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歌手郑智化乘坐轮椅登机，由于机舱高出升降楼梯25厘米，只能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挪进舱门。事后，郑智化发微博描述这段经历，使用了“连滚带爬”的字眼，引发公众的广泛讨论。
冰冰也是一名残障人士，童年时她因病失去左腿，后常年穿戴义肢行走，大学毕业后，她进入职场，成为一名中层，她会穿着义肢去打羽毛球、做瑜伽，也会脱掉义肢去游泳。
在过往的20多年里，她下意识地隐藏自己的义肢，努力表现得“像健全人一样”。但目睹郑智化事件后，她被触动，写了一篇长文，回忆自己也会在登机过程中经历种种不便，后来这篇长文冲上了热搜。
对冰冰来说，登机的过程依然充满关卡，每次跨过廊桥和机舱之间的缝隙时，她都会因为义肢无法精准发力，而下意识地提一口气。安检时，有的机场没有单独的隔间，她只能坐在安检处旁的布帘后，先脱掉衣物，再脱掉义肢，极其没有安全感；脱下义肢后，汗液不能及时清理，导致再穿时穿不到位是常有的事，大腿根也总是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经历，除了对身体的磨损，更多是对尊严的磨损。
她想说，整个社会的无障碍设施面向的群体，其实不止是残障人士，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推婴儿车的宝妈，甚至是手提重物的行人，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一定都有需要使用无障碍设施的时刻。
以下是冰冰的讲述：
文 | 王潇
编辑 | Yang
运营 | 歪歪
我完完全全能体会“连滚带爬”
看了郑智化的道歉声明，我心里的想法很复杂，当下就决定，隔天一定要动笔写点什么，可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于是凌晨两点爬起来，写了那篇文章。
▲ 10月27日，郑智化发微博表示歉意。图 / 微博截图
整个事件中，争议最大的四个字或许是“连滚带爬”。作为一个失去左腿、常年穿戴义肢的残障人士，我完完全全能体会这四个字。
高考结束后，我换了一条机械关节的义肢，这条义肢陪伴了我20多年。有了义肢的帮助，我其实已经算是残障人士中活动能力很强的一位了。我能自如地上下楼梯、下蹲起立，几乎能够独立地完成生活中的大部分事，“就像一个健全人一样”，但不同的是，我得时刻多加小心。
对健全人而言，登机需要关注的是时间、地点这些关键信息，但我要注意的是地面。下车后进入航站楼，我需要经过一段凹凸不平的减速地砖，然后是带有轻微坡度的糙面砖路面，紧接着，路面会变成大块的光滑瓷砖路面，等过安检时，可能有时还会碰到地毯路面。
机械义肢只有在完全伸直和呈90度直角时才能受力，此外其他任何一种角度，都没办法承受我身体的重量，稍一施力，就会直接摔向地面。而且在完全伸直的状态下，受力的也不是整个脚面，而是脚后跟的一个点，就像踩高跷一样。也就是说，在路面发生变换之前，我必须要格外留神，确保我能在完全伸直义肢的情况下，精准地把脚后跟那一点落到一个平稳的地方，这样我的每一步才能顺利着陆。
这么多年下来，我其实已经能适应机场的各种路面了，但进入机舱，依然是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关卡。廊桥和机舱之间，其实是有一个缝隙的，虽然大多数的缝隙不会有25厘米这么高，但多少也是有一定高度的，每当经过这条缝隙时，我都会下意识地进入二级战备状态，如果不小心踢到或者擦到，让义肢发生任何一点角度的变化，我整个身体就会立马扑倒在地，别说连滚带爬了，四脚朝天都是可能的。
▲ 冰冰担心自己会在廊桥和机舱之间摔倒。图 / 视觉中国
事实上，登机时受伤是常事。对于我来说，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是安检。大多数情况下，义肢需要单独拆卸下来过安检，惯常的操作是，两名女性员工陪我一同进入单间，我脱下义肢后在单间等待，检查完毕再穿上义肢离开，听起来，这套流程很顺畅。
实际情况是，机场一般没有专门负责陪同的工作人员，要现场协调，她们要放下手上的工作，专程来陪同我。每当这时，我心里就会下意识地生出一种类似愧疚的情感，总感觉，好像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她们的工作，耽误了其他人的时间。我希望一切能赶紧结束，尽快穿好义肢离开，让一切都恢复正常。
伤口往往也是在这时产生的，我印象里，有好几次坐飞机回家后，大腿根都是水泡被磨破后留下的几条狭长的血口。义肢的接收腔是密封的，不能透空气，这样一来就会闷汗，尤其是夏天，汗水甚至能直接倒出来。这种情况下，把义肢脱了再重新穿上，是非常艰难的，出汗后再穿衣服都会觉得不舒服，更何况是一条腿，再加上着急，经常是穿不到位的。
