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不敢看论文盲审结果，不敢看银行卡余额，不敢看体检报告”——这句调侃近期在社交平台刷屏，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引发百万网友共鸣，让研究生群体的生存压力再次聚焦公众视野。从“三个都不敢看”的扎心自嘲，到“研究牲”“牛马”的无奈调侃，当代研究生“既无研究也无生活”的困境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议题。这一现象背后，是研究生培养理念转型、组织制度约束与个体策略调适的多重交织。本文基于Y省H校某文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的质性研究，从宏观教育理念、中观组织情境与微观个体实践三个维度，解析研究生“双无”状态的生成逻辑与应对路径。
首先，宏观层面的培养理念转向，推动学习边界从“学术性”向“职业性”扩散。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从理性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变，市场对“即插即用”型人才的需求，促使培养目标兼顾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原本聚焦研究的学习边界被拓展至实务领域，学术性与职业性的融合让研究生陷入身份定位的“十字路口”。
其次，中观层面的组织制度设计，以合法化方式控制学习边界。“三助一辅”制度本为兼顾学术与职业培养，但在高校行政负担加重、绩效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逐渐异化为行政事务分摊工具。导师与院校将大量非学术性事务包装为“能力培养”，借助权力优势转移行政压力，导致研究生研究时间被侵占，学术参与沦为边缘性辅助。
第三，微观层面的个体策略调适，呈现内化、冲突与动态组合的多元样态。面对边界模糊，部分研究生将非学术任务内化为“全面发展”的必要环节；部分则因角色冲突陷入心理撕裂与学术挫败感；还有些通过整合兴趣与学术目标、明确时空边界等动态策略，在多重压力下寻求平衡。
研究指出，研究生“双无”状态是教育理念、组织制度与个体选择交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学习边界的模糊化与控制权的失衡。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绩效管理下的隐性成本转嫁，也折射出传统师徒伦理与现代劳动认知的文化张力。唯有厘清学术与非学术的边界、优化培养制度设计、尊重研究生的学习主体性，才能让研究生教育回归“以研究为本”的核心，破解
“无研究无生活” 的困局。
本文原载《教育学术月刊》2025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
模糊的边界：
高校研究生何以既无研究也无生活
▍问题提出
高等教育场域中研究生的理想样态应体现研究探索与生活实践协调统一，以实现个体多维发展与社会化适应的良性互动。其中，研究能力培养作为根本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已作明文规定：“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然而现实悖论在于，哔站、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中衍生的“研究牲”“牛马”等自嘲式话语符号，折射出该群体实际面临着科研获得感低下与生活休息失序的复合性危机。研究生何以为“牲”？为何普遍反映既无研究也无生活？其背后映射出该群体怎样的学习样态？
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对相关问题进行解释。一是聚焦于“三助一辅”制度下的角色张力，即认为研究生因参与制度设定的行政辅助事务导致只有工作而无研究无生活。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高等学校聘用研究生担任助教工作的试行办法》提出，“根据教学工作的需要，可以从学有余力的在学研究生中有计划、有选择地聘用部分符合要求的研究生担任助教工作”。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的意见》，深化了研究生“三助一辅”的制度安排，其初衷在于通过“科研和实践”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然而，实证研究表明，研究生实际更多从事一些与学术活动弱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大多处于低水平跑腿打杂的尴尬处境。尤其是兼职辅导员角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还面临工作参与不够深入、角色定位边缘化的困境。由此可见，即便“三助一辅”政策具备良好育人本意，但在执行过程中“重使用，轻培养”已成通病，致使研究生逐步陷入行政性事务的工作循环。
