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麗覺得，過去的幾年，工作是靠「熬」過來的——連軸轉的大小活動和會議、每天要在App上籤到並轉發文章，以及製作各類沒有創造性的文本材料後，還要面對冗長的彙報審核程序……
作為沿海某市一所高校的在編教師，入職五年來，毛麗發現，「30%的工作時間，會陷入無意義的形式主義中」。毛麗的感受並非孤例——這是困擾基層幹部許久的「形式主義」問題，也是近幾年來國家一直在整治的問題。
圖/視覺中國
8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該文件提出了切實精簡文件、嚴格精簡會議、統籌規範督查檢查考核、規範借調幹部、規範政務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管理、規範明晰基層權責、規範創建示範和達標活動等七個方面要求。
文件有一些較為具體的規定，比如：年度實際發文數量一般只減不增；地方和部門文件一般不超過5000字，部署專項工作或者具體任務的文件一般不超過4000字；不向縣及以下單位借調幹部；現有多個政務應用程序到基層的，應當逐步清理壓減整合等。
多名受訪基層幹部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若干規定》的印發肯定會給工作帶來「減負」效果，亦有受訪者稱自己的部分工作內容確實已逐步調整。
正如《若干規定》所說，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頑瘴痼疾，必須下大力氣堅決糾治。基層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最後一公里」，不能被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束縛手腳。
「無事不報」
大約兩周前，東部沿海某市應急管理局的基層幹部張捷收到了部門下發的《若干規定》。僅從文件下發這一動作來看，就能看出單位確實在落實整治形式主義了。
過去，傳達類似《若干規定》這樣的文件，部門甚至單位肯定要開大會。這次，部門只在微信群中簡單告知，即將依照文件精神，啟動「量化考核」改革。
這場改革將實打實減少張捷的工作量。
他的日常工作曾經是有部分量化內容的：每周兩次基層走訪、每日政務號更新，此外還有一定數量的內部安全文檔整理等，每項都被要求嚴格留痕。「基層走訪要拍照並發微信群，回來要寫報告；政務號更新的內容是複製其他號的，只求完成任務。」
如今，基層走訪量的硬性要求被取消，政務號更新則改為「無事不報」，強調內容真實、必要，不再盲目追求數量。
與張捷類似，在西南地區某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工作的曾希，一個月前得知部門將按《若干規定》調整考核。
此前，他的工作與當地月度就業率掛鉤，還需兼顧創業指導、見習基地考察、職業培訓等任務。每月的數據壓力之下，他甚至動員親屬填寫虛假創業材料，以確保考核達標。如今，就業率考核改為按年度計算，他的壓力有所緩解。
單位的人事安排也有所變化。2021年，他所在部門從基層借調了兩名專職內宣人員，後者要兼顧兩個單位的工作，卻既無編製也難晉陞，收入與曾希單位的年平均工資差距近萬元。
《若干規定》此次明確，上級機關、單位原則上不得從縣及以下單位借調幹部，不得以工作專班、跟班學習、交流鍛煉等名義變相借調幹部。曾希所在單位正在討論，要增加編製、正式調任兩位借調人員。
另一個在《若干規定》下發後得到緩解的事項，是督查檢查的次數。
在浙江工作的基層幹部李怡回憶，2023年之前，上級常常突擊檢查台賬，要求他們提供任務清單和執行材料。由於材料分散，她常常需要補錄或臨時「擺拍」。一次季度督查中，她因缺少某街道食品安全巡查檔案，不得不連夜和同事趕赴街道「重演流程」，請店主配合簽字拍照。
《若干規定》強調了「不得向同一地方反覆安排督查檢查事項」，以及「每個省全年平均每月接受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實地督查檢查考核不超過規定次數」。
如今，李怡感到台賬檢查的頻率已明顯降低。她從領導處得知，未來此類檢查可能僅保留每年一次。
在長期觀察基層治理的華南理工大學政府績效評價中心主任鄭方輝看來，過去，基層幹部確實會感覺到，有的事情不應該由他們做，或者考核不合理，但因為沒有制度手段，不明晰邊界。《若干規定》的下發，讓他們有了拒絕的理由。
此外，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陳文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讓相關部門在組織會議、布置工作布置時，會提前考慮是否給基層幹部帶來不必要的負擔。
不斷推進的過程
事實上，基層對形式主義減負的感知早已有跡可循，尤其是在微信工作群、政務號方面。
2019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文件提出，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著力解決文山會海反彈回潮、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頻、過度留痕、幹部不敢擔當作為等問題。
自此，各地開始探索整治形式主義，其中最被關注的是微信工作群的整頓。
李怡回憶，那年部門領導明確傳達，不再要求在多個微信群重複彙報同一事項，並開始合併、清理多個群聊。此後，工作溝通逐漸轉向更規範的「浙政釘」政務平台。
