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數字時代收錄了北京前記者、律師金微被404（刪除）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中共對民眾的維穩鎮壓升級，但卻走入了一種死循環。分析認為，中共體制下，官民衝突只會越來越加劇。
北京前記者被劃為訪民 被重點監控
這篇在微信公眾號「無忌談」發表的名為《我在北京「被上訪」的兩年》的文章，講述了金微在北京工作十多年，突然被劃入「上訪人員」黑名單，不斷被警察盤問、查身份證、駐京辦核查、屬地調查。他想帶孩子去天安門玩，硬是沒去成，國家博物館等地是也去不了的。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年，給工作生活帶來很大的困擾。
最近，他在亮馬橋被查，走了五、六趟地鐵他才上車，在朝陽公園站又被查了。後來他在家附近的雙井地鐵也被警察盤查了。
他寫道：這一切還要從2024年初說起。當時正值寒冷的1月，他在北京後海南鑼鼓巷閑逛，有個警察突然叫住他，讓他拿出身份證檢查。他配合了，這種情況他在北京遇到過多次，基本走個流程一分鐘就完了。但這次不一樣，警察說他的身份信息有些問題，讓他等等。
緊接著，警察用對講機叫來了另一個警察，讓他到警察局配合調查。於是他在北京第一次坐上了警車，十幾分鐘後到了南鑼鼓巷附近的派出所。做了簡單筆錄，等了很久，駐京辦官員來接他，解釋說：「這是北京警方的問題。現在快過年了，他們擴大檢查範圍，誤把一些人員划到重點監控區了。」
他原以為這只是一場誤會。沒想到，兩個多月後，在前門又遭遇了同樣的問題，成了北京警方的重點關注對象。
有一次，他帶著家人去故宮玩，在長安街地鐵就被攔下了。在太廟遊玩的時候，他留了個心眼，瞄了一眼警察的身份證核驗器，上面隱約寫著：「新冠疫苗」幾個字。原來，他被標記為疫苗問題的上訪者。
2024年，他多次出京開庭，每次返京過檢查站的時候，刷卡機就「卡卡」響，他不得不到警務區登記，又是一套流程：姓名、身份信息登記，值班民警要向戶籍屬地派出所求證，得到指令之後，才會被放行。
他給12345打電話投訴，後來警察見面告訴他：不是北京這邊標記為上訪人員的，而是外地派出所，他們只是依據屬地上報作的處理。這條線索讓金微想到，疫期期間，他在老家南昌，確實收到南昌警方的來電，說要了解群里疫苗上訪的事，讓他保證不上訪或者不發表極端言論。
他想把名字消除掉，但是北京警方稱「誰上報得找誰解決」；南昌警方稱可能是當時疫情聯防聯控上報的黑名單，但這個機構已經解散了，沒辦法。北京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屬地也解決不了，這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死循環。
他寫道：「今年，檢查身份證的地鐵站又多了，現在是人臉識別，精準抓取。在地鐵的茫芒人海中，警方一眼就認出了我。」他自嘲說，「我只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工作十多年，當過記者，現在是律師。我報導過很多大新聞，也為當事人解決過很多問題。但自從我『被上訪』之後，我始終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
就這樣，一位在北京打拚了十多年的前記者、現律師被劃為了「訪民」，成為了「弱勢群體」，也就是「新五類分子」。
早在2012年，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就發表社評，對「新五類分子」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即：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群體。
有學者認為，「黑五類」占國人比重可達100%，在現制度下，人人都可能成為弱勢群體，包括老幼病殘、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鉗制思想與言論的知識分子、各種遭受司法不公而蒙受損害的人們，不限於訪民。
分析：擴大盤查面 製造寒蟬效應
雖然金微不是真的訪民，但在遭受不公正對待，他也來到國家信訪局打算上訪，但被眼前的上訪隊伍給驚到了，退縮了。他寫道，「我不能由『被上訪』變成『真上訪』。」