另一维度聚焦于导生关系异化，认为承担师门事务性工作是研究生“双无”的重要原因。作为主导性培养机制的导师制，赋予了导师制度化的学术权威，使师门成为学术权力运作的微观空间。已有研究表明，研究生在导生互动中往往承担着学术助手的角色，需按照导师要求完成大量工作，制度异化导致师生关系的契约性转向。在此过程中，传统师徒伦理嬗变为准雇佣性劳动关系，侵蚀了师生之间的亲密情感，代之以“你是劳动工具”的信号，近似剥削地使用学生劳动力，研究生成为导师免费打工的“私有物品”。更值得关注的是，学术场域的责任边界模糊使导师常将行政性事务甚至个人私事夹杂于任务指派之中，在非对称的权力结构中，多数研究生只能被动应付和逆来顺受，其结果是学术探索与生活休闲的边界消弭。
以上研究从培养制度失范和导生关系异化的角度探析了研究生无研究无生活的形成机理。这固然能有效解释“研究牲”“牛马”的生存样态，但其中的双重局限尚待突破：其一，现有研究模糊了学习任务与行政性事务的边界，且更多以受害者视角“控诉”制度安排与导生关系中的“不公”，对“时间规训者”的作用机制及其引发“双无”的过程演化逻辑尚显薄弱；其二，现有研究更多偏向对研究生“双无”现象的静态描述，较少关注研究生“被规训”的情境应对与调适策略。由此促使本研究聚焦的基本问题：本应以研究学习为本职的研究生，是如何陷入“无研究无生活”样态的？其包含三个递进式的研究命题，即研究生“双无”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该状态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研究生是如何应对这种状态的？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研究生“无研究无生活”的困境颇为悖谬地折射出个体与环境的复杂互动，仅凭个体经验感受与已有文献的静态诠释，尚难系统还原其背后演变脉络与动态机理，须借助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性剖析，为揭示硕士研究生“双无”现象全貌及其深层逻辑提供有效理论依据。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在研究生教育中，“研究”与“生活”始终处于缠绕交错的关系状态，即便在学术界，也罕有对二者边界进行清晰界定。但既无研究也无生活却已成为研究生群体生存困境的显性表征：他们既是学术研究训练者，又是教学辅助人员、行政支持者甚至未来职场的求职者。多重身份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经历角色切换，而学术追求的纯粹性要求与世俗生活的现实逻辑往往无法协调，身份和责任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使其在工作、学习与生活之中普遍存在冲突和失衡。
诸如此类工作与生活边界问题的探索早在坎贝尔·克拉克（Sue Campbell
Clark）的“工作一家庭”边界理论中就已萌芽：其提出了“边界跨越者”和“边界影响者”两大概念，前者是指边界跨越的主体，后者是指影响边界跨越者跨越边界的家人、领导或同事。该理论认为，个体作为“边界跨越者”，就是在“边界影响者”的干预下进行边界的创建、管理和跨越，以此实现角色的平衡。继克拉克之后，围绕“边界跨越者”和“边界影响者”，学术界形成一系列的研究命题，主要脉络沿着两个分支延展：部分研究者重视边界跨越的过程，提出了边界设置、边界渗透、边界控制、边界冲突、边界整合与边界分离等关键概念；另一部分研究者更重视影响边界跨越的因素，从社会文化、情境强度和角色认同方面解释外在环境如何影响“边界跨越者”的行为结果。
纵观边界理论的发展轨迹，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冲突存在两种解释路径：一种追踪个体的角色调整机制，重视“边界跨越者”对边界的创建、管理和跨越过程；另一种溯源环境的外力形塑作用，重视分析社会环境、情境文化等“边界影响者”的干预。当解读研究生“无研究无生活”困境之时，这两种解释路径都尤为重要——既是当事人主动构建的意义世界，也是教育生态系统投射的生存实相，因此需同时考虑研究生的边界管理及其与研究生活环境是如何互动并实现边界跨越的。故此本研究尝试架设两种解释路径：围绕“边界跨越者”边界的建构、维持和整合的系列过程，内嵌于宏观层次的教育理念、中观层次的组织情境与微观层次的角色重塑三个层次，对研究生“无研究无生活”问题进行互动性解释。分析框架如下：
