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亚鹏现身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与前来捐款的爱心人士一起与患儿合影。其间，李亚鹏激动表示自己当天去看了一个新地址，“还有公园，但不确定能否谈得下来”。
1月20日晚，李亚鹏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最近的4场直播，收到平台分账金额约29.1万元。他将在缴税后，把这笔款项全部捐给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嫣然医院”），并标注“替网友捐赠”。几乎同时，嫣然医院暂停所有公众参观，关闭了线上与现场捐赠通道。
此前，因房租上涨问题，嫣然医院的房东一度被推到舆论中心。近日，房东代理律师、北京宣言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嘉升在接受《潇湘晨报》采访时回应，相关讨论客观上提升了公众对嫣然医院的关注度，或有助于推动问题解决，将考虑向法院申请，从相关公众捐赠款项中拨付房租费用。
然而，即便捐款能够暂时缓解房租压力，嫣然医院能真正走出困境吗？
摄影：杨智杰
救命钱为何救不了医院？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嫣然天使基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设的公益专项基金，其备案的公开募捐方案限制了资金使用目的——只能用于唇腭裂患者的医疗救助。而嫣然儿童医院是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应该没有获得慈善组织的资格，故不能公开向公众募集资金。
不过，她强调，本次事件中，嫣然儿童医院应该没有开展公开募捐，而是公众主动向其捐赠，儿童医院是被动接受捐赠。法律相关规定，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应该都有被动接受赠与（捐赠）的权利。
“目前医院关闭捐赠接收通道，应该不是涉嫌违法违规问题，而是考虑到医院的正常经营、善款的妥善处理和使用等等。当然从更严格意义上讲，也是为了避免被认定为‘违法开展募捐活动’的嫌疑。”金锦萍说。
李嘉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医院自身盈利难以支撑运营，此前也主要依靠基金“输血”，医院的正常运转包括了租赁场地的费用，这并不能算作挪用，将考虑向法院申请使用这笔费用。
在国际上，美国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发起路径，与嫣然医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该医院成立于1962年，由艺人丹尼·托马斯（Danny
Thomas）创立，是一家非营利性儿童癌症研究与治疗中心，为0—18岁患癌症重症的儿童提供治疗，并承担全部医疗、交通、住宿及餐饮费用，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指定的唯一儿童专科癌症中心。
该机构持续运营了60多年，同样依赖大量捐款。不同之处在于，圣裘德医院有独立的专业筹款机构：美国黎巴嫩叙利亚联合慈善会，雇用了上千名职工，专门负责在全球筹款和宣传。资金主要来自个人捐赠、企业资助、公益活动、遗产捐赠以及科研资助等渠道。官方提到，在每1美元的支出中，82%用于患者服务与科学研究，其余18%用于筹款及日常管理。
“像嫣然医院这样的民间举办的社会服务机构，我国法律是允许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成为慈善组织的，但能否获得公开募捐资格，需要获得行政许可。”在金锦萍看来，获得公开募捐资格不见得是最优选择，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会承受更多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是否申请，应由医院结合自身长期发展审慎评估。
募集善款曾跌至一年5.6万
即便“全民拯救”真的推动解决了房租问题，嫣然医院能否就此脱险？
此次房租风波，是医院长期经营问题的集中体现。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嫣然医院与其他民营医院一样，需要自负盈亏。李亚鹏在公开视频中坦言，医院的经营困境已持续近5年。近几年，医院员工薪资从未拖欠，主要依靠副理事长余丽个人借款上千万元才得以维持。
从业务数据看，嫣然医院曾在2019年达到阶段性的高峰。医院年度报告显示，当年门诊量超过6.4万人次，住院患者1194人，完成唇腭裂手术1041台。但疫情后，2020年门诊量骤降58%，此后虽逐步回升，但截至2023年，门诊量也只是回升到了3.9万人次，尚未回到2019年的水平。
数据来源：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
与此同时，嫣然医院所获募捐的现金及物资规模也在持续减少。
2012年医院成立初期，凭借王菲和李亚鹏的公众影响力，团队曾募集善款及物资3696万元。2013年两人离婚后，叠加医院运营逐渐常态化等因素，到2019年，这一数字已降至354万元，自2020年起，连续三年维持在百万元出头，2023年进一步降至5.6万元。
“一旦创始人影响力式微，或退出经营管理，整个机构便可能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和持续发展困境。”金锦萍指出，这反映了慈善机构从“魅力型治理”向“法理型治理”转型的普遍难题。而医疗质量体系的建立、成本控制的精细化等，需要长期积累、系统建设。
事实上，嫣然医院并非一开始就走“重资产”路线。2006年，嫣然天使基金创立，最初采取的是轻资产模式：募集善款，与8家定点医院合作，为贫困唇腭裂患儿支付全额手术费用，同时开展“嫣然天使之旅”医疗救助行动。
但两年后，李亚鹏意识到，唇腭裂并非一次手术就能解决，而是一项横跨18年的系统治疗工程，涉及颌面外科、口腔正畸、语音矫正、心理辅导等多个学科，决定自建儿童医院。2012年，嫣然医院正式成立。
此后，医院一方面承担嫣然天使基金的重要定点救助工作，也在尝试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自我造血”。
李亚鹏曾在2013年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介绍，医院通过提供高端医疗服务或推行会员制，吸引有高支付能力的患者，同时为普通市民提供与公立医院价格相近的平价门诊。他当时研判，医院需要三年左右实现收支平衡。但是否实现过盈利，嫣然医院并未在年报中披露。
“公益+市场”的双重约束
多位受访者提到，嫣然医院所走的“公益+市场”道路，对运营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金锦萍认为，在这种模式下，医院一定程度上在进行内部的“转移支付”，这是确保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选择。但这对医院的专业性水平的挑战会加大，“因为高端自费患者对于诊疗的专业性要求高，要求医院在人才培养方面投入更大”。
记者在嫣然医院的医生介绍墙上看到，多名医生拥有北京三甲医院的从业背景，李亚鹏在2013年时提到，要组建一支医疗精英团队，医生工资“一定要高于一般医院”。
而作为民办非营利医院，嫣然医院面临的处境是，收入可以免税，股东不能分红，而且对于列入地方医保定点服务的项目，需要遵循医保支付标准，不能自主定价。
此外，嫣然并非专科医院，而是一家综合性儿童医院，设有内科、外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保健科等13个科室。截至2023年，医院编制人员138人。
“这类社会服务机构一般是重资产模式，前期投入大，而且运营期以来，还需要维持日常经营。”金锦萍指出，慈善属性还意味着，医院必须接纳部分无支付能力患者，相比一般民办非营利医院，其运营成本更高。
此外，受访者提到，在医疗资源集中的北京，嫣然医院在儿科品牌上很难与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等公立医院竞争。
作为对照案例，“微笑行动”这一唇腭裂公益项目，提供了另一种路径。该项目由留美整形外科专家韩凯在1990年发起，是中国运行时间最长的公益医疗项目之一，35年来，已经为5万多名儿童完成唇腭裂手术。
韩凯在去年接受采访时回忆，2012年他们同样遭遇房租上涨压力，“反复权衡后，我决定‘搬家’，把钱省下来救助更多孩子。”2015年，“微笑行动”整体迁入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由院方提供两层小楼，设有整形外科、正畸牙科、麻醉科、语音训练和临床检验科，配有病房、ICU、手术室等专业医疗设施，有25张床位，降低了长期运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