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下，婚姻的意義正在經歷深刻的重構，婚姻的維持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據《2024年4季度民政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610.6萬對，為近年來最低。與此同時，離婚登記從2023年同期的259.3萬對升至262.1萬對，同比上漲1.08%。
本文從以往較少受到關注的男性視角切入，通過對34位城市男性的深度訪談，揭示了他們在婚姻中的複雜體驗——從「理所應當」的規範束縛，到「般配愛情」的理性妥協；從現實生活的壓力煎熬，到最終對情感需求的渴望。
本文指出，婚姻對當代男性而言仍是一種默認的人生選項，社會時鐘、孝道倫理和性別責任共同構成了強大的規範性力量。在擇偶時，他們發展出「般配的愛情」策略，試圖平衡外在條件匹配與內在情感需求。然而婚後的現實卻充滿張力：工作與家庭的雙重擠壓、傳統性別角色與現代平等訴求的衝突，以及激情消退後的情感空洞。當婚姻無法滿足情感需求時，男性開始重新審視婚姻價值，有些人甚至選擇以離婚來追尋真實的自我。
這一轉變不僅反映了個人婚姻意義的更新，更折射出中國婚姻制度在現代社會的深層變遷——情感性意義正在挑戰傳統的規範性和工具性意義，推動著婚姻觀念的現代化轉型。
本文原載《婦女研究論叢》2025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般配的愛情」:
城市男性對於婚姻意義的體認與重構
如果錢鍾書的婚姻圍城論是有性別的，那麼多半會指向男性。他大概不會想到，幾十年後會有男性因婚姻市場的擠壓而走不進這座圍城，推動中國社會從「普婚」向「不婚」模式過渡。然而，對於部分男性群體而言的婚姻不可及性，未必能紓解那些屹立於圍牆之內的男性對婚姻現實之中困頓與掙扎的切身體會，而這些現象都與婚姻在個體和社會層面的改變有著密切的關聯。
就婚姻制度變遷的考察而言，對於婚姻生活內部變化的學術觀照是極其重要的構成，因為系統的評估不止牽涉婚姻與否及其替代性選擇。事實上，婚姻本身始終保持著變動的活力和彈性，並通過與社會文化情境的適應和協商支撐其在歷史進程中的持存。如今為人們所熟知的以浪漫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在歐美社會發展為一種生活理想僅始於18世紀晚期，由此帶來了婚姻的歷史性變革，即成為滿足個體之間情感和性慾望的親密關係。而原本在中國婚姻傳統和生活情境中並不佔一席之地的情感追求,也推動著婚姻締結過程中「浪漫革命」的上演，並伴隨婚姻的祛魅成為製造現實生活中婚姻焦慮的緣由之一。可見，浪漫愛情作為個體自由和自主訴求的基礎，是情感與文化層面推動婚姻意義不斷轉變的核心動力。時下，婚姻作為一種標準化的生活方式在中國社會不斷遭受質疑甚至動搖，恰恰要求我們通過婚姻實踐和情感體驗的近距離觀察重新審視婚姻的意義，更加充分地理解個體對於婚姻的體認以及婚姻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
伴隨公私領域的分化及其性別區隔，婚姻與個體、私人生活之間關聯的強化凸顯出鮮明的女性色彩。浪漫愛情被描繪為一種女性化的愛(feminised
love)，而婚姻也被打造成女性首要目標的樣貌。相對地，男性與婚姻的關係刻畫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視。有限的本土研究多從婚姻的文化秩序和性別角色出發，缺少對於婚姻生活中男性實踐、體驗與反思的深入挖掘。鑒於此，本文以城市男性的婚姻實踐為切入點，旨在通過他們在婚姻歷程中的認知、選擇及主體體驗探究婚姻之於男性的意義，特別關注男性如何在婚姻實踐中處理他們的情感與親密，進而窺見婚姻意義在社會規範、內在渴望以及現實約束不斷協商過程中的重塑。
▍文獻回顧
(一) 婚姻意義的轉變及其情感動力
婚姻史研究顯示，將愛情引入婚姻具有革命性意義，使婚姻與個人、社會的關係得以重新鍛造。啟蒙運動對於理性的推崇延伸至婚姻，將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這一全新理念賦予其中，柔化了人們對於愛情的想像，並逐漸滲透至大眾文化。當因愛成婚被打造為一種文化理想，曾經作為政治和經濟聯盟的婚姻首次將關注點轉向伴侶之間的私人關係，而個體的情感滿足也成為衡量婚姻成功與否的關鍵指標。到20世紀50年代，個體在婚姻締結的過程中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由男性供養者和女性照料者組成的核心家庭成為西方現代婚姻的理想型。這一轉變與經典現代化理論的研判相吻合，婚姻從傳統的制度形式逐漸轉向民主的伴侶關係。制度化婚姻(institutional
marriage)具有一種強制性，家庭因由傳統、法律和宗教等力量凝聚在一起；而伴侶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則強調夫妻之間情感紐帶的重要性，他們是彼此的伴侶、朋友和情人，並通過扮演不同的家庭角色而獲得滿足感。至此，儘管婚姻依然是社會普遍接受的發生性行為和養育孩子的唯一方式，但浪漫愛情和情感滿足作為文化動力推動了其意義的轉變。
然而，浪漫愛情本身具有內在的顛覆特性(subversive