图1 边界理论下硕士研究生“无研究无生活”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宏观层次聚焦教育理念的渗透轨迹：当学术研究理想遭遇市场理性需求时，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如何设置和影响硕士研究生学习、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中观层次追踪制度作用与组织传导链条：当高校组织将学术训练与职业准备融合包装时，是如何将扩大的学习边界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作用于学生？微观层次探索行动主体的调适策略：当学术身份与社会身份角力时，硕士研究生如何在长期边界模糊中进行边界重塑？
（二）研究方法
由于“无研究无生活”涉及硕士研究生所处背景下多重因素的交织，既要考虑其“双无”的特殊性，也要关注到组织环境对其研究生活影响的典型性，且需获取主客体互动的深层叙事，因此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案例研究路径。基于目的性抽样，我们于2024年3月至2025年2月期间，参加了南方Y省H校J学院组织的质性研究系列工作坊，以此为基础浸入研究场域，接触到自陈“无研究无生活”的研究对象。该研究对象的典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所处的H校虽跻身“双一流”却并非处于顶尖研究型大学序列，在“赶跑”语境中构成中层院校典型样本，其师生群体的竞争超载状态有利于更好诠释研究生“无研究无生活”的情境生成机制；另一方面，选择J学科类硕士，盖因其培养模式与理工科存在明显差异——缺乏如理工类学生那样具有明显师门学习特征的实验室，这种结构化学习场域的缺失，与时间弹性本应充分的自主优势，反而强化了他们实际陷入“无研究无生活”状态的矛盾张力。
在工作坊学习期间，我们团队与其他工作坊成员共同对研究生为何“无研究无生活”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系统采用访谈法、实物收集法和观察法收集资料。其中，重点对2名同学进行深度访谈，邀请1名同学撰写一天学习生活日志，通过2次焦点团体共12人进一步收集资料。研究发现，受访对象并非“瞎忙”，而是长期承担导师和学院布置的非学术性事务，致其陷入“无研究无生活”状态。为印证信息的真实性以及了解导师和学院的制度化影响，我们还访谈了J院1名辅导员以探查行政任务分配逻辑，3名研究生导师以解构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认知惯习，最终与工作坊所有教师和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层探讨。此外，我们还收集了《关于选聘研究生担任“助管、助教”的通知》《研究生“三助一辅”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等H校和J院官方文件，以深入了解该校组织层面对于研究生学习与生活的制度环境，并与访谈数据进行“三角互证”以确保研究效度，以一定程度上消解互动情境带来的影响。为遵循保密原则，研究中与H校、J院、受访对象有关的名称统一以编号或化名替代。
基于以上理论框架建构和研究方法考量，以下将从宏观教育理念、中观组织制度和微观个体策略三个层次，依序解构硕士研究生学习边界的生成、控制以及重塑。
▍边界的生成：从“学术性”到“职业性”的转向与融合
对于学习什么，研究生似乎一直缺乏发言权。在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价值与大学职能决定了研究生的培养理念与培养目标。西方大学自中世纪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研究生培养主要经历了从理性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向，理念从重视“学术性”转向重视“职业性”，学习边界也随之扩大。
（一）从“学术性”到“职业性”：研究生培养理念的转变
对“无研究无生活”的硕士研究生而言，能否专注学术研究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诉求——“都研究生了，为什么还要布置那么多行政性工作……行政性工作以后有很多机会去做，为什么一定要在上学时候来做？现在抓紧时间学习不是更好吗？”——这类困惑揭示出该群体的共性认知：研究生教育的重心在于学术研究，其学习边界应严格限定于研究领域。这种认知并非毫无根据——现代大学三大职能之一的科学研究使命，强调大学应鼓励自由讲学、注重学术研讨与理论研究。而研究生作为科学研究的接班人，唯有纯粹的学术训练，才是培养研究能力的不二法门。因此研究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是研究式学习，即“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这种研究生培养理念深刻形塑了他们对学习边界的认识。
