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對外接觸史中，始終存在一種奇特的禮儀邏輯：外交不是為了討論問題，而是為了展示天朝的尊嚴。在此種心理之下，外交時的表情、姿態、服飾、上下位序被視為是比條約本身更重要的事。
大清官員們往往相信，只要在場面上贏得氣勢，就等於贏得了談判。於是，「冷臉以對」「目不旁視」「手藏袖中」成為許多場合的基本動作。這些動作本身微不足道，卻代表了一個思維框架——以天朝中心的自信壓倒對話，以禮儀姿態取代利益交換。這種觀念後來深刻影響了清朝的對外判斷與實際決策。
最典型的案例是乾隆接見馬戛爾尼使團。1793年，這位英國使者希望以平等外交姿態遞交國書，而清廷則堅持以朝貢模式來處理。乾隆特意安排禮部官員與侍衛列於兩側，全程要求保持肅立、冷麵，以顯示天威。
當時的英國記錄寫道：「中國官員雙手藏在袖中，以不屑的冷眼注視著我們」（「They stood with their hands
concealed in their sleeves, staring at us with an air of
disdain.」）。在英國人眼中，這種接待方式毫無誠意可言。英國人不認為這是威嚴，也不認為這是禮儀，而是拒絕交流，甚至是敵意的流露。
禮儀衝突使得雙方無法進入任何實質議題，清朝本可以藉此次接觸了解英國實力，進而了解世界，但最終卻因姿態堅持而錯失機會。
這種場景在乾隆與嘉慶時期多次出現，英國使團記錄中多次寫到清廷大臣的「hands in sleeves, staring
coldly」。
與英國、美國等遠方國家如此，面對俄國這樣現實力量強大的鄰國時，禮儀邏輯依然主導。尼布楚談判期間，清方代表屢次強調必須「儀制不虧」，對俄國使團的行為也常以「失禮」評判。
而在條約商定前，清廷內部奏摺關注的依然是「番使隊列鬆散，有乖恭敬」，而不是對方的軍事部署或實際目的。外交被簡化為一場表演，似乎這並不是一場關乎邊境安全的談判。
類似的情景在晚清依然反覆出現。咸豐年間，肅順曾代表朝廷接見英法等國代表。英語文獻記載，當西方代表試圖解釋條約條款時，肅順雙手負袖，不說歡迎話，也不請坐，只是以居高臨下的眼神盯著翻譯和對方代表。而在溝通過程中，肅順幾乎全程以沉默應對，臉上帶著「彷彿對一切都不屑一顧的表情」。
英法外交官記錄形容肅順：「He stared at us with disdain, hands hidden in his
sleeves.」
另一位隨員在日誌中記錄道：「他不發一言，只以冷淡的目光盯著我們，彷彿我們打擾了他的清凈。」（「He refused to
speak, fixing us with a cold indifferent stare, as if we were
intruding upon his peace.」）
此類記錄大量存在，它們共同呈現出一個模式：清朝官員傾向於在禮儀上保持絕對優勢，希望通過姿態威懾對方，而不是通過規則談判解決問題。
這種「怒視外交」的後果很快在19世紀全面顯現。由於官員過度強調禮儀勝負，他們往往把外交目的置於次要地位，更忽視軍事與科技的巨大差距。鴉片戰爭前後，多份奏摺把英國艦隊的舉動解釋為「見我水師森嚴，不敢輕舉」，理由不是情報分析，而是「彼見我軍容整肅，面露懼色」。
然而英國海軍日誌卻記載：「他們擺出嚴肅的姿態，但我們既不畏懼，也不認為那是真正的軍事力量。」（「Their officials
displayed a grave posture, but we felt no fear; it was form without
force.」）清廷基於表情讀出的「勝利」，往往是對方眼中的無意義禮節，從而形成決策上的結構性誤判。
更嚴重的是，禮儀優先的邏輯讓清朝官員無法真正理解國際秩序的變化。他們把外交等同於場面，把談判等同於「壓住對方氣勢」。這使得清廷不僅無視了歐洲工業化帶來的實力差距，也喪失了收集信息、評估風險的基本能力。許多本可通過談判化解的衝突，被硬生生拖成軍事對抗；許多本可通過妥協換取時間的局面，被表情和姿態堵死。
清朝在19世紀的連續失敗固然有複雜原因，但禮儀遮蔽現實是無法迴避的一條深層結構。
回看這一段歷史，所謂「怒視外交」並不是一個動作，而是一整套認知方式：相信氣勢可以取代制度，相信姿態可以掩蓋弱點，相信禮儀可以抵擋世界的變化。表情越嚴肅，越自以為強大；禮儀越繁複，越誤以為秩序穩固。
可惜世界從不按表情運轉。等清廷意識到禮儀失效時，已經沒有退路；等他們準備談判時，已經沒有談判籌碼。清朝的禮儀外交最終沒有守住任何體面，卻用僵硬的姿態加速了帝國的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