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塔斯社7日報道，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最新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不再將俄稱為「直接威脅」，甚至呼籲在戰略穩定領域與俄方開展合作，俄方認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轉變是積極舉措。
佩斯科夫在接受塔斯社採訪時說，俄方將更詳細研究調整後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美國白宮4日深夜發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全面闡述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白宮後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聚焦美國「核心國家利益」，重新調整美國全球安全優先事項。在烏克蘭問題上，報告把通過談判迅速結束烏克蘭危機稱為「美國核心利益」，稱美國需要「重建與俄羅斯的戰略穩定」，以及「終結北約作為永久擴張聯盟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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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俄羅斯與歐洲的關係降至冰點，歐洲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制裁併持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俄羅斯則指責歐洲試圖「無限期延長衝突」。隨著衝突陷入僵局，一些俄羅斯學者認為，俄羅斯有必要與歐洲「告別」，開始認真「向東看」。
近期，俄羅斯政治學期刊《全球事務中的俄羅斯》發表了學者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的論文《歐洲：苦澀的離別》（Europe: A Bitter
Parting），他在論文中提出，俄羅斯應該開啟「東轉」（Eastern
Turn）戰略，將發展的重心轉向東方，聚焦於西伯利亞地區的建設。
卡拉加諾夫認為，歐洲在政治、經濟和道德等領域正走向衰落，歐洲領導層「敵視俄羅斯」的政策將阻斷俄羅斯與西方聯繫的通道。他宣稱，歐洲已成為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面臨的主要對手，俄羅斯必須「讓歐洲人從瘋狂中醒來，打碎他們繼續對抗的意志」。
在卡拉加諾夫看來，未來俄羅斯應當放棄「西方主義」，選擇將目光投向南方和東方的新興市場，並將國家發展的重心轉向東方。他建議關注俄羅斯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地區的發展，使「西伯利亞化」（Siberization）成為俄羅斯新的國家理念的一部分。
現年73歲的卡拉加諾夫是一名俄羅斯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曾擔任過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和現任總統普京的顧問。他同時還是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學院科學主任、以及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名譽主席。
「歐洲正走向政治和道德上的衰落」
卡拉加諾夫在論文中指出，當前俄羅斯與歐洲的關係已達到歷史最低點，歐洲政治精英和民眾中普遍存在「反俄情緒」。儘管歐洲並未直接參与俄烏衝突，但歐洲國家持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卡拉加諾夫認為，歐洲試圖利用「反俄」來掩蓋歐洲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失敗，「歐洲中產階級近二十年來持續萎縮，不平等加劇，政治體系的效能不斷下降。人文學科中新『政治正確』的主導，以及其所謂『民主政治』帶來的反精英效應，共同加速歐洲政治精英素質的下降。」
他分析稱：「問題早在上世紀70至80年代就已顯現，但被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意外的內部解體暫時掩蓋了，解體釋放了數以億計的廉價勞動力和饑渴的消費市場，中國市場同期也開始對外開放。但這一外部注入的『經濟與道德腎上腺素』在2000年代末期開始消退。如今，上世紀60年代起為了壓低勞動力成本、削弱工會力量而大量接納移民的歐洲資產階級，也迎來了自己釀成的苦果：難以化解的移民危機。」
他宣稱：「許多歐洲人潛意識裡意識到，喪失軍事優勢使得歐洲無法再通過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新殖民主義剝削來獲取利益，這曾是歐洲經濟、科學和文化成功的最重要來源。美國可以通過專註於自身及其周邊來實現繁榮，但歐洲不行，他們將不得不重新開始辛勤勞作，而這是他們難以接受的。」
「必須讓歐洲人從瘋狂中醒來」