character)。它強調遵從個人的內心並追求自我的滿足，突出了個人主義的價值底色。而個體對於自我生活的掌控與親密關係中的情感依賴之間存在一種內生性矛盾，在不盡如人意的愛情體驗中尤為鮮明。正因為如此，注入個人情感價值固然能提升婚姻作為一種關係的滿意度，但同時也削弱了婚姻作為一種制度的穩定性。當伴侶之間的愛情不復存在，離婚便成為一種合理的選擇。20世紀西方社會婚姻意義的第二次轉變，即表現為從伴侶式婚姻向個體化婚姻(individualized
marriage)的轉變。伴侶式婚姻作為一種生活理想日漸式微，個人逐漸以「自我」而非「角色」參與到婚姻之中，而個體化婚姻更加註重自我的發展以及情感的敞開。社會規範逐漸喪失維持關係和共同體的約束力，不同自我於關係之中的同時滿足成為親密的唯一基礎。與此同時，個體的內在性、情感、自由與選擇構成了全新的文化和情感秩序，給婚姻帶來了結構性的不確定與常態的混亂。但即便如此，婚姻依然展示出非同凡響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情感的力量。有研究顯示，儘管婚姻的經濟、法律和規範性動機不斷受損，但只要與婚姻相聯繫的積極情感持續存在並得以社會化再生產，婚姻便能夠延續。
(二)本土情境下的婚姻變遷與價值更迭
費孝通曾指出，「男女相約共同擔負撫育他們所生孩子的責任就是婚姻」，足見生育關係對於婚姻的重要性遠超兩性關係。這呼應了中國傳統社會根源於「父母為本」意識的「親子一體」結構，而家庭之中「祖—父—子」基本關係的延續正是通過婚姻和生育得以實現的。於是，婚姻便達成了「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的意義，對於祖先祭祀和血脈賡續的重視映射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學。相較之下，以個人為中心的美國婚姻所強調的愛情、同處和同生，在中國的傳統婚姻中並非構成要件，凸顯了本土婚姻文化強調現實情境的實用態度。不難想像，性吸引抑或情感聯結都不足以建立穩定的雙系撫育關係，父母為了保護家庭利益往往通過一系列複雜的協商操控子女婚姻的締結。於是，以緣分為美名，以般配為標準，重視關係外在性的「姻緣婚姻」成為中國式婚姻的理想型，並向夫妻許下「一生一世」的承諾。
不可避免地，現代化的步伐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遷,個人與社會情感結構的轉變也如約而至。新文化運動對於個人獨立自主的價值追求，要求對傳統家庭進行徹底的批判，以衝破家庭主義對於個性解放的桎梏。爭取婚姻自主成為對抗傳統家庭的重要手段，在情感結構上表現為愛情與親情之間的對峙。於是從親情中析出的愛情獲得了獨立的情感地位，並逐漸上升至集體層面。1950年新中國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確立了婚姻自由與男女平等的合法性，推動婚姻從長輩的操控中獲得解放並轉變為平等伴侶之間的個人關係，也開啟了其後私人生活的變革。伴隨著家庭的私人化，個人追求情感、慾望、自主性和夫妻親密不僅在道德層面獲得了正當性，也通過多樣化的情感實踐重塑婚姻與家庭生活的面貌。在此意義上，現代婚姻彰顯了個人的勝利，而自願結合的親密關係則為情感生活構築了私人空間。
儘管價值基底相去甚遠，但無論是在傳統還是在現代，婚姻都具有一定的神聖性。然而在傳統與現代雜糅的馬賽克圖景下，日趨多元的親密實踐重新鍛造著複雜交織的價值理念。當婚姻不僅源於伴侶之間的情投意合，更融入了雙方及其家庭的理性算計時，婚姻的祛魅便得以完成。在消費主義的裹挾下，物質主義轉向進一步強化了市場風險，婚姻不免淪為伴侶之間互助合作、共抗風險的工具。而當自願契約的邏輯延伸至親密關係，更加導致了婚姻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marriage)，有學者批評當代中國的婚姻出現了價值缺位。據觀察，近二十年夫妻關係的親密程度非但沒有隨著家庭生活的情感轉向而同步提升，反而顯現出下降趨勢。個體和社會層面的婚姻焦慮折射出現實生活中婚姻承受的緊張、痛苦和重壓，而問題的關鍵則在於能否在淡化經濟理性的同時提升婚姻之中的情感與親密。
(三)浪漫愛情與婚姻意義的男性觀照
愛情給原有的伴侶選擇機制和社會分層體系帶來潛在的破壞作用，因而社會通過不同方式對其進行控制，並經由從負面約束到正面認可的轉變推動愛情的制度化。在此過程中，浪漫愛情、性別與婚姻家庭之間的相互交織愈加緊密。特別是隨著經濟生產逐漸從家庭中移出，男女兩性的日常生活日趨分離，家庭被視為一個人性化的、充滿愛的、女性化的領域，而工作場所則成為一個非人化的、充滿權力的、男性化的領域。愛情的女性化特質一再被渲染，然而經驗研究卻顯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願意以情示愛(show
love through
affection)，且他們表達愛意的方式比文化刻板印象中所強調的差別更加細微。有學者提出存在一種男性化的愛(masculine
style of
love)，不同於女性的表達性特徵，而是以工具性幫助和性行為為主要特徵。儘管此觀點拓展了理解愛情的界限，但仍不免受限於性別角色和性別分化的影響。
性別角色同樣左右了婚姻對於男女兩性的不同意義。就本土婚姻傳統而言，以父權主導、從夫居和父系繼承為典型特徵的婚姻，對男性意味著「為父母找個兒媳婦」,強調女性生育男性後嗣、孝順公婆並遵從丈夫的賢德，足見婚姻在滿足家庭文化倫理方面的功能。時至今日,儘管婚姻關係及其意義不斷變化,但傳統文化依舊深刻影響著中國男性對於婚姻的理解和想像，而婚姻也仍然是他們滿足性別期待並推進日常生活的重要資源。婚姻的重要性在農村男性遭遇婚姻擠壓的情境下尤為凸顯,未婚者體驗著一種深深的失敗感,長期甚至永久單身的他們往往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生活質量嚴重受損。相對地，婚姻之中的男性也受到性別—社會壓力機制(the
