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大象腳下的FC·康拉迪，原本很喜歡大象，他堅信它們是值得人信任的生物。
作為南非岡瓦納私人野生動物保護區的聯合創始人，他致力於在這片灌木與丘陵交錯的土地上重建瀕危的凡波斯生態系統，並率先將大象重新引入這一區域，形成了兩百年來南非南部第一支自由繁殖的象群。
但尊重與熱愛，無法消弭野性的衝動。7月22日清晨，康拉迪在保護區內巡視時，試圖引導一群大象離開遊客住宿區，卻遭到其中一頭雄象的突然衝撞和踩踏，當場身亡。當緊急救援人員到達時，大象已經離開。
這一幕令人震驚的意外，奪去了康拉迪年輕的生命。他今年39歲，有深愛的妻子，三個年幼的孩子，擁有百萬身家，很多與他共事過的人都稱他友善、正直、富有遠見，對生態保護作出了突出貢獻。
襲擊他的是一頭非洲象，是非洲最大的陸生哺乳動物。成年雄象體重可達六噸，肩高超過四米，擁有極強的領地意識和應激反應，尤其在發情期期間，行為更加不可預測。
在這裡生活的野生動物遵循的是自然邏輯。就像那頭突然衝撞了康拉迪的雄象——沒有預警，也沒有猶豫。
目前，事件仍在調查當中。但據多家外媒報道及園區內部人士描述，襲擊康拉迪的極有可能是去年曾造成死亡事件的同一象群。
在那起事件中，一名36歲的導遊在引導一群羊穿過生態帳篷小屋時，遭到一頭名叫「邦尼」的母象攻擊，被拖入灌木叢，之後又被象群反覆踐踏。
去年在同一園區被大象襲擊身亡的導遊
大象攻擊人類，正變得越來越頻繁。問題不限於南非，全世界都如此。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數據，過去七年間，肯亞有超過200人被大象殺死。在印度，2019年至2024年間，共有2869人在大象襲擊中喪生，其中，喀拉拉邦的數據在過去5年翻了一倍，人象矛盾，還引發了當地居民與政府間的衝突。
而泰國，多年瀕危後的野生象，近幾年襲擊人類的案例也變得頻繁。近在中國的雲南，野象數量進入快速增長期，已從1976年的140多頭增長到2023年的300多頭。當地林草局表示，野象甚至出現了嬰兒潮。
可見，人象矛盾，正在變成一個全球性的複雜問題。而南非的悲劇則提醒人們，人與象的衝突中，試圖馴服這些野生的龐然巨物，終是玩火自焚。
康拉迪生前與妻子的合影
碰撞
野生動物的行動依據是天性，而非意圖。
而岡瓦納保護區所依循的，卻是一種更複雜的人類邏輯：作為南非規模最大，橫跨近110平方公里的私人野生動物保護區之一，它既是一片生態修復的實驗地，也是一處高端旅遊目的地。
據報道，岡瓦納保護區是外國遊客和名人常造訪的熱門景點。官方報價顯示，一晚雙人套餐的住宿價格通常在600至900美元之間。
生態保護和旅遊項目的雙重角色，在當地並不少見。私人保護區制度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南非興起以來，至今已覆蓋全國超過三百個區域，佔據全國土地總面積的6%以上。
園區及住宿
相比政府管理的國家公園，私人保護區更加靈活，也更依賴來自旅遊業和私人資本的資金維繫日常運轉。
正因為如此，保護區的存在本身就帶有一種悖論：它既要吸引人靠近野生動物，又必須敏銳地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邊界。
康拉迪並非魯莽的「冒險家」，他擁有紮實的專業背景——主修動物學，另獲得商業、動物研究與市場營銷等多個學位。
工作中，他常親自走進保護區，觀察象群的生活狀態，用鏡頭記錄它們的日常。據保護區員工回憶，康拉迪雖多次表達對大象的熱愛，但也不斷提醒大家「別忘記它們雖住在保護區，卻依然野性未馴」。
他所身處的，正是那種微妙的平衡——在生態保護、野生動物安全與旅遊經營之間拉扯出的一張脆弱大網。
康拉迪記錄象群日常
康拉迪越靠近這份野性，就越有可能進一步摸索出人類與動物共處的邊界。他做的不是簡單的管理，而是在倡導一個人類與野生動物能夠在尊重與理解中共存的未來。正是這種致命的想法，進一步讓他滑向危險境地。