卡拉加諾夫還認為，美國的保護穩定了歐洲政治，壓制了歐洲內部的對立，但也「破壞了歐洲人的戰略思維能力」，少數認清現狀的歐洲人遭到「噤聲」。美國樂於幫助歐洲重新武裝，只要衝突不波及美國本土，讓歐洲大陸維持緊張局勢就對美國有利。
他指責歐洲領導層變得「失控且敵對」，已成為美國的「僕從國」，很少有歐洲國家敢於採取獨立的對俄政策。他寫道：「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歐洲人都是道德敗壞者和『恐俄症』人士，那裡也有很多不錯的人，我對被迫斷絕與他們的聯繫感到遺憾。但這些忠於傳統歐洲文化和價值觀的理性人士，正被邊緣化。」
卡拉加諾夫認為，在美國搖擺不定的支持下，歐洲希望俄烏衝突「無限期持續下去」，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面臨的主要對手已不再是烏克蘭，而是「一個團結的歐洲」。他批評美歐採取「蘿蔔加大棒」的政策，稱美國利用和平談判引誘俄羅斯，歐洲則趁機升級衝突。
卡拉加諾夫認為，「應該再次警告倫敦和巴黎，任何派遣到烏克蘭的部隊都將被視為衝突的直接參与者，俄羅斯將被迫開始打擊其資產和基地（最初使用常規武器，並在英國/法國領土之外進行）」。至於德國則必須明白「如果其試圖獲得核武器並繼續事實上的對俄戰爭，將不會得到任何寬恕，德國最終將為其試圖忘卻的歷史罪責付出代價」。
卡拉加諾夫進一步提出所謂「先發制人」戰略，宣稱俄羅斯必須提高核威懾的可信度，讓歐洲人意識到俄羅斯有動用核力量的決心，「我們的謹慎和剋制恰好落入歐洲的陷阱，我們開始重蹈過去安撫敵人的覆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需要轉向（最初為常規手段）的先發制人打擊。」
卡拉加諾夫提出了具體步驟，首先發出所有警告，「包括在歐洲戰區部署搭載核彈頭的中短程載具（含飛機），以及戰略部隊舉行針對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解除武裝與斬首行動的演習等」。
如果無效，就要開始升級行動，「打擊那些支持對俄侵略國家的後勤中心和軍事基地」。
此時，卡拉加諾夫認為「必須預先提醒美國，不僅要表明我們堅定的意圖，也要說明我們願避免洲際衝突升級的意願」。
如果事態不幸發展到必須得實施行動，「我們將不得不啟動導彈與民防系統」，「為此，我們可能在英吉利海峽部署『波塞冬』系統。斬首打擊不僅應針對決策中心，也應覆蓋歐洲精英聚集與生活的區域，使其斷絕藏身掩體以求苟安的幻想」。
他承認，核戰爭是可怕的，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和大規模死亡。但他聲稱，俄羅斯「必須讓歐洲人從瘋狂中醒來，打碎他們繼續對抗的意志，阻止他們滑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能想要和平，但他提出了自己的條件。核壓力不應該降低，在停火談判期間這樣做只會削弱我們的地位。」
「西伯利亞化應該成為俄羅斯新的國家理想」
卡拉加諾夫認為，俄羅斯需要實施「東轉」戰略，即推動所謂的「西伯利亞化」。他回顧說，俄羅斯曾在2010年代啟動第一輪「東轉」，其動機主要是經濟問題，俄羅斯希望擴大在亞洲市場具備的競爭優勢，減少對歐洲的「單向依賴」。
但當時，大多數俄羅斯政客依然沉迷於「西方主義和親歐洲主義」，不願意大幅轉向。因此，第一輪「東轉」僅覆蓋俄羅斯遠東地區，沒有涉及西伯利亞經濟、科研、人力、資源和工業潛力最強的西西伯利亞、東西伯利亞和烏拉爾地區。
即使如此，俄羅斯依然通過第一輪「東轉」取得積極的成果，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經濟發展加快，與亞洲的貿易量顯著增長，還逐步遏制了遠東地區的人口流失問題。
卡拉加諾夫稱，他正在和許多學者探討第二輪「東轉」的路線圖，希望俄羅斯「回歸起源」，將國家的戰略重心轉向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他認為：「這不僅極為有利，而且不可避免。因為在可預見的未來，西方的政策將阻斷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路徑。」
卡拉加諾夫在論文中更進一步，主張俄羅斯與歐洲文化「切割」。他認為，俄羅斯歷史上受到的外部影響主要來自南方和東方，接受了東正教等宗教，並從東羅馬帝國和蒙古帝國中汲取了縱向治理體系。他建議俄羅斯將自己視為「獨立而自足、具備俄羅斯特質的北歐亞文明」，即所謂「西伯利亞文明」。
他提出了一些推動「西伯利亞化」的建議，包括將俄羅斯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中心向東轉移，吸引受到俄烏衝突影響地區的居民越過烏拉爾山脈東遷，改善西伯利亞地區缺少勞動力的中小型城市的居住條件，向西伯利亞轉移部分首都職能，以及讓更多西伯利亞居民和「特別軍事行動」老兵參與國家治理。
在外交政策方面，卡拉加諾夫認為，俄羅斯必須減少對外部的依賴，將目光轉向南方和東方有前景的新興市場。俄羅斯不應該尋求立即與歐盟和解，但需要基於經濟考慮，與南歐和中歐一些國家發展雙邊關係，從而牽制歐盟，並構建所謂「大歐亞夥伴關係」（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
不過，卡拉加諾夫承認，他並沒有關於俄羅斯軍事和財政能力、俄烏衝突前線形勢或和平談判的完整可靠信息，因此他只是提出總體性的政治觀點。但他在論文最後強調，「『西伯利亞化』應該成為俄羅斯新國家理想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