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进错的门
2025年6月13日清晨，加州洛杉矶市区的天空阴沉，刘志强从一家华人旅馆出发，前往市中心的联邦移民法庭，准备完成一次例行报到。这本是他入境美国后例行的移民程序之一，也是他从墨西哥边境“走线”入美以来，一直遵守的规定。
按美国法律，走线入境本身是非法的，但很多人在入境后，通过申请庇护、获得I-220A文件、登记ISAP等步骤，进入了“合法程序”中的“待定身份”，在美期间被视为“合法停留”或“合规状态”，媒体与律师常称此类人为“合法存在，但非永久居民”。
过去的一年里，刘志强凭借临时工卡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当装修工，每天辛苦工作，力求偿还为“走线”而欠下的债务。
美国的移民政策要求他这样身份未定的庇护申请人，定期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报到，更新自己的信息和位置，以证明“自己并未失联”。报到手续不可延迟，不可缺席，更不能失去联系，这是刘志强时刻记在心里的铁律。
为省钱，他选择搭乘华人经营的顺风车，从西雅图拼车南下至洛杉矶。这趟行程，刘志强花了200美元，和几位同样情况的移民挤在一辆老旧面包车里，颠簸一天后抵达目的地——洛杉矶联邦大楼群中的“300号移民法庭”。
对走线移民来说，“300号移民法庭”早已是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的报到地点。这栋不起眼的联邦大楼在中文微信群和论坛里被多次提及，几乎每个移民都对这里的编号、位置、报到程序了如指掌。
然而，当刘志强抵达时，他看到的却是一扇紧闭的大门。法庭门口贴着一张简单的白色告示，上面用英文写着：“因安全考量暂停开放，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刘志强心里泛起一丝不安。过去几天，洛杉矶市因ICE频繁抓捕无证移民，局势已经变得紧张。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部分抗议演变成了暴力冲突，甚至出现了焚烧车辆和橡胶子弹的痕迹。为了控制局势，洛杉矶市长6月9日下令实施宵禁，并对包括联邦移民法庭在内的敏感区域实施了临时封闭。
但这些消息，刘志强并不知道。
他在法庭门前徘徊了十分钟，试图联系此前协助自己的律师，可电话始终无法拨通。他站在街头，四处张望，内心开始焦虑——既然到了这里，总得把事情办完。他注意到附近还有另一栋联邦建筑，上面标着“316号”。印象中，他曾在微信群中看到有人提过，那栋楼也能处理ICE相关手续。
犹豫片刻，他还是决定前往316号办公楼碰碰运气。楼前没有明显告示，安检也不严格。门口站着一位安静的接待人员，低头翻看文件，并未过问他的身份或意图。
刘志强走过去，用中文轻声说道：“我来报到。”
对方没有回应，只示意他稍等。一阵沉默过后，两名身穿制服的ICE执法人员从楼内出现，没有任何解释便将他带进了旁边的一扇侧门。
直到十一天之后，刘志强的妻子刘女士才收到丈夫的消息——这是一通几经周折才拨出的电话。刘志强已被转送到1300公里外的德州埃尔帕索移民监狱。他没办法直接拨打国际电话，只能先打给留在洛杉矶的朋友，再由朋友通过微信语音转接给国内的妻子，两个手机的听筒被紧紧贴在一起，这才勉强搭起了短暂的五分钟通话。
电话接通后，刘志强只说了一句话：
“我走错门了。”
电话很快中断，刘女士还没来得及追问更多的情况。再回拨过去，已经没人接听。
第二章｜被登记、被监禁
刘志强消失后的每一天，他的妻子刘女士都在试图寻找丈夫的下落。
在美国，所有身份未确定的移民申请人都会获得一个由国土安全部分配的“外国人登记号码”，简称A号码。
这串8到9位的数字是移民身份的唯一识别码，从入境登记、法院审理，到拘押或遣返，每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在移民部门的系统中实时更新。
对刘女士来说，这个号码成了追踪丈夫的唯一线索。
自刘志强失联那一天开始，刘女士每天反复打开移民审理系统（EOIR）的网页，输入丈夫的A号码。但每一次，她看到的都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英文提示：
“No new information available.”（没有新的更新信息。）
