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8日，北京法庭上的供述讓這場詐騙案更顯驚悚。詹浩禮不僅承認用贓款支付數百萬元嫖資，更暴露了其犯罪的系統性：每次交易支付
1
萬至10萬元不等，對象涵蓋演藝圈女性，且通過偽造多張身份證轉移隱匿贓款。更諷刺的是，案發前夕他仍在籌備影視公司，企圖以資本滲透娛樂圈，將慾望戰場延伸至事業領域。
這種病態行為的根源，在犯罪心理學視角下清晰可見：當一個人通過詐騙構建起虛假成功後，真實的親密關係已無法滿足其扭曲的掌控欲。對詹浩禮而言，用騙來的錢財
「征服」 女明星，本質是對自身無能的補償 ——
他在現實中無法通過正當途徑獲得成就感，便將金錢異化為權力工具，在短暫的皮肉交易中尋求虛假的尊嚴。
據媒體報道，王某某與詹浩禮於 2018 年通過朋友介紹相識，彼時詹浩禮以 「青年企業家」 身份示人，出手闊綽且刻意營造 「低調深情」
人設，2019 年兩人在馬爾地夫舉辦私人婚禮，婚訊公布後，網友紛紛祝福 「素顏女神嫁入豪門」，但其工作室當時曾隱晦提醒
「請理性看待藝人私人生活」。
這場婚姻最終成為王某某的事業
「滑鐵盧」。儘管法院經調查認定，王麗坤長期因拍戲與詹浩禮異地居住，對詐騙行為毫不知情，且未參與贓款分配，但 「詐騙犯配偶」
的標籤仍讓她遭遇毀滅性打擊 ——2023 年下半年，她代言的
3個品牌相繼發布解約聲明，原本已簽約的古裝劇《楚喬傳2》將其角色替換，待播的都市劇《職場突圍》被平台下架，商業價值一落千丈。
為維持生計，王某某隻能接拍低成本短劇，題材多為 「虐戀復仇」「豪門恩怨」 類，播放平台集中在短視頻平台，單集片酬僅為巔峰時期的
1/20。2024 年她在微博發布長文回應，稱
「婚姻是人生的一次錯誤選擇，已與詹浩禮離婚，將配合司法機關調查，也為給受害者帶來的困擾致歉」，但該聲明仍未挽回公眾口碑，評論區仍有大量網友質疑
「是否真的不知情」。
隨著詹浩禮案件細節曝光，演員賈某、趙某某因與詹浩禮的資金往來及親密接觸陷入爭議：根據警方公布的銀行流水，詹浩禮曾於 2021
年、2022 年分兩次向賈某轉賬共計 120 萬元，轉賬備註為 「諮詢費」，同時有網友曝光兩人 2021
年在三亞某私人別墅的合影，照片中兩人舉止親密，賈青依偎在詹浩禮身旁。
事件發酵後，賈某工作室發布聲明稱
「轉賬系詹浩禮委託賈某處理商業事務的報酬，合影為朋友聚會偶然拍攝，網傳涉嫖娼傳聞均為謠言，已委託律師取證」，但該回應未能平息質疑，網友發現賈某在
2021
年期間的社交動態多次出現與詹浩禮相關的場景（如同款豪車、同一場所打卡），且其當時接拍的某網劇投資方與詹浩禮關聯公司存在合作。
趙某某的爭議則源於一張 120 萬元的轉賬截圖，截圖顯示詹浩禮於 2022 年向其轉賬，備註為
「生活費」，有網友爆料兩人曾一起出席某商業活動，趙韓櫻子當時以 「詹浩禮好友」 身份介紹。趙某某本人未直接回應，其經紀人僅在採訪中表示
「轉賬與案件無關，具體情況不便透露」，但這一模糊態度進一步引發猜測。
需特別說明的是，目前司法機關尚未出具任何證據證實兩人涉及嫖娼或詐騙相關行為，轉賬款項或與詹浩禮此前運作的某影視項目投資相關，兩人的爭議更多源於輿論對
「明星與涉案人員關聯」
的過度解讀，但此次事件已對其事業造成影響，賈某原本確定的綜藝資源被替換，趙某某的商務合作洽談也陷入停滯。