正常情况下，穿上义肢后大腿根是不用受力的，可如果穿不到位，大腿根就要被迫承受身体的重量，那里的皮肤要被不断拉扯、摩擦，很容易就会磨出水泡，出血。更难受的是，我明知道已经磨出水泡了，也没办法调整，只能继续忍痛走下去。
看到新闻后，我非常能共情郑智化，进入机舱的过程里，身体已经很难了，可是尊严呢？
身体产生的伤口，大多我已经忘记了，但尊严受到的磨损，很难忘记。有一次，工作人员没有把我带到单独的隔间脱义肢，而是直接在安检台旁拉起了一块布，就像是小服装店里的简易试衣间。义肢又是贴身的，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把裤子也连带着脱下来，作为一名成年女性，在公共场合，下身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一块布帘子围起来的空间里，外边就是来来回回的旅客，是极其没有安全感的。
等到义肢安检完成后，工作人员把义肢递给了我，她可能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竟然直接走了。布帘不是封闭的，我只能一只手紧紧攥着布帘，另一只手艰难地穿义肢，那个瞬间，我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狼狈。
不止是布帘，有的机场会把我带进楼梯间，让我在楼梯间脱义肢，这些过往里，虽然我的身体是完好的，但尊严已经碎了。
其实，在机场或者其他公共场合，如果遇到了诸如25厘米的困难，最低成本的办法就是求助他人，这听起来也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每一次开口求助，仿佛都在提醒着我和其他人的差异，而且第一步就是展示自己的脆弱和困境。
早些年，光是和安检人员承认义肢都很艰难。我一直记得，几乎是从一踏入航站楼开始，我就会紧张，在安检环节，最害怕的是扫描仪挨到左腿的那一刻，尖锐的“嘀嘀”声立刻响起。我只能承认：“是义肢。”我一般会说得很轻，仿佛害怕自己听到一样，偏偏很多时候，工作人员好像对义肢这个词并不了解，我只能叹口气，又赶紧解释，“义肢，就是假肢的意思，假腿”。
后来，坐飞机的次数多了，我已经能够更自然地向工作人员说明自己的义肢了，但求助还是很难，因为求助以后，事情仿佛都不受控制了，我不知道开口后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是被单独带进隔间，或者是又要调集更多原本在忙其他事的工作人员，还是又拉一块布帘？
每一次，我的首选都是尽可能自己解决，实在没办法了，才开始在心里排练求助的话术，然后观察周围的工作人员，挑一个看起来面相最善良、手头工作相对轻松的人求助。
不光是流程无法预测，对方的反应我也无法预料。去年，我换了一条义肢，于是把旧义肢装进一个编织袋里，打算带回老家，托运时，我向机场的工作人员求助该如何具体操作。得知袋子里是义肢后，工作人员沉默了几秒，紧接着脱口而出，“那你要不穿上呢”，可我当时本就穿着义肢，完完整整地站在他的面前。我当下觉得既好笑又无语，但后来想想，可能他工作时很少遇到残疾旅客，自然也拿不出的具体应对方案。
最崩溃的经历，发生在前年冬天，我代表公司去参加联合国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活动。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开心，也非常骄傲。当天早上，我早早地起床，穿着自己最爱的西装套装出发，路上一直在想，会上要如何代表公司发言。眼看着就要到大厦了，地面上恰好有一块冰，我一不留神，啪地摔倒在门口。义肢很硬，腿上穿的每一层裤子都摔破了。摔倒的那一瞬间，那些骄傲和开心，烟消云散了，仿佛老天突然给了我一记耳光，它在提醒我说：“你和别人能一样吗，还不多加小心。”
20多年里，
我都在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向他人求助的前提是，直面自己的残疾，可单接受这一点，我就花了将近30年。
刚失去左腿时，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12岁时，我生了一场重病，直到手术前，父母都没敢告诉我具体的手术方案，但我好像隐约有些预感。手术前一晚，我环抱着左腿躺在床上，自言自语，“我会失去你吗？”
隔天手术醒来后，我感觉左腿有种悬空的感觉，我问病床边的舅舅，“我的腿被吊起来了吗？”他回答我：“没有，你的腿已经没了。”当时的反应，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猜应该很崩溃，导致身体开启了自动保护机制，让我忘记这件事。