焦虑中，她又拨打了移民局的服务热线，请在美的华人志愿者代为查询拘押信息。志愿者们耐心地帮她拨通洛杉矶附近每一处移民拘押中心的电话，但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查无此人。”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刘女士心里发慌。
直到失联的第十一天，她才勉强接到了丈夫从美国转来的那通电话，得知他已经被转送到德州的埃尔帕索移民监狱。但即便如此，当她再次打开移民系统时，刘志强的A号码页面依旧显示着那句提示，没有任何新的变化。
这种“信息黑洞”并非偶然现象。近年来，随着美国移民拘押流程逐步被外包给私人公司运作，系统更新延迟、转送信息缺失、甚至彻底无法查证的情况屡见不鲜。很多被拘押移民的A号码在系统上长期空白，直到被遣返后很久，才会突然更新。
刘志强并非唯一一个在报到途中被拘押的华人。
事实上，6月以来，洛杉矶地区已有多起类似事件被曝光：移民在前往移民法庭或ICE办公室报到时，因为没有得到清晰的通知或指示，误入了被称为“ISAP”监管体系的办公地点，结果当场被ICE拘捕。
华人移民社群很快给这种现象取了一个名字：“316号门口事件”。刘志强正是在这个敏感节点撞进了制度的黑箱。
所谓的“ISAP”，全称是“强化出庭监管计划”（Intensive Supervision Appearance
Program），表面看，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替代拘押”措施，避免直接关押移民，而是通过佩戴电子脚环、GPS监控手机以及定期报到的形式，降低羁押成本，并确保移民能及时出庭。
但实际上，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这种制度逐渐成为拘押系统的一种延伸。
ISAP由美国私营公司BI
Incorporated承包运营。这家公司是全美第二大私营监狱运营商CoreCivic旗下的子公司，专门提供监控设备和数字监管方案，ICE将大量移民监管事务外包给他们进行管理，以节约羁押开支。
然而，ISAP并不会明确告知每位移民自己是否被纳入监管计划，许多移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ISAP体系管辖，更不清楚哪些办公室属于该体系。
一旦移民像刘志强那样误入ISAP办公室，ICE官员便有权当场拘捕任何被视作“身份不清”“涉嫌失联”的申请人。在没有逮捕令、没有律师陪同，也没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便被直接送入拘押中心。
这种制度设计，看似人道，实则极为残酷：表面是“非拘押”的监管措施，实质却赋予执法者直接拘押的权力；名义上是替代羁押，现实中却通过程序模糊和信息不透明，将原本积极配合、合规的申请人变成了“高风险对象”。
就在6月13日当天，一段现场拍摄的视频迅速在华人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一名自称“金山”的华人男子在316号办公楼前被ICE执法人员强行按倒在地，反复高喊着“救命”，现场却无人回应。
这段视频的广泛传播，让更多人认识到，这种被拘押的风险并非个案。
根据ICE提供的数据，截至2025年6月，洛杉矶地区已有超过1.5万人被纳入ISAP监管，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像刘志强和金山一样的无证移民、庇护申请人。他们严格遵守政府的每项规定，定期报到，定期签到，合规率高达95%以上。
但正因为他们的高度配合，反而更容易被系统“盯上”。只要稍有不慎，比如一次地址误报、一个错误的报到地点，甚至仅仅因为系统延迟，他们便可能被立即拘捕。
一名移民律师坦言：“你按时报到，但不意味着你去了正确的地点；你遵守每一条规定，但也未必就能确保安全。”
在这样一个信息极不对称、规则又模糊不清的体系之下，移民永远不知道哪扇门是安全的报到窗口，哪扇门是危险的拘押入口。
而刘志强恰恰推开了那扇错误的大门。
第三章｜被困住的家属
在辗转与丈夫取得联系后，刘女士终于明白，没人会主动告诉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刘女士开始意识到，等待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丈夫消失了，移民局不会主动告诉她原因，也不会通知她下一步该做什么。一场寻找丈夫的“战争”，从此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展开。
