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疫情封控及推行《國安法》以來，中共刻意打造的對外窗口上海從此一蹶不振，外國人、外企出走，本地人大量移民海外，蕭條、失業、破產，上海與整個中國正在上演同樣的故事。
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原上海外企管理人士曹鵬，經歷了上海從繁華到蕭條的時代變遷，他本人也從一個中產白領變成一位被中共警察盯上的異議人士，並於今年逃離了中國大陸。
見證上海外企的衰落
根據曹鵬介紹，他是江蘇人，1997年高考雖然分數是超過本科線，但在父母的堅持下報考了江蘇公安高等專科學校（現名江蘇警官學院）。他當時很反感政治課，反而是體育跟英文比較好，畢業後分到泰州高港水上分局，天天做筆錄，「做筆錄的過程中，我發現派出所所長明顯偏向有錢人。」他說。
曹鵬後來很快從派出所辭職，到上海外國語大學繼續讀書，之後一直在外企工作。他最後就職的一家外企是法國埃頓服務公司（EN Services），前後工作了6年時間。
「為什麼我後來辭職來上海？」他說，因為那時候上海不僅繁華，而且還是多多少少講點道理的地方。上海有很多外企待遇好、也很人性化。因為歐美公司到中國來招管理層的時候，是按歐美一套待遇來比擬中國人的。
「忽然工資從1300漲到3000、5000人民幣，而且還是做5休2，就忽然覺得自己是個人了。」
曹鵬表示，那時候法國埃頓公司除了一個月兩萬多的工資，福利也很好。出差一天有四百多元的賓館補助，吃飯、打車都是實報實消。「我在那家公司前後六年，雖然薪水不算很高，但它的性價比放到上海簡直無敵，非常好。」
但如今，埃頓服務也瀕臨破產的邊緣。
曹鵬告訴記者，「我們公司原來2019年、2020年、2021年我在的時候，公司還有三層樓，大概有一百多個老外。前一段時間我問了前同事，他說現在大概只剩了十來個了，走了百分之九十，只剩十分之一。」
那家法國公司在上海二十年了，法國老闆現在也沒有辦法了。他說，「我覺得他很可憐，他要跟中共周旋，資金不停地被掏空、被消耗，聽說前一段時間他又到法國賣了一片他的財產，來填補上海的這個窟窿。」
「沒有辦法，整個中國的國運下來了。公司還能撐多久，目前覺得也不太樂觀。如果能夠把重心轉移到寮國、緬甸、印度尼西亞和越南，還有生存空間，他也開始在做這樣的轉型。」
圖為上海外灘。(Liu Jin/AFP)
為什麼那麼多歐美企業撤離中國？曹鵬認為，一方面他們在中國遇到的人，不像本世紀初那樣對歐美人那麼友善、能夠交流合作。現在他們完全就是沖著滲透與偷技術來的，比如說從特斯拉（Tesla）學完技術，就要去比亞迪、去小鵬；從思科（Cisco）學完技術，就要去華為；從台積電學完技術，就要跳到中芯國際。他們是抱著這樣的態度，你（歐美企業）如果不轉讓技術，就用這種辦法去偷你的技術。
曹鵬表示，中共它走了蘇聯的老路，在僅有的跟西方打交道的合作渠道里，不斷搞些小動作。外資在中國公司的網路一定是被竊聽的，電話、郵件一定是被竊聽的，用人一定是被滲透的。
他說，中國幾乎所有企業包括外企，都會設黨支部來干涉用人權，如果不能設黨支部，就千方百計地把人力主管弄成一個親共的人。這樣HR在篩選用人的時候，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那些親共反美的人招進來。
「所以我對外企在中國現在用人的價值觀是不看好的。」他說，「現在沒有辦法了，最好就是能夠減少來往，因為現在有一個愚蠢的獨裁者。」
蕭條、失業 上海的悲歌
中共當局嚴酷的疫情封控及一系列國安政策，對上海影響非常大，上海曾經的繁華不再，一片蕭條。
