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進大廠實習是大學生暑期最熱門的選擇，而這個夏天，大學生們正忙著擠進保姆賽道。
這是暑期工口徑收緊後的一種降級選擇。為降低培訓成本，控制風險，許多企業拒收短期工，找到與專業對口的實習也比以往更難。忙於工作的中產家庭父母，瞄準缺乏實踐機會的大學生。不平衡的供求關係帶來競爭與壓價，「帶娃」定義的模糊，也為職責邊界的博弈創造了空間。
聘請一位專業的兒童陪伴師需要每月上萬元，但在社交媒體上找一位「兼職帶娃」的大學生，往往只需三四千元。
#01
大學生湧進【保姆】賽道
晚上8點半，莫里斯放下手中的英文繪本，向身旁四五歲的小女孩道別。準備離開時，孩子媽媽突然叫住她：「你來這邊挺久的，孩子也很喜歡你，要不之後便宜點，我們可以長期聯繫？」
2025年7月，從重慶回到上海後，莫里斯通過在社交媒體發帖，聯繫上這位家長，雙方聊得十分愉快：莫里斯陪女兒讀繪本，每周三次，每次2個小時。作為幫忙帶娃的報酬，母親每次向她支付140元。莫里斯沒有想到，在合作快一個月後，對方會向她殺價。
2003年出生於上海的莫里斯，目前在重慶一所高校讀書，即將升入大四，專業是小學教育。
這是莫里斯打暑期工的第四年。每逢假期，她便四處尋找兼職賺錢的機會。做收銀、搖奶茶、陪老人挂號，都是她熟悉的業務。2023年秋天，大二的莫里斯經過學姐介紹，得知大學附近有不少家長需要大學生幫忙照看孩子、輔導作業。她在校園牆公眾號上留下自我介紹和聯繫方式，一周後就找到第一份「付費帶娃」的兼職。
兩年來，她已帶過大大小小十幾個孩子，上到高年級小學生，下到不滿周歲的嬰兒。
在諸多暑期工中，莫里斯很早就發現「帶娃」性價比高，相比其它工種「錢多事少」。在一線城市的便利店、餐飲店兼職，時薪一般在20元上下，每天至少要工作8小時。幫家長「帶娃」不僅時間靈活，薪資更高，也比站著忙前忙後輕鬆。
暑期工的收益對莫里斯來說十分重要。她的父親靠賣海鮮水產賺錢，母親做保潔，父母工作不易，從小就教育莫里斯「錢應該用在值得的地方」。每每聽到這些話，莫里斯都有點煩，但更多是愧疚。
2022年夏天，莫里斯在結束高考後，就馬上投入到「搞錢」行列，找了一家奶茶店兼職。她渴望用自己的經濟收入，滿足「剛需」之外的娛樂需求。
今年7月中旬，從重慶的大學回到上海老家後，莫里斯發現，暑期工市場有了變化。以往她常做的收銀、服務員工作都找不到了，上門帶娃幾乎成了她今年唯一的選項。
7月10日，話題「找不到暑假工的天塌了」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很多人發現，今年的暑假工格外難找。在不透明的大環境下，為降低培訓成本，減少人員流動帶來的影響，越來越多企業從今年開始拒收短期工，對求職者的年齡、經驗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6月初，黎明從河南的本科院校畢業。她考上一所南方地區的211高校，讀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的研究生。
離9月開學還有很長時間，作為研零的工科生，黎明深知自己在實習市場上的劣勢：由於她已經大學畢業，卻還未入學新的高校，許多大廠不方便辦理她的實習手續。更重要的是，她已經體會過就業市場的不友好。
畢業前後，黎明曾嘗試過求職。2024年秋招時，黎明和大學室友們一起投簡歷，準備面試。秋招結束後，整個寢室都顆粒無收。
