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流浪者，我們最常想到的可能是中老年男性形象，甚至對這一群體的命名「流浪漢」本身已經帶有了性別化的預設。這一印象也與全球多地的數據統計相吻合，在有大量流浪者的都市中，女性的佔比都遠低於男性。
然而不成比例的是，在人類與貧困的漫長鬥爭中，女性其實更容易陷入貧困。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的研究，全球貧困人口中女性比例普遍高於男性，尤其在極端貧困（每日生活費低於1.90美元）群體中，女性佔比可能更高。美國社會學家黛安娜·皮爾斯曾於20世紀70年代提出「貧困的女性化」來指代這一問題。那麼需要追問的是，如果說女性確實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困，為什麼在流浪者中女性反而比男性更少？
時至今日，儘管全球的流浪者人數總體呈下降趨勢，但自21世紀以來，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導致非正規勞動者數量持續增加，尤其在年輕群體當中，實際貧困的擴散正在成為相當嚴峻的社會議題。在這一背景下，貧困人口在數字統計層面的波動似乎早已無法反映真實的生活現狀，我們亟須一些不同的視角去重新審視對「貧困」的理解方式。
這一現狀早年間就引起了日本社會學者丸山裡美的關注。2010年，她曾以「為什麼女性流浪者這麼少」為題提交了博士論文，並於2013年以《無家可歸的女性》為題目正式出版。時隔十餘年，當年的研究譯成中文版，書中的問題意識並不過時且至今仍未得到充足的回應。她也在後記中感慨，當年的那個問題有必要換種問法了，也就是說真正值得公眾思考的其實是——在數據明確顯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困的今天，那些雖然貧困卻沒有成為流浪者的女性到底在哪裡？她們又是如何生活的？
今天的這篇文章結合《無家可歸的女性》談貧困發生機制的性別化問題。從被隱藏的女性流浪者說起，也嘗試揭開女性流浪者實際生活的真實一角。相比於男性流浪者而言，她們的選擇時常左右搖擺，乍一看甚至互相矛盾，該如何理解她們身上的「主體性」？這些問題不只與流浪群體相關，更不只局限於性別領域，它實際上與所有已經、正在或未來有可能「從社會鋪好的安全網上掉落的人」都息息相關。
撰文 | 申璐
《無家可歸的女性》
作者：[日]丸山裡美
譯者：沈念
版本：光啟書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6月
貧困發生機制的性別差異：
女性更容易成為「隱性流浪者」
當我們提到「流浪者」時，一個很容易被跳過的問題是，什麼樣的人會被社會層面定義為「流浪者」。2000年初，當丸山裡美開始關注女性流浪者這個群體時，首先引起她的困惑的是，為什麼相較於日本，其他發達國家如北美和歐洲的女性流浪者相對比例更高。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社會集中出現了一批被稱為「新流浪者」的人群，他們大多處於20-30歲，且其中女性流浪者的增長佔到了整個群體增長量的三成。這是否意味著發達國家中露宿街頭的女性就更多？
顯然數據在這裡是「失效」的。丸山裡美注意到，不同社會對流浪者的定義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公眾如何看待「貧困」的視角。以日本社會為例，流浪者一般指露宿街頭的人，更具體地說專門指代那些「無故將城市公園、河川、路邊、車站等設施作為生活起居場所，經營日常生活的人」。相較而言，北美和歐洲等地對流浪者有相對更精細的分類，露宿街頭只是流浪者的極限狀態，除此以外，很多沒有固定居所的人可能會根據當天的具體情況留宿在熟人家裡；或是網咖、廉價民宿或24小時營業的商店中。而在後者的分類中，女性的比例都比純粹地「露宿街頭」要高。也就是說，在無固定處所的人群中，女性實際上更傾向於採取露宿街頭之外的生活方式，從而成了「隱性流浪者」。
電影《無依之地》劇照。
這裡就產生了關於流浪者的人口普查和真實處於「無家」處境的人群之間的斷裂。不過這依然無法解釋為何當女性面臨居住困難時，她們很少露宿街頭？這一方面與女性流浪者在實際露宿中可能面臨的性別暴力有關（將在後文中具體分析），另一方面則折射出很多貧困女性結構性地被家庭所縛而「無法變成流浪者」。
在丸山裡美隨後為該書增補的文章《貧困女性在哪裡》中，她提到了多名50多歲女性的案例。在有婚史的女性中，有8.6%的人反映遭受過「經濟型家庭暴力」，也就是說即便女性在家庭內部遭遇到來自丈夫的身體和精神暴力，她們也會因為家庭內部金錢分配的不平等而無法離開家庭，這有可能造成家庭中只有妻子和孩子處於貧困的狀態。
