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绩点只是一种评价效果的手段
现在却成了目的本身。”
每学期出成绩日期临近，温婷心里就像放了一枚沙漏，自动开始倒计时。
出分日到来，温婷总会抛开一切事由，守在电脑前，等待着教务系统上的成绩一科科更新：分析化学绩点4.5，单科专业第二；有机化学绩点4.8，单科专业第一……每知道一门成绩，温婷悬着的心总会安定一些。最终，看着专业总排名明晃晃的“1”，她才长出一口气，这学期的成绩总算稳住了。
温婷是川渝地区某“双非”院校化学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上述场景，几乎在她每学期末查分时都在上演。温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读大学以来，她每学期的绩点都是专业第一，但维持这一排名并不容易。“我们专业‘卷’绩点的同学接近半数，每到关键时刻大家都处在比学赶超的氛围中。”
大学生“卷”绩点现象已不是陌生议题，十年前，清华大学便展开绩点改革，使用等级制替代绩点制。今年9月，北京大学将学校生命科学学院试点三年的粗线条等级评价模式在全校推广，一度引发热议。
当前，“绩点为王”的理念仍在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大学生的绩点之困，到底何解？
图/视觉中国
“‘卷’绩点秘籍这么多人需要”
温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像参加一场象棋比赛，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走的每一步棋几乎都出于提升绩点的考量。
初入大学时，温婷所在班级进行了班委选举，她毫不犹豫地参选学习委员。在她看来，这会使其有更多与任课老师接触的机会，总会对成绩有益处。这一点也在她日后的课程中得到印证，由于经常为老师帮忙，她的各科目平时成绩总比其他同学高一些。
大二下学期，温婷将自己的“卷”绩点秘籍浓缩成一篇帖子发布在社交平台，两天就收获了6000多点赞。“最初整理的时候只想为自己记录一下，没想到这么多人需要。”
同样被绩点“困住”的还有董佩。董佩是广东某民办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大三的学生，从大一下学期开始追求高绩点。她说，班里三十多个同学中，大一下学期就在“卷”绩点的有五六个，自己属于班里比较早“觉醒”的一批人。
“有时候老师会暗示我们，上课坐前排、多回答问题，就会在平时成绩上多加点分。”董佩坦言，正因此，自己每次上课都会尽量坐在第一排，每次交作业前，还会借助搜题工具核对一遍答案，尽可能保证高正确率。“通过这些，绩点得到了有效提升。”
一次浏览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平台给董佩推送了一条关于“期末出成绩后如何联系老师改分”的帖子，里面详尽总结了话术。从网络上“偷师学艺”后，她曾有两次记忆深刻的改分经历。
“大二上学期我选修了商务英语写作这门课，成绩却不理想。”董佩说。于是，她与任课老师私聊。“我当时跟老师表明我想申请境外硕士，香港地区高校绩点要求较高，就差一点了，想请她帮我修改一下。”但遭到老师拒绝。
另一次改分尝试发生在大二下学期的体育课上。董佩回忆，当时的考核方式是做完一组动作给一个分数，她没有觉得自己做得很差，但老师给了70多分。“我真的很着急。”课后，她找到任课老师，按照话术表达了自己的诉求。最终，老师给她了一次重考的机会，她将分数提升至80分。
“以前选课的时候没想那么多，朋友选什么自己就选什么，但这次体育课后我感觉有点被‘坑’了。”董佩说，这次“教训”后，她会在选课时尽量选好拿分的“水课”，即使对这些课程不太感兴趣。
今年9月刚读大一的武晗是北京某“985”高校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生年级会议上，辅导员向他们强调了“得绩点者得天下”的理念。其实，早在高中，武晗就已听说大学绩点的重要性。为此，高考完的暑假，母亲帮他报名了某培训机构的“高大衔接班”，提前学习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相关内容。
说起“卷”绩点，南方某“211”高校环境科学专业毕业的戴露“颇有心得”。每次期末考前，戴露都会询问师兄、师姐将考情打听明白。“本科的考试是比较模式化的，换汤不换药。所以我可以通过刷题练出‘肌肉记忆’，只要投入时间，回报比较明显。”她表示。
在普遍的评价标准下，戴露的确是这场“绩点保卫战”中的胜者。2023年9月，她以专业前三的成绩保研至浙江大学。谈及顺利保研时的感受，戴露说：“比较激动，但我更觉得，这是我应得的。”
“哨声落下，起跑一刻大家都会往前冲”
谈起“卷”绩点的缘由，不同受访学生给出的回答不尽相同，但也指向共同一点——绩点与自身发展紧密捆绑。
董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从小就有“留学梦”。大一下学期，她微信添加了一个留学中介询问硕士申请相关事宜，对方告诉她，如果想申请香港地区排名前六的大学，以她的学术背景均分要达到87分以上。“我瞬间有了危机感，87分在我们专业至少要排在前20%。”
