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廣場

我從出生那一刻起，就是國家想要抹掉的生命。我出生在一個年代—— 國家決定誰可以活，誰必須死。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一個孩子不是家庭的希望，而是國家人口計劃里的「一個數字」。我的出生，被那個時代的政策歸類為「違規、生錯、必須處理」。 我，是一個本來不被允許存在的生命。 我媽媽懷上我後，第一件事不是高興，而是害怕。她必須馬上逃。她挺著六個月的肚子東躲西藏，從姑姑家到舅舅家，再到遠房親戚家，像一個背著罪名的人，被迫以「懷孕的身體」逃亡。而村裡的牆上，刷著刺眼的大字： 「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這不是宣傳語，這是威脅。這是命令。這是極權對普通婦女和孩子最赤裸的暴力。所有人都明白：如果被發現，就會被抓走、強行引產；如果逃不掉，全家都會被懲罰。我的生命，從第一天起就是「被追捕的生命」。 政策執行者找不到我媽，就開始懲罰家裡。他們闖進家門，翻箱倒櫃，把鍋碗瓢盆、糧食衣物、能拿走的全部拿走。而最殘忍的是，他們把我家養的兩頭一百多斤的大豬趕上村裡電影院的樓頂，讓它們在烈日與寒風中折磨三天三夜，奄奄一息。他們用這種方式逼迫我媽現身——用一條生命折磨另一條生命，只為了強迫一個女人放棄她肚子里的孩子。那句口號「扒房牽牛」，在我家變成了現實。房沒被扒，但牛（豬）被牽走了。那不是政策，而是報復；不是管理，而是迫害。 經過六個月的逃亡，我媽還是被抓到了。計劃生育幹部強行把她押送到衛生院，安排引產。她沒有選擇權，沒有人問她願不願意。在制度眼中，她是「違規者」，而我，是必須被終結的「數字」。那一天，本來是我生命應該戛然而止的日子。但命運在那個夜晚微微鬆了一下：負責的醫生臨時無暇安排手術， 引產需要推遲到第二天。在那短短一夜裡，我媽拚命尋找機會，最終冒著可能被抓回、甚至被毆打的風險，從醫院逃了出去。那一刻，我的生命被重新撿了回來。不是因為制度仁慈，不是因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