她首先联系了刘志强在美国的几位朋友，询问洛杉矶附近的ICE拘押中心的信息。这些朋友热心地帮忙拨通多个ICE办公地点的电话，但每次对方一听到中文，就只是简单重复：“无法确认此人是否被拘押。”更有甚者，直接表示：“我们的系统查无此人。”
“感觉像在跟空气讲话，”刘女士无奈地对朋友说。
她转而联系丈夫此前聘请的华人律师，但对方的回应也令人失望：案件状态依然停留在原地，没有任何更新，也没有收到新的庭期通知。律师只能让她继续等待。
焦急之中，刘女士开始尝试向网络求助。她登录小红书、微信、抖音，搜索“丈夫被ICE带走了怎么办”的关键词，想从别人的经验中找到一丝线索。
搜索结果跳出很多带有“保释成功经验”的帖子。但点进去后，她却发现帖子内容多是模糊的截图、含糊的经验分享。她翻看评论区，那里挤满了同样焦虑的留言：“能分享一下具体联系方式吗？”“怎么知道亲人在哪个监狱？”“具体流程可以再说详细点吗？”
每个人都在焦虑，每个人都想知道答案，却没人能给出明确的指引。
她又通过这些平台加入了一些由走线移民家属临时建立的微信群。其中一个叫“失联互助临时群”，每天都有新成员加入，群里大多数都是女性家属。群内资料库里存放着整理好的美国移民局各地办公室电话号码、拘押中心人工客服转接方式、甚至还有监狱电话系统的注册教程。
群友告诉刘女士：“你需要有美国本地手机号，注册账户充值后，才能给监狱打电话。”但对她这样远在国内的家属来说，每一步都难上加难。
她眼睁睁地看着群内信息飞速刷新，有人发语音痛哭：“丈夫签了文件，要遣返了”，也有人焦急地追问：“律师收了钱却一直没回复，怎么办？”
她只能每天将自己失败的尝试截图发到群里，然后补上一句：“我也试过了，没有用。”
这样的信息交互在短时间内让她产生了某种错觉：自己仿佛做了很多事，实际却寸步未进。
“每条路都走过了，但每条路都被堵死了。”刘女士说，“现在的情况，谁也说不准。”
但她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现在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她的控制。她和丈夫，甚至所有家属，在这个制度面前都显得如此渺小。
“他们可以随便带走一个人，但我们却连问一句话的权利都没有。”刘女士感到深深的无助。
第四章｜以律法之名
2025年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一同视察佛州新建的移民拘留中心。
持续的无助让刘女士终于下定决心，去寻求法律途径的帮助。
她原以为，只要找到一位可靠的律师，就能迅速知道丈夫的情况，甚至有可能将丈夫从拘押中心救出。但很快，她就意识到现实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残酷。
她最先联系的是丈夫当初在申请庇护时委托过的一家华人律所。对方在听完她的讲述后，语气显得犹豫而迟疑，只简单表示：“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中，我们无法直接介入ICE的拘押程序。你只能继续等待通知。”
刘女士不死心，继续联系另一家律所，这次对方的回答更加直接：“我们可以协助申请保释庭，但费用最低4000美元，只负责保释程序，后续法律代理费用另计。而且，是否能获准保释完全取决于ICE官员的裁定。”
她犹豫了——4000美元的费用对她这个仍然背负债务的家庭来说，实在过于沉重。
她还尝试联系了第三家律师事务所，对方直接表示：“这种情况下，保释的成功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目前不接这样的案子。”
这些对话让刘女士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她意识到，自己此前对法律援助的理解可能过于天真。
最终，她通过微信群推荐联系上了一位资深的华人移民律师，对方直接跟她坦言：“在这个时刻，任何律师如果向你保证‘一定能把人救出来’，那基本都是骗你的。”
这名律师随后向她解释了现状：自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移民制度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本相对开放的“保释庭”程序已几乎名存实亡。根据2025年最新实施的政策，所有入境未满两年的无证移民都自动适用于“快速遣返机制”——移民官员可以无需移民法官审批，直接决定遣返或持续拘押。
这意味着，以往常规的“律师介入申请保释听证”这一途径已基本被堵死，案件几乎完全取决于ICE官员的主观决定，移民法庭的程序保障则被彻底绕过。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程序是否公正，而是程序本身已经不存在了，”律师在电话中强调。