对于温婷来说，“卷”绩点更多源自内心“憋着一口气”。她毕业于四川省某重点高中，到现在所就读的大学属于高考失利。“我时常会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收到高考录取结果时，我就立志要到国内顶尖高校读研。”
戴露表示，自己对高绩点的渴望始于既往学习模式带来的思维惯性。“高考的应试压力让我对所有考试都有点应激，看到有考试就想拼命。所以，大一开始上课后，就不由自主地‘卷’绩点，其实那个时候对于保研、考研都没有概念。”但后来，这种“不自觉”的努力也让她尝到了甜头。戴露所在学院评选国家奖学金时，绩点占到80%的权重。“只要绩点能排学院第一，就能拿下这个奖。”
文琪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25届毕业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从大一起在意成绩与大学绩点的“滚雪球式”计算方式有关。“大学与高中不同，高中是哪怕我这次考砸，依然不会影响最终的高考成绩。但大学的绩点统计是连续的，都会计入总绩点。”文琪说。她将大学四年比作一场马拉松，“哨声落下，起跑的那一刻大家都会拼命往前冲”。
戴露认为，高校把高学分的基础必修课安排在低年级是部分学生从大一“卷”绩点的原因之一。“我们大一学的高等数学占5学分，一旦考砸，需要好几门课才可能拉回来，所以一入学大家就在努力学。”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胡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大学生“卷”绩点与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效率的追求甚嚣尘上，“功绩主义”的概念深入人心。“对于学生来说，绩点本来只是一种评价效果的手段，现在却成了目的本身，真正的学习效果反而不被关注。”
2017年，一篇发表于《高教探索》的论文探讨了绩点与本科生满意度、深度学习体验的关系。研究发现，绩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学生满意度，而深度学习体验是本科生学习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变量。
“我们原本认为高绩点就应反映好的学生满意度，但这当中发生了一种背离。”该论文通讯作者、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牛新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度学习体验意味着能创造性地将知识融会贯通，找到学习本身的乐趣。而部分学生会为了高绩点选修相对容易得分的课，这可能是高绩点与学习满意度出现脱节的原因之一。
取消绩点
2025年7月，北京大学教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本科学业评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2025级学生起，学生学业情况将由采用百分制或等级制进行记载的成绩单完整体现，在各类含有学业评价的工作中不再使用绩点。
“刷微信的时候，北大公众号弹出了‘全校取消绩点’的推文，我马上点进去看，浏览量很高。大家都在讨论，还是挺诧异的。”文琪回忆。
北大全校绩点改革方案并非横空出世。实际上，2022年春季学期开始，学校生命科学学院就已在校内开展学业评价改革试点工作，在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科研规范和毕业论文中试行等级制成绩评定方式。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将学生成绩划分为ABCDF五个等级，A等级代表“优秀”，对应的百分制成绩为85—100分；B等级代表“良好”，对应的百分制成绩为75—84.9分，以此类推。若学生得到F等级，则意味着“不及格”。这与其他高校开展的等级制改革有所不同，一些高校将学生A类成绩细分为A+、A、A-，等级制区间更小。
这项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世强将这种成绩评定方式称为“粗颗粒等级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等级制区间设置得过细则更接近百分制。“在我们学院，40%—50%的学生能拿A，这样的设置下，学生可以省出大量时间学习交叉学科，进行更具挑战性的实践。”
与绩点改革相对应，学院评奖评优等工作中也要鼓励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多元化发展。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采用成绩优秀率和优良率评价学生的学业水平。“据统计，学院有20%多的学生所有课程都是A（即成绩优秀率100%），这些同学成绩方面就是并列第一名。这一基础上，我们再通过答辩考核其他方面，最后由专家投票决定获奖人选。”王世强说。