gender social stress
mechanism)的影響，性別化的社會壓力難免導致親密關係的惡化甚至分離。因此有學者認為，伴隨家庭性別權力和關係動態的不斷變化，當代中國男性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如何成為一個好兒子或好父親，而是如何成為一個好丈夫。
(四)現有研究述評
概言之，愛情作為核心的情感力量推動了婚姻的現代化進程及其不斷變遷，使得婚姻的意義在歷史脈絡中呈現出鮮明的轉變。同時，不同的社會情境也為現實之中的婚姻提供了獨特的文化和生活土壤,深刻調節著情感力量對於婚姻意義的改寫。然而,婚姻的變遷是多線程的。社會層面的轉變積澱於個體生活世界中婚姻實踐的改變,尤其是當個人成為婚姻的主角並得到普遍承認時,他們對於婚姻及其意義的塑造便具有了現實基礎。又因為婚姻變遷並非僅僅以整體形式推進,男性和女性無論是在現實體驗抑或轉變節奏方面都存在諸多不一致。由此，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婚姻實踐捕捉個體行為與社會進程之間的關聯和差別，並將社會性別視角引入其中，有助於深入理解婚姻現實中的情感實踐以及婚姻意義的複雜性。
具體到本土情境下婚姻意義的考察,涉及文化傳統的何去何從、經濟理性的協調空間以及情感訴求的實現可能。它們如何編織婚姻的理想和現實,仍有待進一步澄清。在個體層面，婚姻所經受的時間檢驗融匯於整個婚姻歷程之中。從婚姻的締結到婚姻生活的推進，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實實在在地激蕩著婚姻之中的波瀾起伏，也催化了婚姻意義的探尋與追問。作為婚姻的主體之一，男性在此過程中的自我體認對於婚姻及其意義的描摹至關重要。然而，既有研究鮮少從他們的視角出發展開探索，更遑論基於男性婚姻實踐和個體體驗的剖析。綜上所述，本文聚焦婚姻之中的男性，依循婚姻的軌跡呈現他們在現實之中的選擇與遭遇,透視他們對於婚姻的理解和反思，進而解讀婚姻意義在個體層面的轉變以及社會層面的映照。
▍研究方法
本文以城市男性為研究對象,採用諮詢服務與質性訪談相結合的方法收集資料，旨在將服務意圖融入研究之中，在收集資料的同時為受訪者提供一份充滿理解和關懷的支持。在調查過程中,受訪者首先接受1次由非暴力溝通諮詢師提供的傾聽與諮詢服務,而後接受1或2次由筆者進行的半結構訪談,訪談次數由筆者和受訪者協商而定。調查項目助理在調查正式開始前向受訪者詳細介紹調查意圖、諮詢和訪談安排、資料的收集和使用、諮詢和研究倫理等基本信息。所有受訪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在徵得其同意的前提下將諮詢資料和訪談資料用於研究。
調查依託微信公眾號平台公開招募受訪者,於2019-2020年共開展三輪調查,有效報名人數逾70人,基本條件包括:男性，60歲以下，同居、已婚或有過婚史，城市居民。在此基礎上,筆者運用主觀抽樣的方法篩選受訪者,最終參與調查的受訪者共34人。篩選依據主要包括:
親密關係狀態、年齡段、居住城市以及諮詢期待。其中,填寫諮詢期待並與調查主題相關者優先考慮,
比如「希望能更好地處理夫妻關係、家庭關係」「能否有更好的角度看待婚姻」「對自己有更深入了解」,等等。囿於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客觀因素影響,諮詢和訪談採取線上或線下方式進行。其中，26人接受諮詢和訪談,另有8人僅接受諮詢服務。本文的分析涉及受訪者27人,
其中24人處於婚姻狀態、3人處於離異狀態。大多數受訪者處於30-39歲年齡段，即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少數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或20世紀90年代。擁有大學本科學歷的受訪者佔比最高，研究生學歷次之，大專學歷再次之。他們主要從事專業技術型工作，就職於國企/央企、政府機關、保險公司、高校、社會組織等，個別受訪者處於無業狀態。
▍婚姻規範性的男性解讀及其擇偶策略
(一)作為生活默認選項:婚姻的規範性意義
長久以來,婚姻在中國社會具有深厚的制度和文化根基,代表了一種廣泛認可的常態化生活方式。而今,對婚姻進行叩問本身便暗含了一種質疑,首先指向婚姻制度變遷給婚姻必然性帶來的衝擊。就此而言,絕大多數受訪的城市男性似乎從未對是否選擇婚姻產生過猶疑,
他們用「天經地義」「理所應當」「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等辭彙表達個人對於婚姻的篤定。阿政來自山西,妻子是雲南人。兩人的戀情從大學校園開始,而後共同留在就學城市打拚,並攜手步入婚姻。受訪時他們結婚七年,育有兩個女兒。婚姻如同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正如阿政所說:
從來沒有懷疑過結婚、生孩子，覺得這個東西(是)理所應當的，就好像一步、兩步組成完整的家庭，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一個必要的環節，就從來沒有懷疑過它的那種必要性，它肯定是必須得有的。
