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中國人的童年記憶里，「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並不是一句抽象的口號，而是一種日常存在。它刷在村口的白牆上，寫在學校的圍牆上，也貼在計劃生育辦公室的門口。人們每天路過、抬頭、低頭，它就在那裡，像一句無需解釋的命令。那時，生育不再是家庭內部的決定，而是一項被嚴格管理的公共事務。是否響應號召，直接關係到一個家庭在社區中的位置，也關係到個人是否被視為覺悟高。從那個階段開始，生育權第一次被系統性地從個人和家庭手中抽離出來，交給了國家。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以「人口增長過快將拖累經濟發展」為理由，正式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這套政策並非簡單的人口調控措施，而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被賦予了「科學」「理性」和「長遠利益」的合法性。少生，被描繪成一種責任；順從，被視為一種美德。
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中，人們被反覆告知：少生一個孩子，國家就能更快發展；
縮小家庭規模，是為了民族的未來。在這種敘事框架下，質疑幾乎不可能存在。對政策的不同意見，很容易被簡化為「不顧大局」「自私」「思想落後」。當政治口號披上科學與集體利益的外衣，個人權利便悄無聲息地退出了討論空間。
如果說政策文本還停留在紙面，那麼在基層，它的執行方式卻異常直接。在城鄉各地，尤其是在農村，女性成為這一制度最直接、也最沉默的承受者。強制上環、強制結紮、強制引產，並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在特定時期被默許、甚至被制度化的手段。很多女性並未被充分告知風險，也沒有真正的拒絕權利。生育，從一種自然的生命過程，變成了需要被層層審批、反覆核查的指標；女性的身體，則被視為可以隨時介入、隨時調整的「管理對象」。
在當時的體制中，計劃生育並非「可選任務」。幹部的升遷、單位的評優、集體的政績，往往與「達標率」直接掛鉤。在這樣的考核邏輯下，對個體的尊重反而成了一種失職。制度的冷酷，並不需要個人的惡意，只需要服從。
在官方敘事中，計劃生育的「成功」常常通過數字來呈現：出生率下降了，人口結構被「優化」了。但在這些數字背後，是大量從未被認真記錄的個人命運。失獨家庭在晚年失去唯一的孩子，卻長期得不到制度性的支持；被迫放棄、被「送走」或從戶籍系統中消失的超生兒童，身份長期處於灰色地帶。我自己，就是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出生的人之一。
我並非在一個「被期待」的環境中來到這個世界。關於我的出生，家人始終諱莫如深，但我很早就明白：我並不是被祝福著降臨的生命，而是一個在政策夾縫中被勉強接受的存在。那種從小就隱約感受到的「不合時宜」，並不是來自家庭情感，而是來自製度留下的陰影。
還有那些在引產手術中失去孩子的母親，她們承受的不只是身體上的創傷，更是長期的心理負擔，卻極少被允許公開講述自己的經歷。這些人，從未真正進入公共討論。他們不是總結報告中的一頁，也不是成功經驗里的註腳，而是被默認為「必要代價」的一部分。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的人口結構問題逐漸顯現。勞動力持續減少，老齡化速度加快，養老金體系承受巨大壓力。於是，政策開始急轉彎。2016年，全面二孩；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隨後，各類「鼓勵生育」的口號與措施密集出現。但這種轉向，並未伴隨著對過往的反思。生育再次被賦予「責任」的意義，只是方向發生了改變。當年被要求「少生」的人，如今被指責「不生」；當年因生育受到懲罰的選擇，如今成了被批評「覺悟不夠」的理由。政策在變，邏輯卻始終如一：個人依舊只是被動接受指令的對象。
在許多國家，涉及大規模人權侵害的公共政策，往往需要通過調查、道歉和賠償來面對歷史。然而在中國，計劃生育這段長達數十年的制度實踐，從未經歷真正的清算。沒有公開道歉，沒有責任追究，沒有檔案開放，更沒有對受害者的系統性補償。這段歷史彷彿只是「自然結束」了，而不是被人為制定、強制執行的結果。那些被深度介入的人生，被悄然從公共記憶中抹去。
計劃生育的時代變遷，所揭示的並不僅是人口政策的成敗，而是一個制度如何看待人的根本問題。當生育被當作工具和指標，生命本身就失去了不可侵犯的價值。當政策可以隨時反轉，卻無需承擔責任，個體便只能在制度洪流中一再被犧牲。
回顧這段歷史，並不是為了停留在指責之中，是為了追問：一個始終迴避責任的制度，是否真的已經準備好尊重人的尊嚴？
這個問題，至今仍沒有答案。
作者簡介：彭小梅，中國出生，現居美國。計劃生育政策背景下出生的親歷者，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與制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