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的主業是讀宋史，一般來說，我用這樣的話作為開頭，就是要單純地講一個宋代的歷史小故事。
北宋真宗年間，開封有百姓跟人爭奪財產，糾纏不清，於是就給開封府寫狀紙，要求官府來定奪。
百姓可能在爭奪財產的時候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所以情緒很激動，寫狀紙的時候既不講規矩，也不講政治，在文字裡面把宋真宗比作桀紂這樣的暴君。開封府接到狀紙以後，嚇了一跳，明明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濟糾紛的案子，該怎麼判就怎麼判，結果因為狀紙上的這句話，就變成了一件「大不敬」的政治案件。
開封府不敢隱匿，只能上報給宋真宗，請他親自來定奪。
宋真宗也是當過開封府尹的人，處理這種案子也算是得心應手，拿到之後很快就做出了一個決定：他讓宮人把這起案件的核心訴求部分抄錄下來交給相關部門判決，然後將百姓的原始狀紙給藏了起來。
別人問他為什麼，宋真宗解釋說：「百姓的目的是爭財產，並沒有其他要造反、要指斥乘輿的意思在裡面，這麼寫狀紙，無非就是一時氣憤情緒失控而已。我要是把這個狀紙交給相關部門，不但他想要申訴的事情不會得到辦理，相關部門反而還要去追查他大不敬的罪過。」【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並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輿之罪。——宋·俞德鄰《佩韋齋輯聞》卷一】
這段話的閃光點在哪裡呢？
就是宋真宗作為一個權力最大的人，他在自己遭受到最底層百姓責備的時候，依然能夠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分得清什麼是訴求，什麼是情緒。
同時，他以皇帝的身份，選擇收起情緒，為百姓解決最直接的訴求。
我為什麼要寫這麼一個故事，就是我發現最近幾年來，但凡遇到有維權的人，不管是鄭智化這樣的明星也好，還是其他一些普通人也罷，只要他們一維權，就有人在他們的措辭和行為裡面挑刺，尋找那種可以「一擊制勝」的大漏洞。
你哪個詞用得不準確，你哪句話有誇張，統統給你找出來，然後集中火力攻擊這個問題，直把你說得千瘡百孔、不知道先回答哪個問題，最後只能以道歉來認輸。
想解決的問題沒解決，反而落得一身的指責。
還有一些深諳其道的人，更是知道怎麼引火力，人家一個「指斥乘輿」的字都沒說過，想方設法也要給人添上一個政治背景，然後硬生生把一個維權的事情搞成一個政治陰謀。
明明是一個改善無障礙通行的契機，硬生生地搞成了一個「不良藝人」批鬥大會。
我公眾號後台還有人給我分析，說鄭智化這人看到了前幾天的決議之後，故意要搞事的。朋友，你歲數小，很少聽他的歌，你覺得能夠寫出這樣歌詞的人，會是要在這種時候搞事的人嗎：
一九九七要解放香港
日不落帝國向中國投降
有人搞台獨 沒人來幫忙
放眼看大陸 遍地是台商
……
偉大的祖國揮揮手
中國中國一定強
我之所以會想起宋真宗說的這段話，就是覺得今天我們很多人都在要求一個維權者做到百分百完美，但凡有一點小問題，都要對維權者發起攻擊，質疑他們的行為，質疑他們的動機，甚至給人貼上一些萬劫不復的標籤。
維權的人，也就是受了委屈的人，情緒激動是難免的。我們身邊絕大多數受了委屈的人都不能保證自己百分百情緒穩定、處理事務能夠百分百標準，口不擇言的情況比比皆是。
前不久那個被逆行者撞了，反而遭受對方網暴的男生，你們還記得嗎？他在面對對方一個接一個陷阱提問的時候，一直面無表情地重複「我聽交警的」，被很多人視為最標準的處理方式。
他為什麼能夠獲得那麼多贊，還不是因為他這樣的人少之又少。絕大部分人在面對這些刁難的時候，都會忍不住掉進對方的陷阱。
而我們每個人，都是這些「絕大部分人」，何必非要在人家的語句裡面去挑刺、從而全盤否定對方的維權行為呢？
而且人家就是一個維權而已。
大家設身處地地想想，以你我的身份地位，今後是我們去維權的機會大，還是別人在我們身上維權的機會大。你把維權者的渠道給堵死了，對你自己的好處在哪裡呢？
宋真宗作為一個皇帝，在自己面對百姓「污衊」的時候，尚且能夠如此淡定地直擊問題核心，我們身邊有些人啊，明明不是宋真宗，皇帝都不急的時候他急得火燒火燎的。
火苗子燒得老高，高得都可以點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