找實習無望後，她去到父母工作的浙江，決定找份兼職消磨假期。黎明家附近紡織業發達，布店對色卡工需求很大，她卻在求職時頻繁受挫。知道黎明是暑期工後，對方的拒絕理由很直接：只要長期的，不招暑假工。
黎明開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找兼職的帖子。後來，標題中的「兼職」變成了「帶娃」。「好找，時薪高，」黎明解釋，「除了這個，其它兼職都不肯要大學生。」
在接連碰壁後，黎明意識到，「帶娃」幾乎成了今年大學生暑期兼職的最後選擇。
在公眾平台上，「帶娃」賽道已呈現粥少僧多的態勢。大學生為增強自身競爭力，自我介紹中個個能文能武，捲成六邊形戰士。「985大學本科生，學生幹部經歷豐富」，「海外top院校在讀，雅思7分」，「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有重點中學實習經歷」，點進社交媒體上家長發布的「帶娃」招聘帖，大學生們的自我介紹數量常常高達上百條。
發帖幾天後，黎明才終於收到一條私信回復。對方一來就亮明了自己「中介」的身份，表示可以把她拉進「單子很多」的微信群。
當大學生慌忙擠進帶娃市場，商業嗅覺靈敏的中介已經做好準備，等著分一杯羹。在群中，黎明看見心儀的單子，聯繫中介後卻被告知，她需要先給中介交一筆「信息費」，作為幫忙對接家長資源的酬勞。
如果每周上一次課，信息費是一周課時費用的100%至150%。黎明不想交。但繼續發帖、留言一段時間後，她仍然沒有接到單子。
思忖之下，她突然覺得「打不過就加入」，不如試著干中介。
她主動聯繫之前溝通過的中介，加入他們協作派單。黎明的工作很簡單，在網上尋找渴望兼職的大學生，建群，再把經理提供的家長訂單轉發進去。根據成交人數，她會從信息費中獲取分成。
做了中介後，黎明才發現，她之前在社交媒體刷到的不少帖子，其實是中介偽裝成學生和家長「釣魚」的。「你聯繫他們，他們就會讓你加群。」在這個過程中，中介進一步將信息資源「兩頭壟斷」，越來越多大學生被迫依靠中介獲得帶娃兼職。
即使不用支付高昂的信息費，在獨自與家長溝通時，大學生也經常在談判薪酬時敗下陣來。為增強競爭力，一些大學生也會主動降低薪資要求，以此獲得家長的青睞。這在有職場經驗的夏天看來「很不公平」。
2025年年初裸辭後，眼看積蓄快要見底，夏天決定出來掙點錢。夏天本科就讀於一所師範類院校的英語專業，有培訓機構工作經歷，帶過全科輔導。在偶然了解到暑期帶娃的工作後，她覺得自己可以試試。
圖｜夏天和僱主一家去水上樂園
6月，開始發布求職帖時，夏天在心裡設定好底線，如果要住家，月薪不能低於5000元。畢竟，她發現在家政平台上找兒童陪伴師，帶孩子運動、培養學習習慣，月薪往往都是上萬元。但在社交媒體上，一些大學生卻為自己開出3000、4000元的月薪。
對於求職的大學生而言，「帶娃」屬於高薪兼職。但在僱主視角，相較於找專業的保姆、家政與家教，大學生卻是全能且廉價的勞動力。
在夏天接觸的家長中，對方提供的薪酬大都低於她的預期。還有人向她私信詢問情況，在聽到期望薪資後馬上回復「不太合適」。
一篇尋找大學生暑期帶娃的帖子中，家長因為提到「薪資面談」，被一些評論懷疑「欺負學生」。質疑聲寥寥幾句，很快被新的自我介紹所淹沒。
#02
邊界博弈
商定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薪資，只是大學生上崗的第一步。勞動報酬受到工作性質、工作強度等因素影響。但在開始帶娃之後，一些大學生才發現，在發帖、留言時，學生和家長雙方關於「帶娃」二字的理解，可能存在巨大差別。