然而，伴随着高等教育从“象牙塔”向社会服务功能转型，大学培养“专门人才”的作用日益凸显，由此催生突出职业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尤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逐步将硕士研究生群体排挤出学术职业体系之外，研究生就业早已从科研岗位转向实际工作部门。而对非学术性岗位而言，学历却并非那么重要，能力反而成为市场竞争关键。这直接反映在用人单位要求毕业生“立刻能用”的现实要求上，其就业的“社会弥散性”让研究生“成功”的定义由学术产出转向更为综合全面的个体发展，研究生学习的边界被扩大到实务领域。
（二）边界设置：研究生培养的工具塑能
在研究生人才培养理念转变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倒逼下，不少大学不得不进行培养策略的适应性改革。制定硕士生培养方案时，不仅需遵循学科知识发展逻辑以完成学术发展目标，更要考虑硕士研究生综合能力培养以应对职业竞争需求。因此，部分导师明确提出在培养硕士研究生时，并不一定以培养学术能力为主，而更多会根据学生实际情形训练其职业能力。“我会带他们去做认证，做省一流专业、国家一流专业资料的梳理。其实就是在培养其管理的能力、人际的能力以及学术的能力。”
在教育政策规约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牵引下，培养单位逐步形成学术性与职业性并重的能力建构框架，培养方案即为模块化塑能的“工具”。如H校J院某专业培养方案明确提出要“实施模块化学科课程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培养既具有良好教育学术素养，又能胜任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教研机构的教学、管理与技术支撑人才”。为系统性提升硕士研究生作为市场“工具”的竞争优势，高校不得不提供各类行政岗位、活动竞赛、技能培训等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未来职业所需的实践技能。在此过程中，导师群体不仅成为这些实践活动的直接责任人，更承担着学习边界建构者的核心角色，并根据自身判断决定学生的学习内容与方法。
我觉得老师的判断很重要。有些学生他的确学术能力很强，我会让他更多去往这方面发展。但是有些学生非常缺乏锻炼，我就会给他安排一些行政性工作。比如我让一个学生去跟一个园长培训班，一跟就是3个月。在这个过程中，他能认识这个社会的复杂性、人的多元性等，锻炼太大了。
这种直接由导师判断的方式，使研究生学习边界变得更为个性化和模糊。
（三）边界扩大：学术性与职业性的融合
从研究生培养范式转变的维度考察，硕士教育呈现学术性和职业性的二元结构取向。学术性主要体现对理论前沿的追求、理论功底的深厚、学术视野的拓展、科学方法的训练以及学术素养的提升，并以此作为博士培养的前置学习；而职业性则主要注重知识应用性和实际能力培养，强调与行业需求对接，并致力于在就业市场取得竞争优势。
学术性与职业性的二元结构张力，也使硕士研究生群体陷入较为尴尬的“十字路口”。较之博士生群体，他们大多不会从事学术性工作，导师对其学术能力与研究成果并不抱太大期待，故可能不愿投入过多时间对其进行学术训练；相较于本科生，雇主固然重视其职业能力，但在学历“鄙视链”中自然而然认为硕士更具研究水平，故可能对其学术功底有更高要求。在本科和博士夹缝之间，硕士研究生既存在学术研究能力提升的诉求——“可能对他自身的期待来说，他会觉得我是来做研究的，哪怕不考博，也想把硕士论文做好。”同时希冀在非学术职业发展及相关综合实践能力上有所建树。因此，为适应日趋复杂的工作环境，该群体需在保持学术深度学习的同时，关注知识的实际应用。学术性和职业性两者交织融合并渗透在硕士研究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习边界更显宽泛。
▍边界的控制：制度化的行政与边缘化的学习
硕士研究生“学术性”与“职业性”的融合需要基层教育组织提供相应培养场所。不谋而合的是，我国高校基层教育组织也面临日益繁多的行政性事务。如此由基层教育组织提供行政助理岗位似乎成为一剂“良药”，推动组织绩效与研究生能力培养达成双向奔赴。
（一）“三助一辅”：研究生培养的制度化设计
“三助一辅”是体现研究生学术性与职业性培养的实践方案之一。《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2013年）《关于做好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的意见》（2014年）等系列政策文件先后对“三助一辅”的定位与功能作出具体规定。从政策文本来看，“三助一辅”制度兼顾研究生学术能力与职业能力培养，学习边界从“学术性”扩展到“职业性”也以制度文本的方式合法化。而在政策导向以外，大力推行研究生“三助一辅”制度也是基于内部行政管理改革需要。J院行政部门教师坦言：“学生助理确实非常有必要，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办公室工作越来越繁忙，尤其在每年招考时间，晚上10点下班已是常态。”如此处境下，学生作为大学丰富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能为分担行政工作提供诸多助力，尤其是可以长期、稳定协助工作的学生更受欢迎。