更严峻的是，拘押期间的移民往往无法获得任何法律援助，也不懂英文，甚至不清楚自己拥有何种权利。律师告诉刘女士，这种环境下，很多被拘押的人都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通常是自愿遣返协议或者放弃听证权的文件。
这种文件签署的过程极为仓促，几乎从不配备翻译，更没有律师在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签署的文件内容和法律后果。
刘女士回忆丈夫曾在电话中提到，在埃尔帕索移民监狱里，他就曾亲眼目睹另一名中国移民拒绝签署文件后，第二天就被转送去了一个被称为“鳄鱼岛”的地方。
“鳄鱼岛”并非真正的岛屿，而是位于佛罗里达州沼泽地带的一座新建的临时帐篷式移民拘押中心。这座拘押中心条件极其恶劣，据说是用来专门关押“不配合”或“拒签”移民的场所，环境极为艰苦，24小时持续强光照明，潮湿高温，四周全是铁丝网，毫无隐私可言，成为了移民群体中传言的“极端惩戒地”。
刘女士的丈夫在看到有人被转走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绝望。他最终也签下了那份自己看不懂的文件。
律师后来告诉刘女士：“他一旦签了这份协议，就意味着他放弃了所有法律抗争的机会，未来想要撤销这份记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刘女士茫然地问律师：“那他还有机会再回美国吗？”
律师沉默了许久，最后缓缓说道：“很难，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
刘女士陷入更深的绝望。丈夫签下的那份文件，切断了他们最后的法律出路。她原本以为法律可以保护他们，如今却发现法律本身早已成为移民制度的另一道高墙，堵死了他们所有的逃生路线。
她最后只能无力地对着律师说：
“我不知道还能再做些什么。”
第五章｜工卡与脚环
2025年7月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管理的克罗姆拘留中心
刘志强的遭遇，让华人移民群体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原本视为安全凭证的“工卡”。
许多走线移民在进入美国后，都会通过申请临时工卡（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
EAD）合法就业。对他们而言，这张薄薄的工卡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基本保障，更是他们在移民系统中自认为能够相对安全的凭证——至少，有了工卡意味着政府认可他们暂时居留美国并有权工作。
但刘志强的被捕，让这一普遍认知在华人圈内迅速崩塌。
Rick也是一名“走线”入境美国的华人移民，两年前他持旅游签证抵达墨西哥边境，以同样的方式进入美国，并申请了庇护。目前，他在加州一家华人超市做杂工，和刘志强一样，他也获得了临时工卡。
但Rick却远比一般人更加谨慎。刘志强事件之后，他明显感受到周围人群的恐惧情绪快速升温。“工卡根本保护不了你，”Rick说，“刘志强不就是这样吗？没有犯罪记录、按时参加报到、有固定住所，甚至完全遵守政府每条规定，结果却在例行报到的时候被带走了。”
Rick原本计划报名社区学院的一门免费英文课程，也通过公益组织申请了医疗补助，但他在看到ICE最近对学校和社会活动场所的抓捕行动后，立即停止了这些计划。“只要你一登记，系统里就有你的信息，他们随时都能找到你。”
Rick还退出了多个原本非常活跃的华人微信群组。他担心群组的安全性：“群主要是被抓了，群里所有人都可能暴露。”
事实上，ISAP监管体系已使得越来越多的移民处于时时被监控的状态之中。许多被纳入ISAP项目的移民，每周必须定期前往办公室签到，佩戴电子脚环或携带政府发放的GPS定位手机，每天定时打卡上传位置，甚至必须通过视频与ICE官员进行面谈。
这种生活的压力极大，“他们说你是自由的，但你哪也去不了，”Rick坦言，“只要你稍微迟到、错过一次签到，系统就会认为你违规，随时可能被拘捕。”
在华人社群中，越来越多的移民开始主动“消失”在公共视野里。他们关闭社交媒体账户，注销或隐藏个人信息，不再参加社区活动。有家长甚至为了避免被ICE盯上，而撤销了自己孩子在学校的注册记录。