实行“粗颗粒等级制”后，2024年，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将改革试点工作成果总结发表为一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背景下高等教育学业评价改革探索及实践》的论文。依据该论文，参与调研的学生中，77.55%的学生认为学业评价改革“使自身的关注点由分数转为综合素质提升”，63.27%的学生表示“更敢于挑战难度较高的课程”。
《通知》明确，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学校不再设置指导性课程成绩优秀率指标，也就是说，一些课程得A的比例限制也被取消。每学期第九周结束前，学生可在部分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以外的课程内选择1门课，以“合格制（P/NP）”方式记载成绩，成绩合格可取得该门课程学分。小冬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一位2022级的学生，她认为，对于一些必修但又与学生兴趣、生涯规划关系较小的课程，合格制的实行能帮助学生将有限精力放在更有价值的领域。
牛新春表示，合格制已是国际学业评价体系中一种通行的做法。“通过实行合格制，学生可以去挑战一些感兴趣但有难度的课程，我们希望学生不要在选课这件事上因绩点而过于保守。”
2024年6月，复旦大学教务处官网印发新修订版《复旦大学本科生成绩记载规定》，引入P和NP（通过/不通过）设置，学生在校期间可在规定课程范围内选择不超过16个学分不计入绩点，同时，将等级对应的固定绩点改为区间形式。例如B+等级对应的绩点区间为3.3—3.6，人数比例上，A、A+两个等级存在共30%的限制，其余等级赋分人数不受限制。改革前，复旦有30%的A+、A、A-等级限制，至少有70%的学生最高只能拿到B+等级对应的3.3绩点，一度被学生称作“3.3大学”。
牛新春表示，国内外的研究生招生环节中，招生单位通常只在不同学生间简单比较绩点。“举例来说，假设复旦学生的平均绩点是3.4，一个绩点3.5的学生意味着已取得相对好的成绩了，但招生单位可能认为他不如其他学校绩点3.7的同学。”这种情况下，过往的学业评价方式难以体现复旦学生的真实竞争力，所以，此番绩点改革是必要的。
“解决‘卷什么’的问题”
取消绩点后，学生的“内卷”会有所缓解吗？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解决‘卷不卷’的问题，而是解决‘卷什么’的问题。”王世强表示，学业评价改革的重点在于将学生从无意义的“啃课本”中解放出来，进而在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交叉学科等环节中锻炼创新能力、提升综合素质。
“社会评价体系要求学生必须非常注意自己的绩点，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能理解他们‘卷’绩点，但绩点本身也是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指标。所以，在教育实践中，我们确实面临一些难题。如何把这件事做得既有效率又公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牛新春说。
胡娟认为，高校学业评价改革的真正落地需要用人单位、社会等多方共同形成合力。“长期以来，社会评价模式呈现单一化趋向，文凭导向的人才筛选标准是学生‘卷’绩点的本质原因之一。对于非科研学术岗位，用人单位应降低对学历的关注度，从更多维度考核毕业生的综合素质。”
“要鼓励学生将自己的能力、兴趣与未来社会需求相结合，实现多元化、个性化发展。一旦有统一标准，学生就都‘卷’标准去了，这容易背离教育的初心。”王世强表示。
在戴露看来，读研后，不少同学从“卷”绩点转变为“卷”科研。“但两者不同，一方面，科研的不确定性更高，不像绩点只要付出时间和努力就有高回报率；另一方面，研究生‘卷’科研的动机更复杂，一些学生是迫于毕业指标，并非有本科时的自我驱动力。”
本科毕业后再回望，文琪和戴露都认为，对于本科生来说，相比于“卷”绩点，更重要的是尽早对职业做好规划。“我不敢说绩点不重要，还没想清楚自己未来要从事什么职业的时候，‘卷’绩点至少能给自己留下更多选择。但学生最终还是要步入社会，确定自己以后想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戴露说。
（文中温婷、董佩、戴露、武晗、文琪、小冬均为化名）
作者：胡可欣
编辑：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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