▲ 图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但我记得，大概几个小时以后，全家人都很悲伤，我反而开始安慰家人：没关系的，我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看起来，我好像只花了几个小时就接受了这件事，从那以后，我几乎也没有因为失去左腿而情绪崩溃过。如果单从成长轨迹来看，从小县城考到北京读书，再入职大公司，一步步晋升到中层，我和很多人的确没什么不同。
甚至，我一度以为自己早就与左腿和解了，直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型读书会，其中有一个环节，每个人有一分钟的时间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讲了自己做手术的经历，那也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聊起自己的身体，而且完全不受控制地，讲着讲着我就哭了出来。
也是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可能并没有完全接受失去左腿这件事。再回头看去，我发现自己几乎是下意识地隐藏残疾，而且努力地证明自己依然和别人一样。
刚做完手术后，有一段时间要坐在轮椅上，我左腿的裤管打成一个结，家人推着轮椅向前走时，我总是故意把轮椅的脚踏板掰起来，让右脚落到地面上，来回动，感觉就好像自己在走路一样。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只有一条腿，但我这条腿是没问题的，和健全人没什么不一样。”现在想想那个画面，会觉得非常好笑，我为什么要这样证明自己？
但事实是，往后的20多年里，我反复在证明。
穿上义肢后，我更会隐藏自己的残障状态了，我很少穿裙子，即便穿裙子，也是过膝长裙，里面再加一双肉色打底袜。原本上厕所时，我会目不斜视地上普通卫生间，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只有一条腿能自如弯曲，在蹲下时，义肢要单独伸直，再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右腿上缓慢下蹲，这个造型看起来很像叶问。
为了和健全人一样，我脑子里也总是在思考。比如工作时经常开会，有时需要上台发言，除了思考上台以后说什么，我得额外分出一部分脑子，思考今天穿了什么裙子、什么鞋，路面是地毯还是地板，讲台有多高，我要如何控制步速，才能确保上台的时候抬起的恰好是右腿。因为义肢是没有办法抬上去的，如果到了台下再换脚，会显得很刻意。
现在回想起手术后的情况，我也会觉得奇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地接受这么大的一件事呢？我只是暂时地自欺欺人，把这件事压下来，往后的这20多年，其实都没有真正直面过这件事。
我其实也能理解郑智化登机事件引发的舆论，很多人会觉得他登机的过程“还好”，但也许，健全人和残障人士的感受是不同的，很多健全人觉得还好的瞬间，对残障人士来说，可能就是痛苦。
除了肉体感受的不同，对于权利的体验也是不同的，对健全人来说，自如地走入各种公共场合，几乎是一件不需要费力地，只要抬腿就能做到的下意识行动，但对于残障人士来说，它变成了需要被保障的权利。
早在2017年，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胡向阳就曾公开表示，我国残障人数量约有8500万，占总人口的6.34%，这相当于每16人中就有1位残障人士。其中，肢体残疾占比最高，约为2472万人。
但日常生活中，我好像很少能看到残障人士，不止看不到，从很多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里，似乎也看不到他们真正的需求。
▲ 冰冰拍摄的无障碍卫生间。
去年，我和父母自驾回老家，想顺便做一个服务区无障碍卫生间的测评，但很快，我就发现根本做不出来，因为我碰见的大多数无障碍卫生间都没法正常使用。最常见的情况是，门上锁了，根本打不开，有的虽然能打开，但要么马桶坏了，要么扶手缺失，甚至还有的卫生间堆满了清洁用品，成了杂物间。
我有时候会刷到残障人士的视频，有个盲人博主记录了自己出行的画面，有一次，一段盲道上停了车子，也有路人在走。每当博主不小心撞到了人或车，就会有人帮忙挪开，博主也会说一声谢谢。两百米的距离里，博主可能说了几十声谢谢。我看了以后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被人帮助当然会真诚地感谢，但其实，原本可以不用说出那声谢谢的。
其实，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今年是我失去左腿的第28年，而真正接受自己的残障状态，我是去年才开始慢慢做到的。
