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假裝上班公司開門迎客。
四百平方米的空間、幾十個工位，會議室、印表機一應俱全。牆上寫著這裡的規章：不能遲到、不能在工位打呼嚕、不能抽煙喝酒說髒話、禁止辦公室戀情。
應聘者要填寫申請表，接受「假裝面試」，領工牌，支付30元的日租金，開始一天的「假裝上班」。
這裡歡迎畢業生、失業者、創業者，從社會時鐘走向自我時鐘的人。一部分人來這裡是為了將工作和生活分開，提高效率；一部分人是為了拓寬渠道，交流經驗以服務於創業；還有一部分人是為了感受職場氛圍，緩解失業焦慮。
在城市的縫隙里，一些人試圖把鐘擺稍稍撥向他們自己的節拍。
杭州假裝上班無限公司。圖/九派新聞 萬璇
【1】假裝面試
24歲的博南沒想到，他人生的第一場面試，會發生在「假裝上班無限公司」。
大學畢業後，他和朋友在杭州創業。兩年後，因理念不合，他於今年5月退出。此前他沒有參加過招聘，也沒投過一份簡歷。他在視頻號里看到了這家公司，覺得這裡像「自習室」，能幫他把生活與工作分開，「製造一點緊迫感」。
面試開始，博南向面試官陳英健介紹起自己最得意的設計作品，以及過往的項目經歷。像一場真正的產品設計崗位的競聘。
「你來這裡想得到什麼？」
「我覺得會來這兒的『同事』，多半都有自己的擅長或想做的事。完全無所事事的人，在家躺著就行。」博南說，「我希望能遇到有電商經驗的人，開啟一些交流，甚至合作。」
「那你的夢想是什麼？」陳英健問。
博南說，夢想是做一個自己的品牌。
陳英健把面試通過的牌子交給博南，遞給他假裝上班的工牌，握手、微笑、合影。往常，陳英健和他的合伙人還會設計一個轉身——先背過身去，像《中國好聲音》里的導師一樣旋轉位子。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假裝上班公司，在這裡祝賀你未來能夠找到更好的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方向，實現你的夢想！」
博南正在與陳英健進行面試。圖/九派新聞 萬璇
博南人生的首次面試體驗，在一種微妙的錯位感中結束。他覺得自己像誤入一個片場，所有人都在無比認真地演繹著一件本並不嚴肅的事情。
事後回想，他總覺得這場「面試」缺少了一個應聘者的反問環節。「如果能問一個問題。」博南說，「我想問問，我能從這裡獲得什麼？」
在這個用戲謔包裹的空間里，許多在現實職場可能被嘲諷的想法得到了包容。陳英健印象最深的一個面試者是一位在校大學生。對方談了很多創業經歷，被問及夢想時，他直言要開上市公司，儘管尚無具體計劃。陳英健稱讚了他的「敢想」品質。
陳英健提倡一種「假裝精神」。他認為，人如果願意去假裝做一件事情，那起碼是有上進心的，假裝上班公司就是給他們一個緩衝過渡和創業的空間。「假裝久了，就變成真上班真工作了。」
【2】「你負責生活，我們負責演技」
在老闆陳英健的辭典里，「像」是一個核心關鍵詞。「『假裝』就意味著『像』，不像，來假裝有什麼意義？」
「員工」小玲也是初次來，她到工位後，給母親拍了視頻，說自己「找到了工作」，母親叮囑她別穿T恤，「買套正式點的衣服」。在母親的概念里，上班是一件「得有正形」的事，穿襯衫、按時打卡，至少得看上去是「正經事」。
去年，小玲辭去在上海的互聯網公司的工作，全職做自媒體。環顧四周，這裡與她記憶中的辦公地並無二致：位於一棟標準寫字樓內，工位、會議室、接待室俱全，樓下還有保安。中午，陳英健請她和其他「員工」一起吃飯，在路上邊走邊聊，她恍惚間覺得，「像新人入職第一天」。
現實中，這裡連「公司」都不是，這裡的一切都是「假的」。
陳英健說，「假裝上班無限公司」並未經過工商登記，這裡原本是他自己公司的一部分，用於品牌展廳和直播產品，有部分工位多是閑置狀態。談到成立初衷，陳英健稱之為「誤打誤撞」。最初是朋友的孩子即將畢業，毫無面試經驗，找他模擬面試，後又提出想體驗上班氛圍。他意識到這可能是個普遍需求，乾脆將閑置空間開放，為那些處於人生過渡期的人提供一個可以日常化「假裝上班」的場所。
但是規章制度寫得比真實的公司還細——不能上班睡覺，若打呼嚕，會有叫醒服務；不能玩遊戲；禁止辦公室戀情；不許抽煙喝酒說髒話；不能遲到。來的人先要填申請表，接受「假裝面試」。
假裝上班公司的公司規定。圖/九派新聞 萬璇
