系统性地从个人和家庭手中抽离出来，交给了国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以“人口增长过快将拖累经济发展”为理由，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套政策并非简单的人口调控措施，而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被赋予了“科学”“理性”和“长远利益”的合法性。少生，被描绘成一种责任；顺从，被视为一种美德。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人们被反复告知：少生一个孩子，国家就能更快发展； 缩小家庭规模，是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种叙事框架下，质疑几乎不可能存在。对政策的不同意见，很容易被简化为“不顾大局”“自私”“思想落后”。当政治口号披上科学与集体利益的外衣，个人权利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讨论空间。 如果说政策文本还停留在纸面，那么在基层，它的执行方式却异常直接。在城乡各地，尤其是在农村，女性成为这一制度最直接、也最沉默的承受者。强制上环、强制结扎、强制引产，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在特定时期被默许、甚至被制度化的手段。很多女性并未被充分告知风险，也没有真正的拒绝权利。生育，从一种自然的生命过程，变成了需要被层层审批、反复核查的指标；女性的身体，则被视为可以随时介入、随时调整的“管理对象”。 在当时的体制中，计划生育并非“可选任务”。干部的升迁、单位的评优、集体的政绩，往往与“达标率”直接挂钩。在这样的考核逻辑下，对个体的尊重反而成了一种失职。制度的冷酷，并不需要个人的恶意，只需要服从。 在官方叙事中，计划生育的“成功”常常通过...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5年12月14日，本网获悉：因赴京看病遭强迫失踪的湖北省大冶市人权捍卫者尹旭安至今已逾4个月。 尹旭安自8月11日赴京看病被拦截遣返，至今已逾4个月音讯全无；家属委托律师两次到当地寻找无果；政府部门相互推诿。 尹旭安自2007年开始维权，参与围观声援等抗争活动；多次被捕，劳教、关黑监狱；两次入狱，服刑八年。最近一次曾遭判刑4年6个月，狱中境况及身体就很差，刑满释放后又被非法拘禁1年4个多月后被才释放回家，其经历用四个字“生不如死”形容，身体状况特别差。尹旭安重病在身，极高危高血压，血压最高时达到高压300/低压220，冠心病严重，急需做手术。8月初，尹旭安赴京看病，最终于2025年8月11日晚上在北京上120急救车时被当局绑架，遭拦截遣返，现在已失联4个多月了，至今仍处于强迫失踪状态，音讯全无。 尹旭安去北京纯属病情严重去看病，竟然中共当局屡遭到拦截，对其强迫失踪非法关押，这是对其生命健康权的严重践踏。 尹旭安简介：1974年8月27日出生，湖北省大冶市人，原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村民，公益维权公民，民主人士，政治犯Ӎ...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5年12月13日，本网获悉：获刑3年8个月的临汾圣约家园教案李洁妻子李姗姗今天致信李洁传道所在的太原第二监狱的领导们，要求他们依法保障李洁狱中的合法权利。 其信中内容如下： 1、请太原市第二监狱能严格执行《监狱法》的规定，确保包括李洁在内的服刑人员会见家属的时间为30分钟至1小时。 因为这是太原二监公众号上明确写的时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关于服刑人员会见的规定，其中第四十条这样写：“服刑人员会见亲属、监护人，一般每月1次，每次30分钟至1小时。” 而太原市第二监狱对新人的会见时间降格到10分钟，这属于监狱内部的操作规程，一切的操作规程本是为了法律更好的实施，以实现法律的公义与良善，而不是与法律规定相抵触。 2、李洁从10月29日送达太原二监到如今，都没有卫生纸，没有肥皂，没有毛巾，没有牙刷等基本生活用品。 请太原市第二监尽快给李洁办理“白名单”手续。我在会见的当天已经把“白名单”办理手续材料交给当天五监区的工作人员。在没有办好手续前，请监狱按照《监狱法》给李洁提供基本生活用品，包括牙刷、牙膏、毛巾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