“三助一辅”制度在大学行政管理体系中被广受采纳，深层植根于高等教育内部行政管理的制度逻辑。究其根源，我国高校沿袭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管理模式，该模式曾在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中有效维持了组织稳定性。但随着大学走向社会中心，行政系统的制度矛盾不断彰显，持续强化的绩效主义导向与传统行政主义惰性产生结构性冲突。具体而言，前者要求采用标准化评估体系提升运行效率和组织绩效，而后者的繁复程序往往异化为两种形态：或阻遏绩效改革进程，或异化为形式主义的伪绩效管理。最终导致行政程序熵增的悖论效应：管理精细化程度越高，行政性负担反而愈重。更重要的是，在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刚性约束下，高校日趋繁重的行政事务与有限的人力资源形成突出矛盾。尽管国家鼓励通过聘任制改革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但受财政预算限制，教育组织不得不在临聘人员以外，另寻更低成本的替代方案。而“三助一辅”正是可以调和行政刚性与绩效弹性的现实选项。
（二）边界控制：研究生培养中的行政分摊
然而，理想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难免遭遇实践偏差。其一，行政管理者的家长制观念与新生代研究生的主观认知存在代际冲突，“三助一辅”更似隐形筛选机制下的行政任务分摊。以W教师为代表的管理者倡导学生非功利化的成长投入和实践经验的主动建构。“学生阶段要树立两条理念，第一是有些工作不给钱也要干，第二是要尽可能地创造机会去历练自己。”这种“过来人”的经验传承指导模式在教师群体中颇具普遍性，如X教授也认为，“现在整个业界的环境非常恶劣，竞争也很激烈。让学生去经历这些，不管是做什么，其实都是锻炼。”然而，新生代研究生对此却持保留态度，他们虽大体认可这些经验的有效性，但更倾向于从劳动权益视角对其进行审视，认为其是管理者激发“员工”劳动积极性的话术，因此并不愿意参加类似与学习无关的行政工作。
这种理念冲突折射出更深层次的制度困境。在就业压力倒逼下，“三助一辅”逐渐异化为某种隐性筛选机制——尽管学生参与主动性显著降低，但囿于求职市场对某些岗位资格的硬性要求，实践培养反而被转化为准入性条件而成为一种行政分摊，最终导致制度设计的培养初衷与学生主体的参与动机产生错位。
其二，绩效考核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速了行政性事务由导师向学生的层级转移。在科研压力持续加码的背景下，导师群体实际上承担着双重角色任务：既要维持教学基础投入，又要在科研赛道争夺中保持竞争力。这在诸如H校这类“双一流”中游院校中尤为突出。他们既不能像北大清华这些C9高校那样有丰富的资源而自由“任性”，又必须极力避免跌落至“双非”层次，还要争取在“双一流”梯队中维持核心竞争力。“我们这个层次的学校，既要在教学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又要在科研上去跟北大、北师大这些院校看齐，老师其实都是非常忙的”。H校教师不得不在这种“学术锦标赛”下争取申报更多课题甚至超额完成科研任务，大量行政工作不得不下移分摊至学生群体。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行政分摊更多被导师包装在研究学习边界之内，“我会让学生把行政当研究去做，这些训练能培养学生很多方面的能力，之后也会反映在学术方面。”这种“行政学术化”的解释构成了以行政为中心的边界规制。对愿意从事行政工作的学生建立能力发展的合理性叙事，对排斥行政工作的学生施以“脱离集体不贡献”的道德评价而被排除在“嫡系”培养体系之外。
（三）权力弱势：行政工作的被动参与与研究学习的边缘化
硕士研究生对学习边界自有其明确的认知，常规课程学习任务、课题研究、论文撰写等才是其本职工作。“研究生不就是要做研究吗？在我们研究生的评价体系里，更多也都是在考量他的学术成果，而不是把行政工作做得多么漂亮。”矛盾的是，这种认知在师生交互过程中往往被非对称的权力关系消解，导师通过师门管理权把握着学习任务性质的界定。如某教授在谈及会议组织时阐释其融合逻辑：“行政工作与研究工作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边界，在办会的过程当中，学生可以接触很多做人做事的机会，尤其可以认识一些对他的研究有帮助的人，都能获得一定的成长。”
依此而言，即便是学术活动中的行政工作，也对学生学术研究有所助益。但事实并非如此，学生大多缺乏选择参与或退出的权力，反而在大量的行政参与中侵蚀了研究精力。
我在会议期间确实接触了很多大牛，让我有对学术进一步发展的想法。但在这个会议之后，我们需要连续两周办发票等相关事务，导致我开题报告还有质性研究的作业都没有时间去写，我觉得这些都非常没有意义。这些行政工作侵占了我们研究的时间，使我们没有研究，也没有生活。