面試會篩掉一部分人，陳英健會看對方的面相，長相凶的會被懷疑情緒不穩定，一上來就談投資、要帶大家「暴富」的申請者，也會被直接否決。陳英健解釋得像一位導演講舞台紀律，強調要保證這裡的安全性。
他透露，目前假裝來上班的員工有三四十名，但預約群里已有幾百人。這裡日均30元，大學生有優惠，一個月150塊。「我們這邊60%以上都是假裝上班真工作，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做。」
陳英健說，他是白手起家，2013年在深圳註冊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他對過往人生的總結是「經歷了很多常人很難經歷的事情」。在媒體的敘述里，他擁有26套房本，三四家公司。他並未將「假裝上班公司」視為需要擴張的生意，而是一種資源的「善後利用」。但如果需求持續增長，他計劃與其他公司合作，尋找更多空間，但前提是價格要便宜，給這類人群提供緩衝和過渡，不能以暴利為目的。
然而，陳英健未曾預料「假裝上班」會引發如此巨大的聲浪。
8月初，一篇報道引爆網路，他的生活旋即被媒體採訪填滿。公司還來了要販賣自動售貨機的人，他判斷「是為了藉機炒作」，還有人專程從外地趕來只為見他一面，更多人來尋求合作或投資。
在「員工」老艾看來，假裝上班公司火爆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去上學上班，天然就是『要做點正經事』。當你在外面長期找不到一個地方干正經事，自己也會有不太對勁的感受。」
「假裝上班」對外界的吸引力映射著當下的普遍焦慮——工作如何與生活並行？年輕人如何在績效社會裡尋找自洽？在被高度制度化的「社會時鐘」之外，人們能否為自己找到新的節拍？
【3】寄存生活
來假裝上班的人大致能歸為幾類——缺乏職場經驗的畢業生；從公司辭職、處在gap階段的創業者或自媒體從業者；還有一些在多個職業身份間切換，渴求一個穩定場所的人。
多數人並非消極抗拒「社會時鐘」，而是在主動探路，在離開傳統工作軌跡後，選擇了這個帶有「上班」形式的緩衝場所。對一些人來說，工位是生產力工具，是社交與資源接觸的節點；還有人把它當作一種維持時間感的儀式——每天能「按時」到達某地，意味著他們沒有完全放棄社會時間。
點姐在工位上翻著一本《爆款內容方法論》。30歲出頭的她，曾五年苦戰中國美術學院考研未果，後在杭州經營美術培訓工作室。近期，她決定從線下轉線上，教中老年人畫畫。平時，她在家錄課、直播，在假裝上班公司看書學習，把這裡當作學習和交換方法論的場所，想多接觸自媒體從業群體，理解演算法與選題邏輯。
老艾則在工位上寄存了自己的生活。她來的時間最長，得到了150元一個月的優惠價格，工位被她裝飾得很有生活氣息——她的桌子底下有三四個未拆的快遞盒子，桌子上有兩塊奶油色的鍵盤、復古小風扇、未拆封的超級密碼機、一摞書，《喜劇的藝術》《段永平投資問答錄》《開始寫歌》。
老艾的工位。圖/九派新聞 彭茸雯
她是一名脫口秀演員，開了一家飾品網店，在學習聲樂創作，並且在學習理財，管理自己的財務狀況。另外，她還自學了韓語、日語、法語。
對她而言，這裡不是臨時棲所，而是屬於她的「場域」。「我不喜歡星巴克、圖書館那種臨時紮寨的感覺。我希望工位是有一種我自己的場域，這裡都是我的東西的時候，我會覺得更安心。」
老艾31歲，在武漢讀的大學，本碩都是學工業設計。畢業後，她去互聯網公司做產品經理，為了克服不擅長與人打交道的短板，又去上海做了一名房產中介，強迫自己與人交流。到了冬天，老艾覺得生活很孤獨，同事間並不同頻，最終又回到了武漢。之後，她做過培訓、採購。去年12月，為了在電商方面有更多嘗試，她來了杭州。
在杭州第一份工作的辭職原因是，老闆喜歡罰款。遲到要罰，忘了關燈要罰，下班後椅子沒有挪到工位下面也要罰。「這個行為我非常不能接受。」再後來，她嘗試過和朋友一起創業，也試過做主播，「給一個號就能起一個號」，但是傷嗓子影響做音樂，最後她決定自己開一個賣珍珠飾品的網店。
「我不是不喜歡上班，而是因為要學音樂、搞脫口秀，活太多了，如果去上班的話，大多數企業還是希望你下班也拿著手機待命，沒有老闆能夠忍受我這種狀態。現在已經是我最好的選擇了。」
然而，在假裝上班公司，這裡沒有KPI、沒有上級評估、沒有晉陞階梯，時間呈現出更純粹的個人化面貌。對於一些人來說，時間像失去河床的河水。
