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殺青後的第三天，43歲的短劇導演高俊倒在了自家衛生間。
10月20日16時40分，妻子王飛發現了他，隨即送醫搶救。18時21分，醫院宣布高俊因心肌梗死去世。幾天後，王飛處理完後事，開始查看高俊的手機。微信里的消息記錄，讓她逐漸拼湊出丈夫生前最後一段日子的工作狀態。
「這兩年，他很少和家人說工作上的事。」王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高俊原本是一名廣告和紀錄片導演，去年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工作空窗期，今年5月開始考慮轉型短劇行業，8月起陸續在劇組工作。
10月14日至18日凌晨，高俊生前參與的最後一個項目在鄭州完成拍攝。他擔任執行導演，負責現場統籌與各部門調度。劇組工作群里，每天早晨7點多發布拍攝籌備通知，次日0點後，仍有夜宵、遺失物品、次日車輛安排等消息在更新。王飛推測，劇組單日工作時長超過17小時。
王飛認為，丈夫的猝死與前幾日的超負荷工作狀態有關。然而，臨時組建的短劇劇組往往缺少勞動合同與薪資說明，使得事後的責任認定與權益保障無所依從。
高俊的短劇作品，均在今年10月上線。圖/紅果短劇app
「隨時等候任務」
高俊參與的短劇是一個出海項目，劇組的工作群聊名稱為「巴西葡萄牙語10月14日開機」，群成員共35人。該短劇由河南花貝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承製，劉愛國是該公司的唯一股東，也是項目導演。
劉愛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和高俊在2022年認識，此前未有合作。今年9月20日，高俊詢問他是否需要執行導演，二人隨後一起籌備新項目。
王飛提供了高俊與劉愛國的聊天記錄，印證了他的說法。9月26日—27日，高俊聯繫攝影指導，整理轉譯資料等。10月7日—9日，二人一起討論修改劇本問題，高俊發了服裝參考。10月12日—13日，二人與製片人有私下見面，繼續修改劇本細節，完成最後的前期籌備工作。
「他認真負責，態度積極，做的功課非常細緻。」劉愛國評價。聊天記錄中，高俊多次提到「隨時」一詞，主動詢問工作，如「國慶全天候等待導演下達任務，隨時候著」「需要我準備什麼，隨時說」「隨時等候任務指令」。
10月3日至10日，高俊此前擔任導演的4部短劇作品陸續在紅果短劇上線，版權方為七公主劇場，在紅果平台的熱度值均達1400萬—2300萬。他曾對劉愛國提道：「10天4部16萬字，談不上啥質量了，能不熬夜已經是勝利了。」
劇組殺青後，10月18日中午，高俊離開劇組回到家中。20日11時25分，他對劉愛國發送了一段項目感受，認為自己在此次拍攝中有失誤，相比於之前在鄭州另一家短劇承製公司擔任執行導演的經驗，在現場帶節奏「帶得困難」，並提出要盯後期。「我們要一起複盤。」劉愛國表示，後期公司尚未確定，找了三個公司試剪。高俊回復：「隨時喊我。」
二人的聊天止於12點45分。晚上9點多，劉愛國收到了王飛的通知，得知高俊已離世。
「我們都感到深深的遺憾。」劉愛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拍攝過程中高俊並未提到自己身體有不舒服的情況，如果有，劇組一定會積極響應。事發之後，他也沒有再推進新的項目，「壓力很大」。
部分工作群聊聊天記錄。 圖/受訪者提供
「下刀子都得拍完」
在10月20日的對話中，高俊向劉愛國提到了自己睡眠不足的問題。「估計前面睡得也不太夠，從未有過的片場斷線感覺。」他說。王飛也表示，高俊回家後提到過自己「腳疼」，微信步數顯示，拍攝期間他每天行走1.2萬步以上。
陳飛是該短劇劇組的一名工作人員，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高俊的離世給他帶來了很大的觸動，他已經推掉了兩個劇組的邀約，「太熬了，不想拍了」。
據陳飛回憶，每天拍攝結束後抵達酒店已是凌晨一兩點左右，最後一天拍攝熬到了次日凌晨2點。「這次拍攝挺順利的，現場也沒有什麼矛盾或卡殼，睜眼工作，閉眼休息，短劇都這樣。」他表示，自己曾經歷過連續40個小時的拍攝，吃過兩三次速效救心丸。
他曾在現場聽高俊提起，鄭州另一家短劇公司也很「熬」，拍攝簡單且速度極快，一天幾十場戲，兩三天就拍完了。
陳飛從業已有十多年，由於長劇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他從前年開始靈活接一些短劇工作。「長劇的拍攝還有調整的空間，短劇根本沒有，為了控制成本，每天的計劃必須完成，不管下雨還是下刀子都得拍完。」他說。
另有短劇從業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現場急救方面，長劇劇組往往在拍攝地配備一輛救護車，「短劇沒有這種條件」。在工作時長方面，海外演員和部分頭部演員會要求一定睡眠時間，工作超過12或14小時需要加錢，但大部分從業者沒有「加班費」這一說法，要跟著劇組一起「熬」。
給行業敲響警鐘
事發之後，高俊親屬與劉愛國進行了多次溝通。
項目薪資方面，雙方已達成一致並結算完畢，按1000/天的標準發放5天，加上交通補償共6000元。撫恤金金額方面，劉愛國提出的方案是1萬元，親屬要求更多，雙方目前仍未達成共識，僵持不下。
大部分短劇劇組都是臨時組建的班子，不具備固定的勞動關係，也沒有正規的勞動或委託合同、書面薪資說明。據了解，劇組都是合作、外聘關係，薪資主要靠口頭約定。劇組在項目拍攝期間給所有工作人員購買的保險是唯一保障。
這為維權帶來難題。上海蘭迪（南京）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張祺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方面，法律規定，工亡賠償需猝死發生在工作期間或48小時內搶救無效的情況下，在家猝死需證明其工作狀態；另一方面，由於缺少勞動合同，需通過勞動仲裁確認事實勞動關係，再申請賠償，過程複雜。
「高俊導演的去世給行業敲響了警鐘。」張祺表示，行業里，因私人關係好或互相介紹，缺乏書面合同的情況需要得到規範。從業人員應簽訂合同、保留創作或工作證據、明確報酬支付方式、購買保險等，以保護自身合法權益。
（文中陳飛為化名）
記者：王詩涵
編輯：閔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