“你可以完全遵守所有规定，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个细节上出错，”Rick解释，“每个人都知道ICE的执法已经超越了原本的边界。”
他举例说，有一次华人微信群传出“ICE开始核查学区地址”的消息，许多家长立刻紧急将孩子从学校撤离。但之后才发现，这条消息并没有任何官方文件或主流媒体报道证实。但恐惧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再难拔除。
刘女士在微信群里也听到类似传言：有人说只要注册了GPS手机或脚环，就会被实时监控；还有人说，只要你的居住地址出现在ICE数据库中，就有被突袭的可能。
这让本就焦虑的刘女士更加惶恐。她反复询问微信群友：“那我丈夫签字回国了，以后还能再申请回来吗？”
群里沉默了许久后，才有人回复她：“几乎不可能了。”
曾经，在华人走线社群里，持有工卡或被纳入ISAP监管，至少意味着暂时不会被遣返。但现在，“暂时安全”这个概念本身已彻底被摧毁。
“工卡也好，脚环也罢，甚至连税号、信用分，这些都保护不了你。”Rick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只要你一天没有拿到绿卡，这个系统就能随时把你抹去。”
刘志强事件后，微信群里再没有人敢说：“只要遵守规则，就不会出事”这样的话了。
Rick最后选择了辞去原本的工作，转而去餐馆打工。他想学做寿司师傅，原因很简单——这种工作不需要报税，也不需要提供正式身份证明，更容易让他在系统之外保持隐形。
“我们不是非法移民，但现在我们比非法移民更脆弱，”Rick沉默片刻后说道。
他将这种状态形容为“冰面下的水”，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只要稍稍移动，就可能引起系统的注意。
“只要你在美国，这种状态就永远不会消失，”Rick补充道，“你只能习惯，并尽量不被发现。”
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一种脆弱的自我安慰。因为刘志强的例子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无论你怎么遵守规则，系统随时都可以不经提醒地把你带走。
第六章｜走线的人
2024年6月6日，美国加州哈昆巴温泉镇，一批来自中国的移民正在集结地等待被转送。
尽管刘志强事件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当前移民制度的危险，但华人群体中的走线现象并未因此停下脚步。
Rick提到，他最近在超市工作的地方又遇到了三名新来的同乡，他们都是刚从墨西哥边境自首入境美国的走线移民。几个人还没有收到法院的出庭通知，工卡也尚未申请到，但已经急迫地开始在超市打零工。
Rick试探着问他们：“你们没听说最近抓人抓得厉害吗？”
其中一人苦笑着回答：“当然听说了。但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刘志强的妻子刘女士也曾坦言：“我们不是因为多喜欢美国，而是真的看不到一点未来，才不得不选择这条路。”
自2021年以来，通过中南美洲路线进入美国的中国籍移民人数急剧增加。据美国国土安全部2024年发布的数据，2023年通过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中国籍移民已超过2.4万人，比2021年增加了80倍以上。这种迅猛增长的背后，是一个早已成熟的“走线”产业链。
这条被称作“走线”的路线，大体上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获取一个相对容易办理签证的中美洲国家（如厄瓜多尔、墨西哥）的签证；再从这些国家出发，途经哥伦比亚、巴拿马、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国家，最终抵达美墨边境；到达边境后再向美国移民官员“交身”，寻求庇护或申请临时保护身份。
在这条线路的每个环节，都已经有固定的中介网络和服务供应商为这些移民提供全程“套餐服务”：从签证办理、机票预订、境外接送、住宿安排、翻译陪同，到进入美国边境的“话术培训”和法律申请的文书代写，一应俱全。
Rick透露，他当时选择走线，就是通过互联网联系上一家中介公司，对方给他发送了一份完整的“走线攻略”PDF文件，里面详细介绍了每一步的流程和价格。他清晰地记得，当时对方开价单人约15万到30万元人民币，而家庭套餐更是高达五六十万甚至上百万。
刘志强为了入境美国，支付了27万元人民币，这几乎是他们家全部的积蓄和借款。Rick认识的一些家庭，甚至直接卖掉了房产，只为支付“走线”的费用。