這一現狀在底層社會的家庭中尤其常見，但過往的研究很少注意到這種只有特定個人處於內部貧困的狀態。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女性明明更容易陷入貧困，卻很少成為流浪者。正如在世界範圍內首次提及日本女性貧困的社會學家瓊·阿克辛所形容的那樣：「她們甚至走不到貧困的女性化這一步，因為她們根本不可能離婚和經濟獨立。」
對於那些沒有進入婚姻或已經結束婚姻的「無家」女性而言，她們大多也許獲得了各種意義上的社會救濟而沒有出現在街頭，但這種救濟通常維持的也是一種伴隨著恥辱感的低水準生活。丸山裡美在書中提到很多看似中立的社會政策本身就存在性別差異。「因為國家期待男性從事僱傭勞動，所以即使他們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勞動，也會更容易申請到社會保險；而女性因為總是承擔再生產勞動或者相對低薪的工作，當她們需要生活保障時，更容易與社會福利綁定。」這些福利發放規則通常伴隨著對女性私德的層層審視，即便部分「無家」女性接受福利而沒有流落街頭，但長遠來看也很難徹底擺脫貧困。
女性流浪者的生活世界：
不同於男性流浪者的被排斥軌跡
由於女性更容易成為「隱性流浪者」，這群人的生活現狀長期處於學界和媒體的關注之外，又或被籠統地歸入流浪人群看待。實際上，相比於男性流浪者而言，女性流浪者遭遇著不同的被排斥軌跡，當一個普通女性意外落入流浪者構成的微縮社會（男性佔壓倒性比例的群體）中，既有社會中帶有的性別歧視等結構性的不利因素很容易在這樣的環境中被攤開。
以開始流浪的原因為例，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顯示，男性流浪者中沒有婚史的佔半數以上；而在丸山裡美接觸到的女性流浪者中，接近九成都有過婚史，其中甚至半數以上有過不止一段婚姻。這意味著想要弄明白這些女性為何走到流浪這一步，不僅要關注她們的職業，更重要的是關注她們的家庭關係。至於為何不少女性流浪者會經歷不止一次的婚姻，丸山裡美推測這可能是因為對貧困女性而言，擁有男性伴侶是維持生活的一種手段。
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的流浪女性和男性的婚史情況。（出版社供圖）
這點在丸山裡美隨後的實地調研中得到證實。不少女性流浪者稱，在高度危險的露宿生活中，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有些女性流浪者會選擇只在夜晚睡在某位男性流浪者身旁。據日本都市生活會2000年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平均每15名女性流浪者中有11人與男性同住，其中既有和男性伴侶一起露宿的情況，也有與在露宿中邂逅的男性同居的情況。不少單身女性流浪者稱，在這樣一個男性居多的街頭環境中，女性想要獨自露宿是相當困難的。
相較於男性流浪者，女性的確在這種露宿生活中會遭遇許多只有身為女性才會遇到的困難。丸山裡美曾詢問多位女性流浪者，她們在公園露宿時最害怕的事情是什麼。幾乎每一位都會最先回答：半夜去廁所是最可怕的。陌生人靠近自己的生活空間本身給女性流浪者造成的恐懼是更大的。這一觀察在女性雜誌《美麗佳人》2022年發布的一篇調查報道中也得到了類似的反饋，街頭潛在的性別暴力對女性太不友善，「她們幾乎都有被性騷擾過的經驗，比方說偷摸，或是言語上吃豆腐，這種情形非常普遍。除了把自己弄得臟臟臭臭，再來就是剃平頭、打扮得很陽剛，要不然就是找一個比較有權勢的異性來依附，大概不出這三種。」
除此之外，洗澡、上廁所等日常生理需求也存在諸多不便。男性流浪者可能會在公園等地直接裸體用水龍頭的水沖洗，但女性流浪者沒錢去澡堂時，就只能在公共廁所洗頭。也有女性流浪者提到洗衣服也很困難，她們感覺在男性多的地方無法晾曬女性內衣（如內衣被偷等經歷），只能用毛巾蓋住，或者選擇在不引人注目的樹蔭下晾曬。「這些具體問題都讓女性流浪者長期處於高度緊繃和焦慮的精神狀態。睡眠品質不好又影響體力，變得更難找到工作，也缺少願意互動的對象，支持系統便越趨薄弱，約有六成的女性流浪者精神狀況不穩定。」
丸山裡美曾借住過的一位女性流浪者的帳篷。（出版社供圖）
不過，當流浪者能夠找到相對固定的露宿地點時，公園也有可能成為城市的「綠洲」。丸山裡美觀察發現，長期相對穩定的群體性露宿生活會逐漸形成新的社會關係。2000年初，日本東京都的幾座公園中都分布著規模不一的「帳篷村共同體」，來到這裡「定居」的流浪者因為都是「有過去」的人，而形成了一種鬆散的共同性，他們能夠日常互相打招呼，交流露宿生活必需的信息，以及通過建立一定的贈予關係來共同降低露宿生活的物質風險。