——阿政(30年齡段,在婚,公務員,訪談資料)
其中的堅定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城市男性默認的生活選項,
凸顯出婚姻的規範性意義。婚姻通過家庭教養、媒體塑造、文化規訓等途徑的社會化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經由個體的內化和付諸行動體現於生活的實處。儘管不同受訪者對於婚姻規範性的側重有所不同,但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
社會時鐘的規範。社會時鐘提供了一個規定性的時間框架,將文化規範注入年齡並與主要生命事件串聯起來,為個體生活提供結構、約束和社會定時。受訪者提到「男大當婚」,透露出婚姻在他們生命歷程中的規定時機和必要性。在適婚的年齡、按照預期的節奏「成家立業」,是男性成年的重要標誌。如若不然,則容易陷入偏離社會時鐘所導致的焦慮不安。
其二,孝道倫理的規範。「慈孝一體」揭示出「孝」的要義在於「一體本位」,內嵌於祖—父—子三代關係之中，於是結婚和生育本身便具有孝道實踐的意義。而經驗研究也顯示,相較於女方家長,
男方家長對於兒子不婚的接受度非常低, 同時對生育特別是傳宗接代、繁衍生息更為認同。相應地,
男性往往承受更多來自父母有形或無形的婚育壓力,促使他們以孝道實踐來回應這些期待。
其三,性/別責任的規範。性別規範對於親密關係的刻畫,強調男性對伴侶和關係負有責任。尤其當性關係牽涉其中,
性別責任和性責任的交織進一步強化了男性的自我道德約束。戀愛關係的維持和同居經驗的存在,成為受訪男性以婚姻的方式承擔性/別責任的動因。已經離婚的大史回憶結婚時的情形曾提到,他和前妻通過相親認識,戀愛兩年,同居一年,彼時的他「覺得我這時候提出不結婚了,好像是我犯了什麼錯一樣」。這從側面可以證實,男性試圖將同居與婚姻聯繫起來以證明他們的經濟能力和性責任。基於以上分析,
不難理解受訪者阿偉下面的這段表達:
結婚意義,(從)實用角度講,一是對得起我父母,不能一直戀愛,我不是一個在這方面能下狠心的人。……二是我覺得對她(指伴侶)不公平。如果我跟她談了4年戀愛,我還是不想跟她分開的話,那麼在我來看就得承擔起這份責任。我覺得當然還跟中國傳統的思維、思想是有關係的,該結婚的時候就得結婚。
——阿偉(30年齡段,在婚,保險經理,訪談資料)
然而,即便婚姻依然具有很強的規範性,但對於城市男性而言卻鮮少是未經思索的。事實上,越是深入生活的現實情境,婚姻對於個體意義的多重性便越是突出。小哲原本在高校從事行政工作,在此期間與同校在讀的妻子相戀。受訪時他新婚半年,並且重新回歸學生身份繼續學業追求。他肯定了婚姻的「理所當然」,同時也為這份肯定提供了更為多樣化的依據。在他看來,婚姻能夠幫助個體以親密對抗孤獨、以合作對抗風險,同時攜帶了一份愛情的許諾。不少受訪者同樣談到將伴侶視為「人生的夥伴」,這既體現在家庭生活的分工與合作,
也體現在生活風險的共擔與互助。
從這個角度講,婚姻具有高水平的實用價值,其工具理性的一面昭然若揭。至於情感與親密,西方研究顯示情感和象徵意義對於婚姻決策的重要性僅次於甚至替代了理性考量。儘管本土情境下城市男性的經驗尚難以支持相同的論斷,但愛情與婚姻之間的連接卻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認可甚至嚮往。可見,無論是工具層面抑或情感層面,婚姻多重意義的疊加非但不會削弱它的規範性,
反而加持了婚姻作為生活默認選項的合理性。婚姻的重要性得到進一步確認,對於個體的意義也得到升華。如同另一位受訪者阿裕所說:「只有結了婚,有了家庭,你的人生這一半才可能比較完整。」
我覺得婚姻可能是人在成年之後最天經地義、最理所當然的。同時可能(夫妻)也是最容易感到親密的一個小群體了,對人這個群居動物來說可能是這樣。人還是,至少對我來說還是有逃避孤獨的傾向。孤獨是必要的,但光它可能也夠受的。而且,可能婚姻也是一種聯合起來抵禦人生風險——經濟上的、命運上的,等等——的非常重要的互保手段。它是一個夥伴的關係,合伙人的關係,人生的合伙人。要從愛的角度上來說,至少婚姻是號稱它能提供這個,能不能提供另說。
——小哲(30年齡段,在婚,博士在讀,訪談資料)
(二)「般配的愛情」: 擇偶策略中的情感管理
對於城市男性而言,作為生活默認選項的婚姻,是否依然具有選擇的空間呢?答案是肯定的。其中,最關鍵的選擇體現在擇偶方面。儘管愛情婚姻並非傳統中國式婚姻的理想型,但在現代化進程中,通過自由戀愛的方式締結婚姻不僅佔據了文化的優越,獲得了法律的認可,更在現實層面得到了普遍的實踐和演繹。每個人對於愛情的定義並不相同,更有可能隨著生活情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安·斯維德勒(Ann
Swidler)曾指出,人們關於愛情的論述如同一個繁複、龐雜的目錄彙集(repertoires)，允許他們在不同場景下從多種多樣的意義中汲取養分,以一種開放的方式構築或重構現實經驗,並為自身的行動提供最有利的解釋。於是,
愛情似乎為城市男性提供了一個詮釋婚姻和伴侶選擇的現代文化框架。
伴隨著從包辦婚姻向自由戀愛的轉變，擇偶過程中的尋找成本從社會轉移至個體，包含了金錢、體力和精神等方面的投入。在社會時鐘的催促下，尋找婚姻伴侶對於個人投入與消耗的要求被進一步放大，給身處其中的城市男性帶來了一定的壓力,也促使他們重新審視戀愛和結婚之間的關係。阿海在大學期間的戀愛並沒有修成正果,工作之後經朋友介紹認識了現在的妻子,並在交往中逐漸產生了結婚的想法。他坦言:「不能就是談戀愛,我覺得耗不起。」相應地,他對於愛情的理解和期待也發生了鮮明的變化。其關鍵在於,一是對現實條件的覺知,涉及生活環境對於愛情體驗的外部建構;二是對愛情構成要素的重新定義,對應了個體情感訴求的內在調整。