更有学生表示，虽筹备的是学术会议，但学生做的基本是与学术毫无关联的资料准备、会场布置、与会接待等事务性工作，在这些“杂事”损耗中，很难获得学术成长。这表明学术事务中的行政参与所产生的微量学术收益，往往难以掩盖其时间或精力等成本消耗，能力增益难以达成硕士研究生群体的学术期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实质性的科研实践中，硕士生普遍受限于技术辅助型角色，常规任务通常聚焦于数据收集、文献整理、实验操作等“边角料”工作，鲜少介入研究设计或成果呈现等核心环节。因此，在师生权力博弈中，学生处于明显的话语弱势，教师控制了学生学习边界的解释权。耗时的学术类行政服务与研究学习的边缘性参与，正在合力瓦解研究生群体的学术效能感知。
▍边界的重塑：“研究一生活”的内化、冲突与动态组合
面对学习边界话语权的不平等，硕士研究生群体既不完全被动接受，也不单一依赖外部条件，而是通过复杂的内化、冲突与动态组合重新塑造学习边界。这一过程不仅反映其对“研究一生活”二元对立的回应，也揭示其边界重塑逻辑。
（一）内化：研究生自我认知的调适
在培养理念转型与组织话语的双重作用下，研究生日益内化了对学习边界的界定，表征为将“非学术性任务”纳入学习范畴并赋予其正当意义。而其恰可能是导师、学校与社会期待的规范性投射。当“研究一生活”边界趋于模糊时，导师对研究生的影响可能不仅是学术指导，更延展至对学生的生活和成长的关怀。究其本质，导生指导构成了特殊的交流系统，当双方进行互动时，无论意图如何，总会从对方行为中解读出一些信息，从而形成交流机制。Z教授“学生就是老师的小伙伴，相互扶持建立生态文化”的观点是对此的生动诠释。该理念促使研究生重构师生互动范式，不仅将导师视为学术指导者，更视作个人发展的资源支持者，进而主动构建非学术性任务的学习价值。
同时，因院校组织占据资源分配主导地位，借由制度化手段，如助管、助教等工作，将大量非学术性事务包装为学术能力培养框架。这种制度化和合法化使研究生既难以拒绝任务分配，又逐步将其内化入自我认知体系。院校和导师类似的混合策略，无疑进一步消解了学术与非学术的边界。在此进程中，研究生原以学术为中心的角色定位被重塑为“全面型人才”，从而模糊了学习、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内化的深层表征还在于学生对学习边界的适应性调整——既体现在观念层面，也体现在行为层面，部分学生视其为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能力提升路径，并主动寻求非学术任务参与机会。这种适应性调整实质是组织压力下的生存策略与个体发展的理性博弈。
（二）冲突：多重角色的对抗与张力
硕士研究生群体并非都能做到研究与生活内化，多重角色叠加往往引发显著的边界冲突。这既表现在学术研究与非学术任务之间的时间管理上，更体现在角色期待和价值观念的角力。社会层面期望学生专注于学术研究与职业能力训练，但院校组织层面却将大量非学术性任务以“学习”名义分摊，使研究生群体在有限资源下难以专注于学术本职。行政事务的冗杂琐碎与学术研究所需的深度思考相叠加，致使学习边界模糊化，学业压力也不断增加，但他们又不得不在组织压力与学术权威下被迫接受行政分摊，正如C教授之观察：“一些学生对非学术任务感到不满，认为这些任务偏离了学术目标，但又无法拒绝。”其本质在于研究生对个体学习边界的控制权被削弱，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在家长制观念下成为学习客体，“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与其理念之间相差甚远。
对此，硕士研究生群体试图通过整合或分离边界来应对冲突。但其困境在于，表面上的任务整合如将杂务视为学习统一体并努力寻找其价值，往往会加剧心理撕裂，尤其是在被动整合下付出大量时间却未见学术成效时，更易产生“学术空心化”的挫败感。对此，一名硕士研究生的自述颇具代表性：“我读研之前应该还是对学术有很美好的愿景的。来读研之后发现不是非常纯粹，就是可能要去妥协一些事情。”更深层次的矛盾来自系统性的评价悖论，学校往往以学术产出为评价标准，却在实际操作中持续加码非学术任务，这种矛盾挤压了学生的自我发展空间，许多人在应付层出不穷的事务中陷入迷茫——既无法拒绝额外工作，又难在学术上保持专注，最终走向“无研究无生活”的恶性循环。
（三）动态组合：整合与分离的权衡
面对边界冲突，也有硕士研究生通过整合策略在学术、工作与生活之间成功达至动态平衡。该策略通过协调不同角色的任务与目标，从而减少边界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如O同学在逐步融合个人兴趣与学术要求时坦言，“这只是个小论文，包括我的学位论文，我都在慢慢地往我感兴趣的那方面靠。”这种主动整合策略创造了弹性应对机制，使硕士研究生能在有限资源和高强度压力下维持角色协同。
当任务性质与学术目标无法协调时，部分硕士研究生选择分离策略，即通过明确界定学习边界来实现角色切换。该策略核心在于对学习、工作与生活的时空隔离。“比如上个学期我就直接跟我们领导说，你不要再给我布置工作了，这是我的学习假，是正当的权益。”这种自我区隔帮助研究生重建学术主导性，从而减少因边界模糊导致的负面情绪和精力耗散。