這不是岡瓦納第一次發生大象傷人的悲劇。
一年多前，同樣在這片土地上，一名年僅36歲的導遊被象群踩踏身亡，遺體幾乎無法辨認。更令人心寒的是，園方並未主動通知其家屬，死者的妻子還是通過Facebook才得知丈夫的死訊。
據一位友人透露，園區不僅沒有提供任何經濟補償，也沒有幫助其遺孀撫養年幼的兒子。
在這裡，一切看上去是那麼和諧，邊界卻脆弱得一觸即破。
象的憤怒
康拉迪的死亡，並非孤例。每年，非洲多地都發生因大象襲擊造成人員傷亡的悲劇。
僅在幾個月前，尚比亞南盧安瓜國家公園，一頭帶崽母象突然襲擊兩名參加徒步旅行的遊客。當時，她們正前往另一個營地，看到大象的蹤跡後，當即決定改道，導遊也鳴槍示警，但未能阻止悲劇的發生。而在更早些時候，一名護林員和一名遊客也分別因象群踩踏喪生。
尚比亞南盧安瓜國家公園象群
儘管大象不是獵食者，但它們仍是野外最具殺傷力的哺乳動物之一。
近年來，隨著生態旅遊的興起，步行導覽與乘車觀賞成為人們親近野生動物的熱門方式。但這種看似「安全和諧」的生態旅遊方式，反而成為危險的誘因。
去年，在尚比亞卡富國家公園，一頭雄性大象衝撞並掀翻了一輛專為觀光設計的野外旅遊車，造成一名79歲美國遊客死亡，數人受傷；而在利文斯通市附近，一位64歲的女性遊客在觀象途中被象群拖出車外，當場踐踏身亡。
尚比亞卡富國家公園大象沖翻旅遊車
生態行為學者Chase LaDue曾指出，遊客車輛常常停在不合適的位置，或被植被遮擋，從而使得大象無法獲得足夠的迴避空間。驅車靠近象群時，人們並不知道它們三十分鐘前經歷了什麼——也許它們剛剛從某種壓力中脫身，卻在人類的靠近中再度被驚擾。
象的憤怒，不一定有明確目標，人的靠近也不總意味著惡意。但在信息不對稱與習性錯讀之間，這種衝突註定頻繁而危險——尤其人們抱著浪漫幻想接近野生動物，卻低估了它們本能反應的烈度與不可預測性。
儘管許多保護區和國家公園運營良好，已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大象的習性，努力為它們保留足夠的活動空間與原始生態結構，但根本的問題在於：遊客的觀看欲，與野生動物的生存需求，本就不是天然契合的關係。即便所有規則被遵守，誤解和衝突仍可能在瞬間發生。
越是接近「真正的自然」，越容易吸引人們以「原生態」的名義前來靠近、體驗、凝視。而當這樣一片土地在市場邏輯中成為熱門景點，自然的秩序必將受到撼動。
岡瓦納私人野生動物保護區大象
這也是為什麼與媒體上諸多悼念康拉迪的聲音不同，社交平台上的討論更為尖銳。
有人評論道：「他擁有一座私人野生動物保護區，最後死在自己保護的大象腳下。這不是悲劇，是諷刺。」
私人野生動物保護區，這一看似高尚的生態設想，在實踐中可能並不僅是自然理想的延伸，更與財富、管理權力與倫理邊界密切交織。
人類需要捫心自問的是，在這樣的保護區，人們到底在用何種方式看待野生動物？是以生態共生為前提的理解與尊重，還是以觀賞與管理為邏輯的干預與操控？
誰的家園
人象衝突不只發生在保護區。對生活在印度、泰國等亞洲象分布區的人們而言，這是一場更瑣碎、更日常、卻更難逃避的拉鋸。
大象是泰國的國寶，在佛教與王室文化中擁有崇高地位。1986年，亞洲象被列為瀕危物種。此後數十年，泰國政府通過立法禁止狩獵、推動象群保育與野放項目，使野生象數量從2018年的約3000頭增長至2023年的4400多頭，保育成果初見成效。
但泰國政府積極擁抱亞洲象回歸的同時，也在大興土木，推動泰國東部經濟走廊的開發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野外棲息地持續壓縮，大象開始頻繁出沒於村莊邊緣，進入果園、穿越稻田——與人類生活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生態學者將此現象稱為「棲息地破碎化」。
根據泰國國家公園、野生動物和植物保護部的數據，泰國每年平均有約20人死於野象襲擊。