詹浩禮坐擁王某某這樣顏值、事業兼具的知名女星配偶，卻沉迷 「野花」
尋歡，本質是金錢與權力膨脹後，道德底線與婚姻責任感的徹底淪喪。從婚姻細節來看，詹浩禮與王某某婚後聚少離多，詹浩禮多次以 「出差談項目」
為由欺騙王某某，實則用於揮霍與嫖娼，他在庭審中供述
「覺得家裡的生活太枯燥，野花更能滿足新鮮感」，將婚姻視為維持社會形象的工具，將配偶的明星身份當作詐騙的 「背書」。這種對 「野花」
的盲目追求，本質是慾望的無限膨脹：他通過詐騙獲取巨額財富後，試圖用金錢購買情感與刺激，卻不知這種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關係毫無底線，最終不僅導致婚姻破裂，更因揮霍贓款、道德失范加速了自身的覆滅。
此次事件集中暴露了娛樂圈與資本圈交織的兩大亂象：一方面，部分不知名女演員面臨 「資源稀缺、競爭激烈」
的生存困境，為獲取金錢、資源或曝光機會，不惜出賣身體，形成 「金錢 – 資源」 的灰色交易鏈條。詹浩禮正是利用這一亂象，以
「投資影視項目」「提供角色資源」
為誘餌，吸引女演員與其發生關係，而這些女演員為維持形象，往往選擇沉默，進一步助長了此類行為的蔓延，嚴重敗壞了演藝行業的風氣。另一方面，「明星配偶」
的身份成為詐騙分子的 「遮羞布」，凸顯公眾對名人關聯者的信任漏洞。詹浩禮在詐騙過程中，刻意強調自己是
「王某某丈夫」，利用王某某的公眾影響力降低受害者的警惕性，甚至讓母親用 「明星離婚分割財產」 的說法安撫受害者，這種 「名人效應 +
資本包裝」 的詐騙模式，更容易讓普通民眾上當受騙。
更值得警惕的是，詹浩禮被捕前已著手籌備影視公司，計劃通過 「明星效應 + 資本運作」 的方式深入娛樂圈，試圖將詐騙所得 「洗白」
為影視投資收益，折射出資本對演藝行業的滲透風險 —— 當資本脫離道德與法律的約束，娛樂圈便可能成為權力尋租、利益輸送的溫床。
王某某的遭遇與樂視案中的甘薇形成殘酷呼應。2017 年樂視危機爆發後，甘薇與賈躍亭名下 12.37
億元資產被凍結，最終因丈夫的債務陷入輿論風暴與法律糾紛。兩位女星的經歷揭示了一個殘酷真相：當女性將人生依附於男性構建的資本帝國，一旦財富來源崩塌，光鮮生活便會瞬間化為泡影，留給她們的只剩債務追償與名譽損耗。
詹浩禮案中僅追回 1 億餘元贓款，遠不及 13.9
億的詐騙總額，這意味著包括豪宅在內的涉案資產將成為賠償關鍵。法律的剛性在此彰顯：無論財富包裝得多麼華麗，只要源於罪惡，終將回歸其應有的歸屬
—— 被欺騙的普通家庭。
詹浩禮被判處無期徒刑，不僅是對其詐騙行為的懲戒，更敲響了對 「精緻利己主義」 的警鐘。他曾通過訴訟索要房款利息 23.5
萬元，卻在詐騙中吞噬 46 個家庭的希望（註：另有消息稱受害家庭近 200 戶，金額約 9 億元，庭審確認核心涉案金額 13.9
億），這種對個人利益的極致追求與對他人痛苦的漠視，正是人性惡的極致體現。
這場騙局落幕，但留下的思考遠未停止。13.9
億背後是無數家庭的破碎，無期徒刑的判決雖能告慰受害者，卻無法完全彌補創傷。它警示我們：任何時候，資本慾望都不能凌駕於人性與法律之上；而對普通人而言，守住理性與警惕，才是對抗騙局的最好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