愛情,像以前讀書的時候的愛情,我覺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種異性的吸引和這種生活興趣上的一些相近,可能更多是從自己的愛好上覺得可能兩個人能玩到一塊。然後工作之後的愛情,我覺得可能確實是在現實的各種條件限制之下,能夠有一個人去認可你、認同你、支持你,這個我覺得可能是學生時代以後的愛情真正的意義。
——阿海(30年齡段,在婚,國企職員,訪談資料)
在受訪者中,以結婚為明確目的開展戀愛的男性並不在少數,阿偉是一個典型代表。他和妻子曾是小學同學,上大學後在咖啡廳的一次偶遇中,妻子給他留下了較好的印象。隨後,他主動與之重建聯繫,並一步步從戀愛走向婚姻。阿偉經過了一番細緻的考量才付諸行動,從個人需求的滿足到家庭期待的平衡,充分顯示出他的擇偶意圖與策略。相較於單純的「喜歡」,「適合」成為他選擇妻子最重要的標準,反映出他在擇偶過程中有意識的情感管理。
我們倆在談戀愛的時候,她(指妻子)肯定是小鹿亂撞,但對於我來說就是搞對象。……我是以結婚為目的的談戀愛。大學畢業之後,在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中,在我的心裡,已經沒有海誓山盟了。……我那陣兒就在想了,我大學畢業之後,跟她重新認識,最後確立關係,我腦子裡想的很多事情是她適不適合我、能不能確立關係、她是否能滿足(我的需要)。……我會考慮到很多東西,才去決定關係,跟「我就喜歡你這個人」「我好喜歡你呀」,這不是我會幹的事。
——阿偉(30年齡段,在婚,保險經理,訪談資料)
並非所有的戀愛都能走向婚姻,但當婚姻成為一個更高維度的目標,對於城市男性而言,就要求他們在外部環境與內在需求的左右拉扯間進行協調,通過情感的有效管理實現婚姻的目的。阿偉所說的「適合」被許多受訪者提及,之所以得到廣泛的認同和實踐正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在現實可及的範圍內個體情感訴求得到滿足的平衡狀態。同時,也從側面透露出,自由戀愛所推崇的個人自主和情感自由並不能完全擺脫生活現實施以的重重約束和阻力。大順的婚戀經歷並不坎坷,可謂是典型的自由戀愛。他和妻子在大學相戀,兩人都來自山東農村,碩士畢業後一同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即便如此,他也坦率地表示:
什麼叫自由戀愛,其實都不是完全絕對的。你想,如果說才貌雙全,就說女的這塊兒,誰不想追求一個又漂亮又有才華的,剛才我已經說了,是吧?可是你要考慮你自己的經濟基礎、你自己的家庭情況,是吧?所有東西其實最終我感覺就是一個妥協下來的結果。你說的自由戀愛也好,其實更多的是一種妥協下來的結果。
——大順(30年齡段,在婚,央企職員,訪談資料)
愛情對於親密關係形成與發展的影響,始終與社會階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從男性角度講,無論是出於教育、家庭背景、經濟狀況抑或其他考量而選擇的「妥協」,都意味著他們需要在擇偶過程中經過一番利弊權衡,對自身的內在渴望和情感需求進行細緻的甄別、篩選與整合,其結果往往指向一個「適合當老婆」的結婚對象。正如翟學偉所說,「般配」至今依然是中國人心中最重要的婚姻標準,它秘而不宣地潛入愛情婚姻之中,讓人們在享受愛情的同時也獲得結構性保障。可見,城市男性對個人自主的愛情婚姻進行了本土化改造,將情感管理納入擇偶策略之中,表現為一系列有目的的情感協商、平衡甚至妥協,從而以「般配的愛情」彌合外在關係適配與內在情感契合之間的差距,
映照出伴侶選擇的文化框架在現實生活中的運用之道。據此,婚姻的情感性意義在婚姻締結過程中既得到了彰顯,又不免受到牽制。個人情感的關照對於婚姻關係的建立越來越重要,但相較之下,婚姻所承載的規範性意義仍然具有超越性。
▍婚姻生活中的男性體驗與婚姻意義更新
(一)婚姻不易:結構性壓力與關係性緊張
從歷程性視角看,婚姻的締結是婚姻理想照進生活現實的第一次集中顯現。城市男性援引社會建構的婚姻意義使私人生活以一種默認的方式推進,但這並不意味著隨即開啟的婚姻生活會因此變得容易,畢竟現實的錘鍊往往貫穿於婚姻的始終。婚姻生活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下展開,又關涉個體的婚姻體驗與關係經營。面對婚姻內外的壓力和挑戰,城市男性需要在現實之中與他們對於婚姻的憧憬進行對話和協商,同時通過婚姻實踐與抉擇持續更新婚姻對於個人和生活的意義。
接受諮詢時,小楓剛剛和妻子領取結婚證,是受訪者中婚齡最短的一位。在短暫的共同生活中, 一個切身體驗源於自我空間的壓縮,
他直言「我現在特別能理解那種晚上開車回家,在車裡不想上樓的感覺」。問題的關鍵在於,一面是工作場景下職業角色的扮演,一面是家庭生活中婚姻角色的扮演,兩者之間的銜接似乎未能給他提供一個讓自我得到恢復和調整的時空情境。尤其是當工作消耗帶來負面體驗,同時又擔心不良情緒在家庭中溢出時,自我空間遭遇擠壓而導致的適應不良便更加強烈。