然而後來的這些年，這樣的「帳篷村」也在急劇縮小，不只日本，全球多國的公共政策中都不同程度地規定了對流浪者的排斥。直到2021年丸山裡美寫作《貧困女性在哪裡》時，她直言當年書中描繪的那種「在公園創建社區」的露宿者生活已經幾乎看不到了。在政府的公告中，流浪人口的比例這些年大幅下降。但丸山裡美對此卻更加擔憂：「隨著主動脫離露宿生活渠道的拓寬，即便如此卻還是選擇繼續露宿生活的人，就容易面臨這樣一種局面，即露宿問題容易被歸結為本人的意願。」這樣的「幫扶」真的能通往人們構想中的那個未來嗎？
公園內即將被撤走的帳篷，原本住在裡面的人已經不見了。（出版社供圖）
頻繁進入與退出背後：
重思弱者的「主體性」與「抵抗」
儘管露宿生活對女性流浪者而言意味著許多的不確定和危險，但被問及是否想要結束這樣的流浪生活時，很多女性流浪者的答案是相當模糊的。書中提到的73歲的順子在丈夫離世後失去了曾經賴以維生的保障金，無法順利讀寫且沒有孩子的她也沒有固定的住所，曾被相關的福利機構收容過，但她的生活卻幾乎重複著某種循環——因情況危急被救助，在多地領取過生活保障，然後再次失蹤。起初就連她自己也無法解釋，為何明明覺得露宿很辛苦，但依然還會選擇失蹤。
在丸山裡美接觸到的女性流浪者中，和順子有相似行為的不在少數。她們總是反覆失蹤，偶爾會主動回來，有時會被警方找到。她們似乎「很難搞清楚自己的需求，並將需求清晰地傳達給周圍的人，最終獨立實現自己的選擇」。不僅如此，當這些女性流浪者在不斷講述碎片化的記憶時，她們的生活史很難被組織成容易理解的敘事，或者說並不符合如今我們最常接觸到的有「主體性」的個體敘事。
這些都引起了丸山裡美對既有研究，甚至是自己無意識中已經帶有的研究視角的反思。當作為個體的女性流浪者的生活沒有被真正走近時，人們就很難理解女性流浪者或者說底層社會女性群體的真實處境。比如在後來的走訪中，丸山發現看似溫順的順子實際上並不適應與他人同居的集體生活，因為無法處理機構內部複雜的人際關係，她寧願重新露宿也不想回到機構。
「當女性面臨繼續或脫離露宿生活的抉擇之際，（周遭）親密關係就成了左右其個人意願的存在。由於女性露宿者們在這些關係中做出的選擇總是與他人相關，就導致她們總是反覆進入機構又重返街頭，命運在周圍人的作用和時間的流逝中不斷變化。」丸山裡美認為，如今的公共領域對「個人的主體性」又或者「自立的人」有著某種迷思式的推崇，實際上這一特徵之所以被越來越多地強調，可能正是因為在私人領域中排除了關懷與被關懷的關係。
2000年初，昔日的日本一處公園，流浪者的帳篷林立。（出版社供圖）
在丸山裡美看來，所謂的「主體性」也並非預先存在的特質，實際上恰恰是在這些女性流浪者反覆搖擺的抉擇中，她感覺到了她們身上某種類似「意願」的東西。「在多項選擇間猶豫不決，半是偶然地作出決定，其後又長時間地在失敗和他者的關聯中繼續維持」，正是在這樣看似躊躇不前的過程中，主體性才會慢慢浮現。
丸山裡美在後來的一次對談中提到，時隔多年她依然對當年一位60多歲的女性流浪者英子印象深刻。英子在一個貧困的單親漁民家庭長大，目不識丁，曾經在長達十年的露宿生活中被欺負過，但她依然和丸山稱「露宿是自己經歷過的最好的生活」。當時的丸山並不明白她的意思。直到對她有更深入的了解後，丸山才意識到這個判斷意味著什麼。在成為流浪者前，英子一直羞於承認自己不識字，並極力隱藏這件事。但成為流浪者後，她在接受過的許多採訪中吐露了這一情況，因為這個身份她被理解，有了聽眾，結識了和她有相似感受的人，她體驗到了從未有過的被需要的感覺。
「英子的選擇也不是基於主體性的個人層面的『抵抗』，而是在與他人的關係中不斷作出的暫時性的決定。」因為英子，丸山說她第一次明白了，「人生中還有比睡在榻榻米上更重要的事情。」
對女性流浪者的研究無形中通向了一個更廣闊的領域。我們對「主體性」的理解其實影響著對共同的社會未來的構想。丸山裡美在書中的結尾提到，現代以來的政治設定了這樣一個前提，即所有人都有著具備自由意願和選擇能力的人格；但實際情況是，這個前提本身也許並不預先成立，正是因為不存在這樣的人格，我們所構想的司法系統才應該輔助建立它。而這個過程，「只有在我們擁有能夠自由想像自己希望成為的模樣的空間時才能實現」。
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本書中涉及的問題就不只與流浪群體相關，更不只局限於性別領域，它實際上與所有已經、正在或未來有可能「從社會鋪好的安全網上掉落的人」都息息相關。丸山裡美明確談到，我們不應該逼迫這些人脫離此刻的處境（比如流浪）——哪怕是以保障的名義，而是「要努力創建一個領域，讓所有人即使露宿街頭，也能夠自由想像並摸索著實現理想中的自己，並且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