四年後的2023年12月，中央網信辦印發《關於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若干意見》，要求對使用頻率低、實用性不強的政務App及時關停，並妥善處置相關數據。
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2023年中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截至當時，全國政務新媒體賬號有11萬個，年發文量超過2000萬篇。
政務號數量激增的背後，是內容同質、運營低效的「數字形式主義」。
北京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雷明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當運營者對政務號定位和內容把握不準時，常常流於「官話體、慢半拍、沒人氣」，嚴重影響傳播力。
一位長期參與政務號運營的外包團隊負責人透露，2019至2023年期間，他們負責多個政務號的內容維護，一年外包費用是20萬—30萬元。大部分內容複製自其他政務號，「真正閱讀的人很少，主要用於內部彙報和考核」。
此後，政務號開始「瘦身」。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截至2024年5月，有10餘個省市的政務微信公眾號或微博號官宣停止更新或註銷，覆蓋省、市、縣、鄉鎮多個層級。
東部沿海某市宣傳系統幹部金劍說，此前本地各部門公眾號和App都需參與每月排名，「先比閱讀量，不行就比發布數量」。為了排名，不少部門不得不「湊新聞」「堆素材」。2023年，當地網信部門取消排名，金劍直言「至少省了一半精力」。
此次《若干規定》印發，政務號的進一步規範仍是題中之意：不得把政務應用程序異化為工作考核日常化、督查檢查線上化的主要載體，不得將點贊量、網路投票數、轉發量、學習時長等作為考評依據。
謹防「形式上治理形式主義」
不過，不斷推進的過程也會有「走樣」和「反覆」的情況發生。如何避免「以形式治形式」，讓減負落到實處，是基層與上級都要面對的課題。
鄭方輝觀察到，在基層實際工作中，「會多」是困擾基層時間最長、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若干規定》以及此前數次對形式主義的整治，都提出了「嚴格精簡會議」，在很多地方也確有成效。
河南一位村幹部說，過去至少每月兩次驅車上百公里參加縣裡組織召開的會議，有些與本職工作無關，但是「電話一來就得去」。如今降到一月一次，且多為重要會議。
南方某省村幹部趙曉田回憶，過去他曾經歷過一周五場會，節假日也要集中學習，比如端午節的傳統文化課，「沒人敢缺席，也沒人真投入」。現在如果無突發事項，他每周只參加兩三次會議，效率更高，責任邊界清晰。
但在李怡看來，她所在的單位看似減少了會議頻次，實際上是大會變小會，有些會議不上報，或者改為線上會。「從數據上來看，會議是少了，但在上面消磨的時間仍然沒有減少。」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此前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基層的一些會議是沒辦法精簡的，因為免不了需要會議來協調工作、傳達精神，「但是上級對會議的總體數量又有要求，所以基層只能換一種形式，就是不出會議通知、不出會議紀要，實際上還是那些工作」。
此外，有基層工作人員提到，目前在各地的政務平台上都有「為基層減負線索徵集」的填報埠。填報埠自稱匿名徵集，但他仍害怕填報。「在一個實名登錄的工具上，填寫匿名徵集，本身就是一種形式主義。」
陳文瓊把上述行為，統統定義為「形式上治理形式主義」——看似減輕了負擔，實則走過場。
在近期的調研中，陳文瓊發現，某縣委書記特別重視學習活動，就要求縣委組織部牽頭，將某項學習任務逐步推進到每個村、鄉、鎮，並要求所有幹部在學習後現場考試。帶來的結果是，當地的基層幹部在考試和準備考試的過程中耗費了大量實務時間。
雖然後來為了不增加基層幹部的工作負擔，這項考試在時間上已有調整，但活動本身並沒有取消。可以說，這種形式主義問題的整治就是在「形式上」的。
基層想有效整治形式主義，需要先理解形式主義是如何形成的。陳文瓊指出，基層面臨的工作任務目標與實際情況有偏差，但又擔心被問責，所以不敢糾正，只能硬著頭皮去應付。
呂德文也提到，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之所以嚴重，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基層工作喪失了自主性。「過去，基層可以自己調配每一項工作的輕重緩急」，但上級部門把下面的時間都精細化地安排好了以後，基層反而沒有了自己調配的空間，如果完成不了任務，只能用形式主義方式去應付。
鄭方輝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在南方一些不富裕的村內，黨支部書記、村長所負擔的工作任務通常是長線的，比如為村民產品找銷售渠道。工作很難在短時間內量化，可每隔一段時間上級就要下來考察，反而會打亂基層幹部的節奏，讓其喪失工作積極性。
所以他覺得，要想從源頭上解決形式主義的問題，還是需要先減少基層的壓力。其次，減少自上而下的干預，賦予基層更多的自主權利。陳文瓊也提到，明確基層職權後，基層才能不再受困於上級下派的部分不明晰任務，形式主義問題才可能逐漸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