曹鵬表示，他曾開車到川沙、周浦，那裡以前非常繁華。「川沙步行一條街一個手機店的老闆跟我說，以前這條街有三十七八家手機店，現在銳減到五家，有兩家準備轉讓、兩家準備關店。以前晚上哪怕你去再垃圾的飯店，只要沒有預訂就會沒位置了，等到八點九點也沒有了。」
現在那邊的餐飲業一片蕭條，他補充道，有的人可能就回老家了，有的人就算不回老家，也在川沙躺平了。每天就是去市場買一點打折的菜葉子回去，兩個雞蛋、一個青菜、一碗飯，三五塊錢的成本對付一下，也不會去花三五十去吃飯，這個盛況沒有了。
「我現在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只有九十萬人，遊客也遠沒有上海多。你每天覺得阿姆斯特丹到處都是人，就是非常繁榮。」他說，但在上海只有外灘和南京路才能看到這樣的景象，稍微偏一點的，哪怕普陀的長壽路、淮海中路都是一片蕭條。包括曾經繁華的美羅城、愛琴海、周浦的萬達廣場都是一片蕭條，嘉定新城的萬達廣場更是冷清。「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2025年1月18日，荷蘭國家鬱金香日，遊客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廣場的採摘園裡自由採摘鬱金香。(Simon Wohlfahrt/AFP via Getty Images)
曹鵬表示，上海中產也節衣縮食，本來每個禮拜帶孩子下館子，現在變成每兩個禮拜，或每一個月去一次；原來孩子上國際學校，現在改上公辦學校；應季衣服本來每年都要買好幾千的，現在應季衣服能穿就不換了；把歐洲游改成了日韓游或者東南亞游；原來打算換BBA（賓士、寶馬和奧迪三款德國豪華汽車品牌的總稱），現在也不換了，就開原來老比亞迪、捷達。
曹鵬說，尤其是外地來在上海的人日子很苦，現在沒有什麼好工作給外地人了，要不你就回去，要不就接受包吃包住的餐館服務員工作，你做不做？
他解釋，因為疫情之後經濟下滑，各地都有排外現象。上海也是一樣，肯定優先招上海話非常流利、言行舉止符合上海一些標準的。過去為什麼外地人也很容易入職，他們能拿8000到1萬甚至1萬加、2萬加，因為本地人有更好的工作，好多都在外企做中高層，一月4萬到5萬，外地人拿就拿唄，大家一起賺。
「但現在高端崗位不斷下沉，上海人退而求其次，也要跟外地大學生卷1萬、2萬的工作，他們動用當地的人脈，把僅有的好工作一鍋端，外地大學生就剩下為數不多死卷的996、007工作和鐵人三項。」
「007工作」是指一種比996工作制更極端的工作制度，即一周七天、每天24小時不間斷地工作，俗稱「從零點到零點」。
「鐵人三項工作」在口語上通常指送外賣、送快遞和開網約車，這三種需要體力和時間換取報酬的工作。
曹鵬表示，現在上海出國的人非常多，有點像1949年前景象，當時大量的上海人逃往香港。現在大量的上海有錢人逃往東京、新加坡甚至於美國、歐洲。上海人拿到日韓簽證、美澳歐的簽證，跟其它地區比還是要容易很多。他們更多還是想把房子賣掉走投資移民、或通過技術移民出來。移民到國外的上海人並不是底層，而是中產以上，也帶走了上海很大一部分現金。
腰斬的房地產
曹鵬表示，上海房地產和建築業一塌糊塗。上海現在市區的二手房普遍都在跌，內環內跌了25%，中環內跌了35%到40%，中環以外跌了40%到50%。
「像凱德茂名公館，2021年高位成交的時候可能是18萬到20萬（每平米），前一段時間就拍賣11萬多，相當於腰斬，這種情況很多。我說的都是內環內的名盤，都是在黃埔區、原來盧灣區或徐匯區靠近原法租界的這樣地方，都是非常貴的黃金地段，現在已經跌成這樣子。」