“我们当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未来，”Rick说。
然而，这些中介服务链条的保护范围，只限于走线者进入美国之前。一旦走线移民成功抵达美国境内，中介公司的责任便随之终止。之后的所有问题，包括如何联系律师、如何遵守移民法庭的规定、如何面对ICE的日常监管，都只能靠自己。
在中介消失之后，唯一能填补信息空白的，便是各种非正式的华人社交媒体群组和网络平台。
刘志强事件后，这些社交平台上的讨论明显增加了对“风险”和“陷阱”的警示。但与此同时，这些平台上也充斥着难以证实的传闻与消息，形成了一种极易传播恐慌的环境。
Rick记得，有一次微信群内传出一条消息：“ICE开始大规模核查学区地址，建议华人立即撤销孩子的入学记录。”短短几个小时内，群里几十个家长便纷纷行动，紧急将孩子撤出学校。然而几天后，人们才发现这条消息并无官方来源或主流媒体的佐证。
但人们还是宁愿相信谣言，“在这种环境下，你只能选择相信最坏的情况，”Rick说，“否则你可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许多走线移民因此变得更为谨慎，也更为焦虑。他们开始避免与外界接触，主动切断自己与社会系统的联系。有人甚至取消了早前登记的医保福利，也有人申请“暂时回国”，希望等待“风头过去”。
Rick总结道：“在这个体制里，每一个合法合规的动作，都可能成为你被带走的理由。”
如今的走线地图，清晰而又危险。走线者明知道风险巨大，却仍然不断有人踏上这条路，因为对他们而言，后方早已没有退路。
“他们并非不知风险，而是真的无处可逃。”Rick感叹道。
第七章｜待审判的命运
刘志强的事件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但它带来的阴影却持续在走线移民的生活中蔓延。
Rick所在的微信群原本有近500名成员，平日里十分活跃。大家每天都会在群里交流移民政策变化，分享出庭和报到经验，或者询问最新的工卡审批状态。但自从刘志强事件发生后，这个群突然沉寂了下来。
最初人们还会零星地交流几句，但随后群主突然失联，再也没有人出来维持群的活动。Rick说：“可能群主也被ICE带走了。”
从那以后，人们几乎不再在群里发言。他们似乎达成了一种无声的共识：“你不说话，不一定安全；但你如果说了话，那可能就更危险了。”
这不是孤立事件。几乎同时，许多活跃的微信群和论坛也逐渐变得安静下来，华人移民开始迅速撤离公共空间。他们注销社交媒体账号，删除曾经发布过的信息，有人甚至取消了子女学校的注册，只为避免留下任何可能被ICE跟踪的痕迹。
Rick身边也有朋友选择关闭GPS监控手机，甚至申请“暂时回国”，试图远离这场席卷整个美国移民圈的风暴。“暂时回国不是因为想放弃美国，”Rick说，“只是想等风头过去。”
刘女士此时已在国内焦急等待丈夫被遣返回来。她知道，丈夫签下的遣返协议不仅终止了他的美国梦，更意味着他们将背负更沉重的经济压力——为走线欠下的债务尚未还清，家里两个孩子还在读书，丈夫被遣返后的家庭前景一片黯淡。
她曾经在微信群里焦虑地问：“我丈夫回来了，以后还能不能再去美国？”
群友沉默许久才回复：“除非你能撤销遣返记录，但几乎没人成功过。”
她从此不再追问。
刘女士每天还是会下意识地打开移民审理系统，再次输入丈夫的A号码，但每一次系统都只是一句冰冷的回复：“No new
information available.” 她知道，系统早已不再更新了，她的等待不会再有结果。
Rick也作出了新的决定。他辞去了超市的工作，转而去一家华人餐厅打工，准备学做寿司师傅。他选择这份工作的理由很简单：“这行不需要报税，也不用提交身份证明，更方便躲避ICE的注意。”
现在的Rick，不再主动联系任何过去的熟人，也不再参与任何公开的社交活动。他的生活，就像一场无声的消失。
“你就像冰面下那一层水，”Rick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表面看起来完全静止，但只要你稍微动一下，系统就可能发现你。”
尽管Rick尽量避免与任何制度的互动，他清楚地知道，这种隐身只是一种暂时的自我保护。他无法真正逃离移民监管的网络，随时都可能像刘志强那样毫无预兆地被带走。
他不再主动联系工头，也不在社交媒体上活跃。他觉得自己变成了“系统之外的人”——没有案件更新、没有举报、没有互动，就像在制度影子里生活。
“像冰面下那一层水。”他说，“它不动，就没人看见。”
但他也知道，他随时都能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