去年，在泰國東部一處村莊，Boonsri Pakdee的丈夫死於一頭雄性野象的踩踏。事發地距家門不足兩百米。當時，他正穿過自家種植園，遭遇村民稱作「黃仔」的大象。被發現時，他的屍體已經撕裂，四周散落著驅象未果的「乒乓炸彈」殘片。這些自製的迷你炸藥，是當地人為數不多的防禦工具。
乒乓炸彈
十年前，Boonsri這一代人甚至未曾在村裡見過大象。
「它們抓起人，拍向樹榦，有時會踩踏，甚至用象牙確認你是否還活著，它們可以像玩洋娃娃一樣玩弄屍體」，泰國東方大象教育中心研究員Taan Wannagul說，「它們並不以攻擊為目的，但人類投擲乒乓彈、製造巨大噪音驅趕大象，會使它們變得更加緊張、具有攻擊性。」
在北柳府這個人象衝突更為嚴峻的地區，不少居民甚至公開指責政府「將大象的命看得比人更重要」。
「我認為這不公平，需要更多的平衡」，當地村民Wannakham說，「如果有人死亡，政府最多提供5萬泰銖（約1.1萬人民幣）的賠償；但如果一個人殺死了一頭大象，罰款至少是20萬泰銖（約4.4萬人民幣），還可能入獄。」
泰國北柳府野生動物保護區人象衝突致人死亡
與此同時，對於大象來說，甘蔗、香蕉和水稻是極具吸引力的食物。但當它們席捲農田後，泰國政府對莊稼毀損的賠償遠不足額，導致許多家庭陷入債務之中。普通人與野象之間的矛盾，在政府舉棋不定、傾斜失衡的干預中越發激烈。
而在另一端的印度，這一矛盾的烈度已經推至極限。
印度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亞洲象，約佔全球總數的60%。這些象群自古便活動於印度南部、東北部與喜馬拉雅山麓，大多數印度教徒也將其視為神聖的化身。
然而，快速城市化正在改寫這段古老的共處歷史。林地被砍伐，公路與鐵路貫穿象群必經之路，原有的遷徙通道，被切割成一塊塊孤島。象群失去了完整的棲息地，也失去了與人類保持安全距離的空間。
「印度的保護區總面積不到5%，但有數百萬人生活在其周邊」，野生動物研究中心主任Krithi Karanth說，「這意味著衝突已不再是例外。」
據官方數據，2018年至2023年，已有2000多人死於象襲——年均死亡人數是泰國的十倍之多。而象群的代價也不低：每年約百頭大象死於電擊、火車撞擊或被村民報復性捕殺。
印度大象被雷電擊中身亡
在衝突最嚴重的西孟加拉、奧里薩和賈坎德等邦，這種拉鋸近乎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村落密布、貧困率高，人類與象群的活動區域幾乎無縫銜接。脫離象群的雄象，尤其是正處「musth期（發情期）」的年輕公象，更易誤入人類聚居地，帶來致命衝撞。
為緩解衝突，印度政府試圖建立更靈活的響應機制：設立象類預警App「Haati」，組織村民志願者「象友」，沿遷徙路線部署紅外監測裝置……但廣袤的地理、薄弱的基礎設施與賠償爭議，使這些嘗試常常止於局部成效。
NGO與研究機構也介入其中，為莊稼被毀的農戶提供補償。Krithi Karanth寄望於印度人對大象的文化親和力：「或許正是因為信仰，人們才願意為大象多做一點。」但她也明白不能盲目自信，因為沒有足夠的森林，再多親和，也難以維持和平。
與泰國相比，印度的人象衝突的烈度更高、周期更長、後果更不確定。它不只是自然與人類的摩擦，更是一場關於空間、權屬與現代治理邊界的深層博弈。
儘管人象衝突不是一個全球普遍的問題，但並不意味著其他地區可以高枕無憂。不是大象，也可能是狼、熊、豹子、甚至其他尚未進入人類視野的野生動物——這場困境，終將以不同形式浮現。
真正的問題並不只是「我們要不要保護大象」，而是我們是否能承認，有些生命形式，本就難以與人類的生活邏輯並置存在。它們不被馴服，也不會退讓。它們需要的，不是拯救，而是空間。
人類也必須面對另一個更難的追問：當我們以「保護瀕危」的道德之名成功保育出越來越多的動物，卻無力為它們恢復棲息之地，我們到底是拯救了什麼？又困住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