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李亞鵬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長達17分鐘的視頻，記錄了他從成都匆忙趕往四川綿陽北川羌族自治縣永昌鎮，與一個名叫朱春燕的女子重逢的過程。兩人見面那一刻，朱春燕淚如雨下，李亞鵬緊緊擁抱她，這一幕讓無數網友動容。
李亞鵬在視頻中首次公開稱朱春燕為他的「第四個女兒」。在大眾的認知里，李亞鵬有三個女兒：竇靖童、李嫣和夏夏。而這個「第四個女兒」的故事，始於2008年那場舉國悲痛的汶川地震。
當天下午五點半左右，李亞鵬在成都結束工作後，距離晚上九點多起飛的航班還有一段時間。他臨時對司機說：「咱們就別在這兒猶豫了，辛苦你一下，咱們就出發。」隨行工作人員聽到他突然提議要去北川見一個「女兒」，都感到詫異甚至產生八卦猜測。
李亞鵬笑著解釋，這個「女兒」是2008年汶川地震後通過嫣然天使基金助養的一個孩子，名叫朱春燕，已經很久沒見面，想趁此機會去看看她。從成都到北川單程需要兩個半小時，加上返回時間，整個行程將近五小時，這意味著他很可能錯過原定航班。
李亞鵬一行驅車兩個半小時抵達北川，本想給朱春燕一個驚喜，卻得知她因出差不在。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輾轉聯繫，朱春燕得知消息後立即決定驅車返回。她在電話中對李亞鵬說：「我先回來見你。」年前的災難與援手。
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生特大地震。當時16歲的朱春燕正在北川中學讀書。地震發生時，她本已安全脫險，但為了救助同學而返回教室，不幸被倒塌的建築物掩埋，最終導致雙腿高位截肢。
李亞鵬回憶道：「因為很複雜，前後像我這個女兒叫春燕，春燕當時我們想給她保留的多一點，反正反反覆復真的也是很遭罪，前後做了將近一年的手術。」地震發生後，李亞鵬與王菲發起的嫣然天使基金迅速行動，派出志願者醫生前往災區。朱春燕和另外兩位重傷女孩被接到北京接受治療。
2008年6月1日兒童節，李亞鵬與王菲帶著女兒和侄女來到北京一所醫院，與朱春燕及其母親正式組成一個新家庭，這就是「汶川新家庭計劃」的首次嘗試。李亞鵬解釋：「但是我們當時發起了一個算是助養吧，叫汶川新家庭，就是我希望我們這種有點能力的正常的家庭，能夠合力一起去長期的幫助一個受災家庭。」
嫣然天使基金承擔了朱春燕在北京所有的手術和長達一年的康復費用。朱春燕在北京接受了近幾十次手術。2009年5月，李亞鵬和王菲親自護送朱春燕返回北川中學。告別時，雙方都落下不舍的眼淚。
在接下來的歲月里，李亞鵬始終信守承諾，持續給予朱春燕支持和關愛。朱春燕憑藉頑強毅力，成功考入985高校電子科技大學計算機專業。在她上大學期間，李亞鵬曾帶著女兒李嫣專程前往學校探望。
畢業後，李亞鵬邀請朱春燕到北京工作，甚至為她在嫣然天使基金預留了崗位。但朱春燕婉言謝絕，她表示：「不想再麻煩李叔叔，而且也捨不得離開北川的家人。」朱春燕選擇回到北川生活，以便照顧母親、姥姥和舅舅的孩子。
3月15日，朱春燕給李亞鵬寫了一封親筆信。她在信中寫道：「從2008年地震至今，相識十餘年，您對我的關心和照顧，溫暖著我的心，也讓我一步一步走出過去破碎的歲月。」她稱李亞鵬為「李叔叔」，並表示「在我心裡，您始終都是那個讓我無比敬重的長輩。」
當朱春燕匆忙趕回與李亞鵬見面時，這個平時堅強的女孩瞬間淚流滿面。李亞鵬則像個父親般細緻關心她的生活，甚至注意到她的車是經過特殊改裝適合她駕駛的。
朱春燕哽咽著說：「我覺得從地震到現在，其實我就是那個時候嘛，我覺得有時候我是個種很悲催的人受傷，然後，但我就是覺得我是個很真實的人，我遇到那麼多非親非故的同事對我這麼好。」李亞鵬緊緊攥著她的手，關切地詢問著她的工作與生活近況。
這17年間，李亞鵬自身也經歷了諸多變化。他面對事業上的起伏，甚至經濟上的困難。2023年，他因麗江項目失敗被法院限制高消費。2025年10月，他官宣與海哈金喜離婚。
但李亞鵬從未中斷對朱春燕的關懷。從朱春燕16歲到現在的33歲，從治療、升學、就業到日常生活，李亞鵬都給予了持續的支持。朱春燕在信中提到：「這些年來，無論是我升學、工作還是生活中的大小事，您總會耐心傾聽我的煩惱和憂傷，用長輩的智慧和豁達為我指點迷津。」
李亞鵬在談及發起「汶川新家庭」的初衷時表示：「救災不是一時的。」他深知災後心理創傷的恢復需要長期陪伴和支持。儘管他也承認「汶川新家庭」計劃在推廣上效果不盡如人意，大家各有各的難處，當社會關注度降低後，難以持續投入。
朱春燕回到北川後，如今已32歲，過著平靜的生活。儘管身體不便，但她依然樂觀向上，認真工作照顧家人。工作後，朱春燕曾給李亞鵬轉了一萬元錢，附言寫道：「好心意我領了，看著你成長，我就已經很開心啦。」
李亞鵬的社交媒體賬號上滿是女兒李嫣的成長點滴，而在他心中，永遠有一個特殊位置留給那個在北川的「女兒」。這段持續了17年的情誼，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助養關係。朱春燕在信中說：「能和你相識，自己很幸運、很幸福。感謝有您，讓我的人生不孤單、擁有愛。」
真正的父愛是否必須建立在血緣關係之上？當慈善成為一場長達十七年的陪伴，當助養者變成父親般的角色，這種情感連接是否比血緣更為深刻？在當今快節奏的社會中，我們是否還能為這種需要時間沉澱的情感留出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