如果說正處於新婚期的小楓尚有待摸索夫妻的相處之道,那麼表達同樣感慨的阿科則面臨著更具挑戰性的育兒期現實壓力。阿科和妻子在同一家國企工作,兩人結婚四年,孩子不到兩歲。孩子的出生以及妻子相應的變化使家庭經濟壓力升級,作為父親和丈夫的他想要為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質條件與呵護。然而,位於企業中層的他一方面忙於應對密集的工作任務,另一方面遭遇了職業發展的瓶頸,在工作中難以獲得喘息的同時不免陷入深深的發展焦慮。阿科坦言「我害怕的對象可能是生活,是各個方面的經濟壓力」,直指男性作為經濟供養者的角色期待給他帶來的重負。儘管處於婚姻不同階段的小楓和阿科面對的具體問題不盡相同,但他們所體驗的緊張、不安乃至焦慮都源於工作和婚姻家庭的雙重擠壓。尤其是在城市雙收入家庭之中,夫妻任何一方都需要承受公共和私人生活相互競爭的結構性壓迫。對於城市男性而言,
工作和婚姻同時設置了投入要求、責任期待以及評價壓力,其中的衝突給他們婚姻生活製造的兩難、壓力甚至困境, 是不容忽視的事實。
在承受外部結構性壓力的同時,城市男性也遭遇了婚姻內部的關係性緊張。以「般配的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強調關係適配與情感契合的折中,鋪墊了傳統與現代理念交織的婚姻底色。其中,
關係適配的一個重要依據在於夫妻之間的性別等級關係, 大體上鐫刻了傳統父權文化和性別角色規範的烙印。或直白或隱晦,
多數受訪者都表達了對男性在婚姻中佔據主導位置的推崇,如同阿政一樣。他們渴望據此確立婚姻中的性別秩序,並在婚姻締結之初便有意識地權衡伴侶之間的「般配」。儘管如此,婚姻生活中支撐男性擁抱父權婚姻理想的現實基礎仍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衝擊,性別角色規範的約束力逐漸式微。阿政和妻子同時走出大學校門,他們的職業選擇是一個進入公務員體系、一個進入金融行業。經過不懈的努力,
兩人各自都在事業上取得了成就。但由於行業之間存在巨大差異,進入高級管理層的妻子不僅在經濟收入上遠遠超過阿政,
而且難以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兼顧家庭照料。於是,夫妻之間出現了經濟貢獻與家務分工的性別倒轉,
連鎖性地導致了一系列婚姻問題的出現,進而製造了夫妻關係的緊張:
我在想就是(我)內心深處還是傳統那種大男子主義,在家庭裡面我有話語權,所以這個家庭秩序需要我來維護。她的不尊重,包括她的安全感,對我來說是挑戰我的安全感,其實還是為了滿足我的個人控制慾望。就是我希望能控制她,按照我的想法,她在家裡承擔這個角色。……控制欲的目的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是滿足自己對美好家庭的一個期待,或者是實現。
——阿政(30年齡段,在婚,公務員,諮詢資料)
相應地,
情感契合作為「般配的愛情」的另一核心構成,映射出城市男性對於伴侶之間情感與親密的嚮往,但同時也需要直面情感契合水平高低有別的現實。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忙碌進一步消磨愛情中的激情與浪漫,夫妻之間的情感難免轉化為親情並趨於平淡。有受訪者形容是一種「左手握右手」的感覺,更有受訪者不無抱怨地說「跟誰結婚好像都可以」,
無不透露出他們對於夫妻情感關係的隱隱失落,如同阿海所表達的一樣。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城市男性對於婚姻的深層期許並不止於現實生活中功能性需求得以滿足的工具層面,
也超越了傳統意義上家庭和睦所觸及的情感紐帶,即便是以隱而不發的形式存在。
在家庭生活上,有些時候可能有點按部就班,有點過於平靜了。家庭這種生活穩定了之後,其實也希望兩個人的關係包括家庭生活上能夠更多姿多彩一點,但是因為現在不管是工作上還是照顧孩子上佔用的時間、精力上會比較多,在這種改進上的東西確實是好像現在會少了,我反正覺得還是有比較明顯的欠缺。
——阿海(30年齡段,在婚,國企職員,諮詢資料)
如果說制式且平淡的生活會日復一日地削弱婚姻的情感基礎,那麼伴侶之間的不一致、矛盾和衝突則可能對夫妻情感關係產生破壞性影響。根據受訪者的反饋，不一致體現在物質需求、情感訴求、精神追求以及價值觀念等不同方面，而代際矛盾也容易給夫妻關係帶來直接的負面影響，甚至導致矛盾升級和關係惡化。一面是夫妻情投意合、關係融洽的美好期待,
一面是此起彼伏、難以調和的分歧與矛盾。置身於其中的城市男性,在協調與維護夫妻和家庭關係的同時,切身體驗著關係處理的壓力、疲憊與挫敗。有受訪者感慨:
「外界都認為我夫妻關係是很好的, 家庭都處理得很好的, 包括婆媳關係、夫妻關係,
就只是維護得太累了。」更有甚者,則可能陷入婚姻的困局而難以自拔。小朴曾經對婚姻充滿了信心和理想化的想像,然而八年婚姻生活過後,夫妻在物質滿足、生活照料、相互理解以及情感慰藉方面都漸行漸遠。他以破破爛爛的汽車比喻當下的婚姻狀態,言語間盡顯出婚姻理想與生活現實之間的落差,以及無力扭轉婚姻現狀的無奈與困頓。據此,即便作為一種默認的生活方式,婚姻也難以擺脫生活壓力和關係考驗的現實困擾。
打個比方說,這個車它還能開嗎?它還能開,要是破破爛爛也能上路,但是到處都是問題。要不要修它一下呢?不修其實也能走,或者說我自己也能給它有限的維護,可總是會不那麼美好,不是那麼完整或者十全十美地在向前走。
——小朴(30年齡段,在婚,社會組織從業者,諮詢資料)
(二)角色與自我的協商：婚姻意義的情境化更新