為此，老艾用「模擬人生」的方法讓自己每日「刷任務」，將學習、創作、運營拆解為清晰條目，再一一打卡完成。如果晚上沒有開放麥或聲樂課，她會待到九十點鐘，加班完成她計劃好的工作。周一到周六，她幾乎全勤，「基本上就是996，希望未來公司周日別休息，繼續營業，那我周日也會來。」
較為痛苦的是迷茫的狀態。博南相信，迷茫是人的常態。他想起過去接觸的許多同齡人，人們之所以迷茫，是因為沒有目標。「但真正達到那個目的後，還是會迷茫，因為人生只是感覺走過了一個節點，又不知道該做什麼。」
老艾沒有和家人說辭職的事情，她甚至沒有告訴家人，自己已經離開武漢。
初到杭州時，她在餘杭生活。這裡的一切都太新，她工作的地方，辦公樓的玻璃會反光。但她住得偏，晚上回去後，連馬路和車流的聲音都聽不見。後來，她搬到了濱江，慶幸回到了人群當中。
工位是她構築理想版圖的一塊小根據地。她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學聲樂，學語言，挑出好看的飾品，做能感到快樂的事情。最近讓她覺得快樂的小事是，在聲樂課上很快學會了和弦分解。煩惱的是，脫口秀的讀稿會上，沒寫出新段子。
【4】自我時鐘
不去上班，人可以為自己選擇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為了獲得一份體面的好工作，小玲曾經花費了很多心血。她的自媒體內容，也主要是分享她從雙非院校到互聯網公司的「逆襲」之路。
在網路世界裡，她教大家如何做讓人眼前一亮的ppt、如何打磨簡歷，甚至還會幫粉絲修改自我介紹的逐字稿。
她曾將求職視為「升級打怪」，自認出身「新手村」，必須用經驗值彌補。大學四年，她積攢了八段實習經歷，去過傳統媒體、創業型公司、新媒體公司、MCN、互聯網公司，做過銷售、商務、剪輯、直播運營、大廠運營。「如果待在學校里什麼也不幹，我就會很焦慮。」做直播運營實習時，她正好遇上618大促，在公司從早上六七點待到次日凌晨，在各種直播間里喊三二一上鏈接。
求職時，她會牢牢抓住每次面試的機會，想辦法給面試官留下好印象。後來她獲得了一份月薪過萬的互聯網公司工作，拿到offer後她開始在社媒上分享經驗。
後來，她的副業自媒體收入快要超過主業，她覺得「生產的東西屬於自己」，沒有被隨時裁掉的風險，因此選擇離開。
小玲勾勒出她心中的「社會時鐘」，是一張世代相傳、近乎強制的時刻表——上學、考研、進公司、求穩定、結婚、生子。
她的父母都是在軌道上平穩運行的人，在山西縣城的發電廠做著檢修一線的工作。高考報志願時，父母想讓她報電氣類專業，將來回到電廠。小玲抗拒這種循環：「我姥爺在電廠，我媽在廠里長大，再生孩子，孩子畢業又回電廠，和知根知底的同事結婚生子，孩子又在廠區附近上幼兒園。」
高考報志願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比較叛逆的選擇。她是一名理科生，最後選擇了文科專業。「我其實不太願意回憶我的高中，總會喚起不好的回憶，永遠處於對比狀態。我的父母都希望我和我的同學保持在一條道路里，高考失利，那就考研到一個好學校。我其實不喜歡這樣的生活。」
自媒體給予小玲的正反饋，是她過去人生中很少得到的。「找我諮詢的很多都是和我差不多學歷背景的人，如果能幫助別人做出一份好的簡歷，找到好的工作，會給我帶來很多成就感。」
出租掉的工位上寫著「假裝上班，工位已出租」。圖/九派新聞 萬璇
如果把社會時鐘喻為一座有節奏的城市鐵道，那麼自我時鐘就是尚未測繪的原野。
小玲講述了辭職後的一次旅行。那是2024年的冬天，她剛剛從那份工作里抽身出來，決定把時間交給自己。她在洱海邊住了整整一個月。她拍素材、剪視頻，把平日里被壓縮的節奏放慢到可以看見水面的微波，聽風把湖水推向岸邊。她在湖邊給母親打了電話，說自己主動辭職，電話那頭出乎她意料的平靜，「她說她理解」。那時她覺得生活是可以自由行走的曠野。
現在，她時不時仍會冒出想找一份工作的念頭，又會把想法極力按捺下去，深呼吸，要冷靜。她覺得這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就是皮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