他說，但也不排除中共它會營造1%的日光碟，讓人覺得上海還有很多有錢人。因為中共控制資本外逃，你的錢只能留在國內，這時候資本就會選一個相對公平、沒有非法捕撈的地方，那就是上海。所以上海一些像「新天地」、「中海‧順昌玖里」或「翠湖六期」，還是會看到一些每平米20萬、30萬的日光碟，這是資本內逃的表現。
曹鵬表示，這些人推高了萬分之一的樓盤，營造成一個虛假的繁榮，其實沒有看到0.1%以外的99.9%是怎樣的一種蕭條和衰退。中共把這0.1%刻意放大，讓人產生這代表中國全局的錯覺。
「我說給一些阿拉伯人或非洲人聽，他們都不敢相信。」他說，中共宣傳上海那麼美好、那麼繁榮的陸家嘴，其實他們不知道中國水下的百分之九十九，那才是中國真實的一面，你不能說那百分之一能夠代表中國，另外百分之九十九反而代表不了中國。
開網約車的艱辛
隨著上海外企大量的搬遷或財務不佳，曹鵬也離開了他服務多年的法國公司，更糟糕的是他還被中共警察盯上。
大概2020年的時候，曹鵬在推特上發文，接受了外媒採訪，批評中共黨魁習近平是一個獨裁者，因為習支持俄烏戰爭、上海封城，及復活共產原教旨主義，把中國帶入深淵。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中共警察找到了我。」
在失去外企工作及之後家庭變故之後，曹鵬變得一無所有，為了掙出國的機票錢，他曾開過兩個月的網約車。
「我開了兩個月的網約車。」曹鵬說，在上海開網約車的話，你一天都不能休息。一個月如果休息三天以上，就會被形容成好吃懶做。為什麼呢？因為你如果自己租房吃飯的話，只有一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一個月才能存個五六千。這非常可怕的，而且你沒有醫保社保，也不能有事故、不能有罰單。在理想狀態下，你每月工作二十八天，簡直已經不能算人了。
曹鵬坦言，一般上海人只要能吃飯，哪怕做網紅也不會開網約車，因為開網約車太累了，不是人乾的。「我看見網約車司機在機場等的時候，突然就走掉了。一天十幾個小時坐在裡面，很容易凝固成血栓，血栓上來直接就走掉了。」
圖為上海金融區示意圖。(Hector Retamal/AFP/Getty Images)
如今來到荷蘭的曹鵬，更加確信中共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
他說，像荷蘭每周工作四十小時，最低工資是（約合）兩萬多（人民幣），醫保把所有的病都包進去；在中國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工作三四百個小時，工作時間是別人的兩倍甚至三倍，但收入只有別人的三分之一不到。
曹鵬表示，荷蘭養老金的總額是荷蘭GDP的百分之兩百，兩萬多億歐元相當於人民幣十七萬億左右，中共所有的養老金加起來只有十一萬億到十四萬億，整個十四億人的養老金，只有荷蘭一千八百萬人的養老金的百分之六十六，荷蘭人均養老金是中國的一百二十五倍。
「你哪裡來的臉說人家就快倒閉了，這也讓我匪夷所思的。」他說，北歐國家只會更好，英國、法國、德國也不是很差，人家的退休金、養老都不錯。
曹鵬表示，稍微差一點像希臘、葡萄牙、克羅埃西亞也有上海中環以內的水平，但中國有多少人能達到中環以內的水平呢？上海最低的工資是二千六百九，希臘、葡萄牙最低的工資（約合）有七八千（人民幣）。人家社會更公平、基尼指數更低。你如果一個月就拿了兩千六百九，你作為一個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上海活下去，除非你找到高收入工作，不然你怎麼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