當婚姻生活遭遇外部與內部的重重考驗時,婚姻關係何以為繼便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結婚近十年的大順感慨,他的生活如同「一個重型卡車裝滿了貨物」,靠著慣性向前走。婚姻在日常生活的裹挾下步履難停,充斥著柴米油鹽和一地雞毛綿密交織的瑣碎與不易,夫妻之間的角色互助與合作關係也得到不斷的強化。「真正兩個人一塊過日子以後,就是要一起承擔一些責任」,凸顯出婚姻在現實之中的工具性意義,包括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經濟責任的共同分擔、家庭問題的協同應對,以及生活風險的聯合抵禦等。工具性意義的達成有賴於城市男性對於婚姻角色的認同與承擔,但就個體而言,婚姻體驗同樣關係到自我的滿足與實現,而角色和自我之間的協商往往左右了他們的婚姻實踐與抉擇。
既有研究顯示,相較於女性對穩定的追求,男性更加渴望自由的婚姻。本土分析也指出,儘管男性普遍抱持婚姻家庭的文化理想,
但他們對於個人自由與個人化財產權的渴望卻削弱了婚姻的穩定性,
導致價值與行為之間的悖論。有別於男性對於婚姻「自由」的偏重,受訪者表達的個別化需求涉及不同面向,映襯出他們在婚姻現實中未能得到滿足的部分。例如,在工作中難以實現自我價值的受訪者渴望獲得妻子的理解和認可;因投資失敗給家庭帶來經濟負擔的受訪者期待妻子給予的信任和支持;夫妻關係不睦而時常保持緊繃的受訪者嚮往一种放松的生活狀態;夫妻之間激情與性吸引不足的受訪者則在婚姻之外尋求性與愛的歡愉。儘管這些個人寄予婚姻的訴求存在情境化差異,但大體呼應了親密關係的核心構成要素,諸如一致性、關心與理解、信任、安全與承諾。而當婚姻不再提供個人化回饋(individualized
rewards)時, 人們便會要求關係的改變。
通過上文分析不難發現,無論是角色期待還是自我渴望,對於城市男性而言都難以在婚姻生活中得到充分實現。當種種的不滿、失落與挫敗不斷累積,在帶給個體負面體驗的同時也導致角色與自我之間形成張力,從而給婚姻的穩定性帶來衝擊。面對婚姻存續與否的猶疑,阿政給出了肯定的答案:「有時候更多面對真實的自我,
會這麼想(指結束婚姻), 但一到家庭的角色裡面,就全部給壓制住了。」可見,正是家庭角色的擔當成為婚姻韌性的支撐,
為城市男性注入了對抗婚姻壓力、風險與逆境的力量。根據相似處境的受訪者的反饋,最強有力的支撐來自父職的責任。如同小朴所說,孩子對於婚姻的維繫至關重要,一方面呼應了中國式婚姻對於生育撫育一以貫之的強調,另一方面也映襯出現代社會對於高成本、密集式育兒的現實要求。在受過高等教育群體構成的中產家庭中,高投入的養育方式要求父母雙方共同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為子女的成長提供支持與保障,進而要求他們保持長期、穩定的婚姻關係。從這個角度講,孩子的成長構成了鞏固婚姻關係的核心基石,彰顯出婚姻對於城市男性的工具性意義。
原來這東西(指婚姻)碎了, 我是給它粘上, 可是粘得不太牢。現在孩子可能是這膠帶, 給它纏上了, 你再想破也沒地兒破了,
是這麼個方式。
——小朴(30年齡段,在婚,社會組織從業者,訪談資料)
然而,城市男性在婚姻之中角色與自我的較量,並非總以角色的勝出收場。當維護婚姻穩定性的責任與承諾逐一失效，往往不是由於婚姻工具性意義的無法達成，而是昭示了夫妻之間情感與親密的消耗殆盡。阿裕和前妻於2011年相識相戀,2013年開始同居,
2015年步入婚姻, 2017年育有一子, 2020年婚姻走到盡頭。儘管婚姻解體的導火索源自婚外異性同事的吸引,
但預埋在夫妻之間的嫌隙則是由情感的淡化與關係的疏離堆疊而成。受訪時, 他表達了未能用心經營夫妻情感關係的遺憾:
以前總以為是我掙更多的錢可能就會更幸福一些,家裡會過得更好一些,後來發現實際上並不是。經濟對於家庭品質的提升可能會更好一些,
但是你家庭的感情、氛圍也是需要去單獨經營的,不是說你有了錢你不去經營,它就更好了,它也需要去用心來維繫。
——阿裕(30年齡段,離異,保險經紀,訪談資料)
同樣經歷過婚姻解體的阿實表示:「第一次婚姻失敗以後,人生觀一下子就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感覺人生的所有利益追求,很多東西都是虛的,只有情感、只有愛才是真實的。」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男性對於愛與親密的重視似乎在婚姻解體時達到了新的高度,甚至超越了婚姻建立之初的情感訴求。據大史所言:「我最大的問題就是跟一個不喜歡的人結婚,覺得婚姻這種事好像好多家庭都那麼過的,哪怕是沒有那種理想狀態的婚姻,覺得自己是有能力把它維繫下去的,高估了自己的這種能力。」他將婚姻的失敗,溯源至婚姻締結時參照傳統的婚姻腳本和經驗所做出的情感妥協。同在公務員體系工作的兩個人經由同事介紹相親,儘管愛情的感受並不強烈,但在與「般配」的協商中推動了結婚流程的步步向前。然而,他們在婚姻生活中的相處印證了低水平的愛情使得伴侶之間難以接納彼此的差異或對方的弱點,從而導致婚姻關係陷入持續未解決的衝突甚至長時間的憎惡，即便有孩子的出生也無濟於事。
(選擇離婚)最大的一個動力, 就是感覺如果再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話, 我整個人就要崩潰了, 可能我就不是我了,
真是那樣。就是一段不好的這種感情會把你自己不好的一面激發出來, 而且不斷地突破自己的下限,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不經歷過根本不知道。
——大史(30年齡段,離異,公務員,訪談資料)