高考后换的义肢，是我穿得最久的义肢，一穿就是22年。其实，我之前工作的地方离一个著名的义肢品牌旗舰店只有1公里，我知道，却从来没去过那里，甚至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专门研究过义肢发展出了哪些新功能，有哪些新技术。
我好像同时承认两个身份存在，一种是作为健全人，另一种是作为残障人士。但残障人士的身份被我有意地隐藏了，所以也很少关注义肢的信息。对我来说，查询或者走入一家义肢店，相当于要再次面对自己的残障。
如果用健全人的参考系来看，世俗意义上应该具备的东西，我已经都有了，攒够钱以后就去买房、买车，然后升级换代。但其实，房子、车子对于我来说，远没有一条腿重要，每次想到要升级义肢时，我都会下意识地和健全人做比较，我已经比健全人多花一部分钱安装义肢了，再花更多的钱把它升级换代，也依然不能达到和健全人一样的行动能力，值得吗？
显然，很多年的答案都是不值得，后来，我穿上了新的顶配版义肢，但我依然很难找出到底是哪个节点，答案突然变成了“我值得”。
想法都是慢慢改变的，但也有一些情绪波动的瞬间。某次和朋友交谈，她困惑：“为什么你不换更好的义肢，这关系到你每一天的生活质量。”我突然有点愣住。某次刷到一篇文章，发现买智能高端义肢的，绝大部分是老年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我突然在心里对自己生起气来：已经40岁了，我到底还在等什么啊？难道等老了之后再去装更好的义肢吗？
最打动我的，也许是销售的一句话，我问他智能义肢究竟好在哪里，要怎么用。他顿了一下，回答我：“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那个瞬间，我有点想哭，这种自由真的是我可以拥有的吗？
而实际上，换上顶配版的智能义肢后，我马上发现，我的活动空间更大了，朋友直接把我带去了羽毛球场，她左右吊球，我们意外地发现，我比原本能多迈整整一步的距离，原本只能用右腿支撑，现在也能用义肢做支撑腿了。
▲ 换上顶配版义肢的冰冰发现自己的活动空间更大了。图 / 冰冰的公众号“飞少说”
我还曾试着小跑几步，那是一种久违的感觉。我的脸第一次那么快速地去迎接风，空气扑上，闯进肺里，甚至还有一点火辣辣的感觉。这么多年，这种感觉在梦里都没有出现过。
更大的变化是从裸穿义肢开始的。刚买义肢时，我习惯性地问店员如何买配套的海绵，义肢外包上海绵，再穿上袜子，肉眼看上去很像一条真腿。店员愣住了，笑着感叹，“买我们这款义肢就没有包海绵的，都是裸穿的”。
裸穿是我以前从没想过的事，可既然已经花了大价钱，要不试试呢？试过以后我惊奇地发现，原来生活里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不光没什么人盯着看，我反而还成了有力量的代表。
有一次裸穿义肢去逛动物园，我听见后面有个小朋友告诉他爸爸，“阿姨有一个钢腿”。听到以后，我连头都不敢回，甚至两眼连视线都不敢变，只能盯着一个虚点。紧接着，我听见孩子爸爸自然地回答，“对啊，阿姨多坚强啊”。
我突然发现，原以为社会的接受度还有很长一段路，绕了一大圈才发现，其实是自己接纳自己的路更长。
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欲也增加了，开始尝试练瑜伽、打拳击，前段时间，我还学会了游泳。教练的经验很丰富，没有直接劝我放弃，而是尝试调整动作和方式，我不能立刻学习蛙泳，因为缺少了一半的腿部力量，但我可以先学仰泳，一条腿拍打水面和两条腿拍打，除了劲的大小之外，其实没有太大区别。我的泳姿很多时候也是一半一半，自由组合的，蛙泳的手，自由泳的腿，累了，再换成蝶泳的。
▲ 学习游泳的冰冰。
也是从去年开始，我开始更关注公共空间里的无障碍设施，也看到了很多改变。前段时间我去看话剧，发现一个无障碍卫生间的扶手坚固，高度合理，还放着应急使用的卫生巾，剧场里有备用轮椅，还有专用的无障碍排队区。登机也有变化，有一次我在浦东机场坐飞机，安检时不用脱义肢，直接站在一个机器上，几秒钟的时间就检查完毕了。
其实，人的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处于残障状态，即便不是身体残缺，人也会面临衰老带来的行动障碍。无障碍设施不止是给残障人士用的，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婴儿车的宝妈，甚至是手提重物的路人，每个人都会有需要无障碍设施的时刻。
人们的反应也在发生变化。有一次在成都坐高铁过安检，扫描仪靠近左腿时发出了“嘀嘀”声，我刚要开口承认，没想到工作人员自然而温柔地开口，“是不是受伤喽”。
那是一句很软糯的四川话，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好像独自战斗了很久，突然被轻轻戳了一下的感觉。
▲ 旅途中的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