尽管两种策略选择存在理论合理性，但现实往往受制于外部环境，尤其当边界模糊被制度化后，硕士生的选择空间通常有限。如当学校和导师通过助管制度强制分派任务时，分离策略将遭遇执行阻力；而过多的非学术任务则让整合策略难以实施。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整合与分离中权衡组合。其中，家庭支持系统与同伴网络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这种动态组合。部分硕士生会寻求导师或同伴帮助将任务分担，以在角色整合或分离过程中获得外部支持。从实践效果看，整合与分离并非对立选项，而是一种动态交替的应对机制。面对不同情境时，以整合应对短期角色冲突，以分离应对长期边界模糊。这种灵活的应对方式反映了研究生在社会期望与组织结构下的自我调整样态。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访谈、实物收集和观察的方法，对Y省H校J学院硕士生何以既无研究也无生活的问题进行考察。研究从宏观层次的教育理念、中观层次的组织情境与微观层次的边界重塑三个层面，对硕士生“双无”现象作出解释。从宏观层次来看，硕士生培养经历了理性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向，市场需求渗透于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其学习边界在“学术性”与“职业性”间扩散并趋于模糊化；从中观层次来看，高等教育组织的现实需求将学习边界扩大并予以合法化，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控制了硕士生学习的边界；从微观层次来看，硕士生将非学术实践通过内化、冲突与动态组合的方式重塑学习的边界。硕士生在教育理念、组织情境与个体内化的交互影响中成为“无研究无生活”的“边界跨越者”。硕士生“无研究无生活”固然只是部分群体的自我感知，但该现象及其背后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仍值得探讨。
首先，当代高等教育的学术秩序与日常实践正被绩效管理主义深刻塑造，而研究生正是管理改革的隐性成本承担者。高校绩效管理主义源自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结果导向与效率优先，其核心机制是通过绩效指标和目标设定来对高校内部和校际之间资源进行分配。其结果是高校及其教师为获得生存或赢得竞争，追求更多更好科研成果，这种竞争逻辑必然导致行政事务泛化。尤其在行政管理链条末端，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往往成为基层执行者，负责承接较为低端性的材料整理、经费报销等诸多繁琐且低效事务，研究生群体俨然成为学术竞赛中的低端劳动者，其实质已使研究生沦为绩效考核体系的隐性成本承担者。
其次，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认知。正如布鲁纳（Bruner）所言，“人们根据文化塑造的观念来组织他们对自己、他人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看法”。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情伦理、师徒传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思想观念等都赋予研究生阶段“非学术事务”特殊意义，这些事务常与学业指导交织共生而难以被厘清。在多数教师看来，安排给学生行政性事务是培养生存技能的过程，是应对未来挑战的必要经验积累；部分学生也主动接受这种安排，甚至挤压生活与休息时间以换取更多实践机会，进而与教师建立更加紧密的师生关系。这种文化惯性使非学术事务获得合法性，并在业界形成文化再生产。
本研究对硕士生“无研究无生活”困局的解释为边界理论拓展了新的运用情境。硕士生本应以研究学习为本职，但却要长期承担非学术事务，学术本业与非学术事务交织与互嵌，使学习边界更为模糊，进而挤压硕士生的学习与生活自主权，使其陷入“无研究无生活”泥沼之中。研究对克拉克的工作一家庭边界理论及其发展中的两种解释路径加以整合，在宏观教育理念、中观教育组织与微观个体实践的社会情境下构建“边界生成一边界控制一边界重塑”的分析框架，动态性地分析和解释硕士生“无研究无生活”现象及其背后互动机制。根据同样逻辑，该理论分析框架亦可用于解释教育领域内其他相关群体的工作生活边界研究。但仍需正视研究的两点局限：其一，访谈者可能存在访谈技术局限，或受制于不对等的师生权力关系而难以获得完全客观真实的声音；其二，受访对象的准确选择上存在操作化困境，如部分受访对象对自身研究与生活的感受存在动态变化乃至模糊不清，可能影响信息准确性。后续研究或可关注硕士研究生不同阶段对学习、工作和生活边界的理解差异及其动态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