事實上,城市男性在婚姻締結和解體階段情感訴求的對照,充分反映出傳統婚姻腳本並不足以支撐當下的婚姻。「般配的愛情」涉及情感契合層面的妥協,潛藏了伴侶之間情感與親密的脆弱性,其難以維繫更進一步說明自我和情感觀照在現代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在持續提升。當婚姻非但沒能打造出一個含情脈脈的寄寓之所,反而成為不斷吞噬自我的無形深淵,從中獲得解脫便是唯一的出路。
為了拯救最後的自我,大史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離婚,即使這意味著需要通過向朋友借款支付給前妻40萬元的經濟補償,並承受可能給事業發展帶來的潛在影響。相較而言,阿裕和阿實的婚姻解體同樣關涉自我與角色之間的抉擇。阿裕因婚外異性吸引觸發離婚,足見他在自我情感的追逐和婚姻角色的約束之間選擇了前者。而阿實的婚姻之所以走向終點,始於他為了追求事業發展和自我實現而選擇與妻子長時間國內外分居。可以說,他們都沒有在婚姻的邊緣選擇自我向角色的妥協與屈從,而情感的破裂也成為壓垮婚姻的最後一根稻草。簡而言之,隨著婚姻的情境化推進,雖然工具性意義托舉了婚姻生活的實在與厚重,卻難以打造令人滿意的婚姻體驗和承諾關係,而情感性意義的破滅在推動婚姻解體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結論
婚姻的意義既是個體生活的切身體驗,也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構想。城市男性對於婚姻意義的體認與重塑,嵌套在婚姻制度由傳統向現代非線性變遷的社會進程中,同時貫穿於個體婚姻歷程中理想與現實不斷交鋒的日常實踐。時至今日，婚姻對他們而言依然是一種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因此規範性意義在婚姻締結階段佔據主導位置，主要表現為社會時鐘的規制、孝道倫理的羈絆以及性/別責任的束縛。與此同時,婚姻工具性意義和情感性意義的疊加進一步提升了婚姻的價值,
強化了婚姻作為生活默認選項的合理性。伴隨婚姻在日常生活中的上演,城市男性一面承受工作與婚姻之間的結構性壓力,一面體驗著婚姻內部的關係性緊張。內與外的雙重擠壓製造了婚姻的艱辛與不易,於是現實生活不得不對婚姻理想進行過濾和篩選,從而推動婚姻生活的繼續以及工具性意義的實現。在此過程中,規範性意義遭遇了婚姻現實的挑戰與削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與工具性意義的共謀,具體體現為性別角色和責任期待對於男性婚姻實踐的塑造。然而,情感性意義與工具性意義之間產生了張力,並通過角色與自我的不斷協商重構婚姻的情境化意義。當婚姻走向解體,在很大程度上並非由於工具性意義的難以達成,而是情感性意義的徹底破滅。至此,個體自我突破了婚姻角色的束縛,
規範性意義喪失了約束力, 而城市男性對於情感性意義的渴望達到了婚姻歷程中的新高度。
城市男性構建的婚姻意義具有多重交織的複雜性,也呈現出情境化更新的流動性。其中,個體的情感訴求與觀照是理解婚姻意義延續與轉變的關鍵。城市男性對於浪漫愛情的追求經過本土化改造,發展出「般配的愛情」。作為一種擇偶策略,它奠定了當下婚姻兼具傳統與現代特徵的底色,實現了外在關係適配與內在情感契合的協商。這一協商過程往往要求情感的管理與妥協,其對於婚姻目的的屈從體現出婚姻規範性傳統得以延續的一面。在褪去浪漫面紗之後,現實之中的婚姻主要圍繞日常生活需求的滿足展開,強調婚姻功能與實用價值的發揮。伴侶之間情感與親密的重要性不斷被現實消解,但弔詭的是,城市男性未得到滿足的情感需求卻在潛滋暗長。有學者提出「內在無依」(inner
homelessness),認為現代社會人們需要在私人生活中構築避風的港灣,讓愛情和婚姻成為內心的支撐,使迷失的自我得到理解、認同和接納。可見,
傳統婚姻腳本已然難以適應現代婚姻生態,
而生活現實也終究無法抑制城市男性對於理想婚姻的嚮往。無論是婚姻的情感性意義向規範性意義妥協,抑或被工具性意義削弱,都無益於個體情感訴求的滿足和伴侶親密關係的營造。於是,
城市男性選擇婚姻的解體,
意味著他們與伴侶之間底層情感聯結的斷裂,同時也具有了以一種激烈方式主張婚姻中的自我及其內在渴望的意涵。從這個角度講,城市男性在婚姻生活中經歷的失落、掙扎與醒悟將助推他們在婚姻中對於情感性意義的重視與追求,
進而重新調整不同層面意義之間的關係,實現婚姻意義的轉變與重構。統而言之,婚姻意義在個體婚姻微觀進程中的改變,為婚姻制度的變遷積聚了經驗基礎與核心驅力。就城市男性而言，象徵婚姻傳統的規範性和工具性意義展現出強大的韌性，而反映婚姻現代化變革的情感性意義也在不斷崛起，並以不容小覷的力量推動婚姻實踐與觀念的深刻轉型。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受訪者主要由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正處於或經歷過婚姻的城市男性構成,
其代際、社會階層、婚姻經驗和生活空間的特徵較為鮮明,
但也因此存在難以充分體現男性群體異質性的局限。除此之外,由於調查採用諮詢服務與質性訪談相結合的方式開展,並在公開招募時表明希望為親密關係中的男性提供一份有溫度的支持,因此受訪者或多或少帶著對於親密關係的問題、困惑抑或改變的期待接受諮詢服務。據此,本文的受訪者並未涵蓋對於婚姻關係表示完全滿意的個案,
存在一定的樣本偏差。這也提醒我們, 對於中國式婚姻意義的時代追問和未來展望仍有待更為豐富和深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