邢望力之子、維權人士邢鑒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共這套維穩系統涉及到各方利益，即使你有理有據去上訪，問題也不會得到解決，反而會給當事人製造冤案。
他說，基層維穩人員存在一種非常矛盾的心理，既不讓你上訪，又不能讓你息訪。上訪間接的給維穩人員創收，息訪會讓很多維穩人員失去收入，但是一旦上訪取得些許進展，官員在政治上就會受到影響，這就形成了一個死循環。
「這種維穩系統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徹底的把中國人劃分為三六九等，把訪民、維權人士、異議人士劃為敵對狀態，進一步打壓，這是官方製造的官民衝突，權力越是挑戰個權，這種官民衝突的矛盾就越會加劇。」他說。
前大陸桂林電視台記者曾節明認為，這是當局有意而為之，故意擴大盤查面，以製造寒蟬效應。毛澤東的統治術：明知道你是冤枉的，故意冤枉你。
訪民打官司越打越冤 被判刑 官方有勾結
現實中，真上訪的訪民，被駐京辦截訪人員截訪後，往往面臨判刑。
大紀元此前報導，河南省信陽市息縣維權人士邢望力在北京市東城區正義路郵局寄信時，遭北京警察攔截盤查後被非法扣留，之後被地方政府連夜帶回息縣拘留，後被判刑2年11個月。他的遭遇並非個例。
原北京律師張仁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他在辦理維權案件中，發現當事人打官司越打越冤，越打越窮。有些人上訪被抓了以後，被拘留，被判刑。因為北京公安跟地方公安有個約定，只要北京發一個訓誡書，那麼地方政府就以此為依據，對訪民進行行政判決或刑事拘留。
他說，「假如『違法』的行為發生地在北京，地方公安是沒權處理的。但是北京不出面，都以這種訓誡的方式，地方對這個人進行截訪。後來這種截訪越來越擴大了，中國各個地方、每個村都派人到北京截訪。」
下面的街道幹部為什麼那麼賣力？張仁透露，比如說政府征地，同樣的一塊地，多蓋了幾個章，價值就到了幾千萬。政府把地賣出去，15%的利益給街道。街道的書記、主任請保安鎮壓，他可以花很多錢僱人，還可以陞官。
中共是維穩體制、特務治國
前北京律師、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它時刻要提防人民，把人民視為心腹大患，一直是特務治國，警察治國，用鐵的國家機器去監控、限制老百姓，讓每一個中國人都匍匐在中共的淫威之下。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各種政府機關本質上都是在維穩，就是所謂的維穩體制。正常國家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上的維穩，只有警察維護社會治安，主要針對刑事犯罪。而在中國，政府機關的終極任務就是維穩，對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只是一個次要目的。」他說。
賴建平認為，同時，它又是一個很僵化的體制。只要這個系統曾經把這個人放在裡面，哪怕沾點邊，所謂的有嫌疑，那麼這就成了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了。你無論怎麼樣去辯白、理論，去跟他們自證清白，但是都很難有用。
近年來，中共財政縮水，警察也在過「緊日子」。但賴建平認為，維穩經費是很難減下去的，因為它有一個財政調節，比如減少一般公務員的基本福利，壓縮很多辦公開支，少建一些樓堂管所，查抄貪官污吏，能夠彌補一部分財政的虧空，東挪西挪還是能夠應付。而且更多的資源和金錢用在大數據技術開發上。
「因為現在矛盾越來越深重，特別是經濟形勢不好，普遍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如果維穩費用減少了，那麼共產黨的政權恐怕就很麻煩了。另外它給了基層酷吏更大的自由裁量權，警匪一家，魚肉百姓，上面是會保護的。他們是這個政權的受益人，跟這個體制是密不可分的。」
曾節明說，所以，反抗才是老百姓的唯一出路，反抗的人多了，警察忙不來，根本顧不上查這種人。這就是所謂「法不責眾」。
來源：大紀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