作為帶娃的老手，在溝通階段，莫里斯會向家長確認職責範圍，並根據工作性質報價：單純的「陪玩」1小時70元，如果涉及知識教學，就按「家教」來收費，1小時100元。但情況比她預想的更加複雜。
今年7月，在給「陪玩」的小孩讀繪本時，一旁的孩子媽媽突然問莫里斯，「寶貝今天認識了幾個字呀？」
在莫里斯看來，如果只是念繪本、講故事，對識字的幫助有限。如果要手把手帶著認字，就屬於知識教學，是「家教」的工作。
莫里斯嘗試解釋兩者的區別。她告訴對方，想讓孩子真正記住一個字，她需要梳理字音字形，講解應用場景，準備閱讀材料。這意味著額外的備課時間，以及，額外的費用。
聽完莫里斯的話，母親說「算了」，又補充，「沒事，能會一點是一點」，好像教學是一件順便的事。
作為教育類專業的學生，莫里斯知道，對年齡較小的孩子來說，「學」與「玩」的邊界更加難以辨別，常常出現「在玩中學」的情況。
兩者間天然的灰色地帶，也因此成為家長與大學生討價還價的空間。
圖｜莫里斯給孩子讀英文繪本
一開始，黎明就明確了自己對「帶娃」二字的預期：不想陪小孩讀繪本，做遊戲。她希望找到一份教學性質更重的「帶娃」工作。
但她很快發現，含有「家教」的帖子會被審核系統識別為廣告，而「帶娃」「陪玩」的帖子更容易被推送給家長。最終，黎明通過「一對一」暗示求職傾向，又在文末打上「大學生陪娃」等標籤。
「保姆」「陪玩」「陪讀」「家教」……「帶娃」兩字的寬泛，創造了工作邊界的模糊。從發帖到溝通，所有模稜兩可的表述，都為後續的工作埋下隱患。
6月底，黎明終於接到了兼職帶娃的第一個訂單。在交流初期，黎明與僱主達成共識，考慮到她電子信息工程專業准研究生的身份，她主要的工作是為孩子補習四年級數學。
第一次課上得很平穩，沒出什麼差錯。下課時，孩子父親提出，要黎明送孩子去少年宮上課。
與家長溝通時，黎明的確提過自己「有駕照，可以開車，會騎電動車」。但實際上，黎明的開車技術並不好，「駕照」更多是自我介紹時提升競爭力的工具。情急之下，她表示「更傾向於騎電動車」。孩子爸爸爽快地同意了。
可就在準備出發時，孩子爸爸變了心意。他說自己剛剛撞見一起交通事故，騎電動車的人「摔在地上，渾身是血」，看得他十分後怕。「還是開車吧，」他說，「只有一公里，你試試。」
打開導航後，家長口中一公里的路變成了三公里。黎明愣了一下，對方趕緊解釋：「我之前也不知道居然有這麼遠。」
黎明開得很慢，身後的鳴笛聲幾乎沒有停過。身後等急了的司機直接把方向盤一打，從側邊竄出來，橫插到她前面。路過一片廠區時，她被成群的半挂車圍在中間，快要喘不過氣。在強打著精神開到目的地後，她堅決地表明了辭職意願。
孩子安靜地坐在後排，副駕駛上的家長還在解釋、挽留，但黎明什麼都聽不進去。「實在太可怕了，絕對不想再經歷一次。」她回憶。
為了減少爭端，在繪本事件發生後，莫里斯嘗試通過「是否需要備課」，更加明確地區分「陪玩」和「家教」，並由此區分價格，和僱主達成共識。
教學之外的「陪玩」領域，她也逐漸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好幾次遇到年齡小的孩子找不到父母，在家大哭的情況後，莫里斯總結出了應對措施。她會輕輕撫摸孩子，打開電視，放《小飛俠》和《寶寶巴士》。
小孩的情緒和注意力總是「一陣一陣的」，看了一會兒後，可能又會開始要找媽媽。這時候，莫里斯趕緊切換一集動畫片，或帶他們去別處走走。
#03
壓力之下
「我不喜歡媽媽」，在大學附近一戶人家帶娃時，八九歲的男孩從題目中抬起頭，突然向20歲的莫里斯訴苦。他說，媽媽總讓自己學很難的東西，好不容易學會了，她還會要求更多，好像永遠沒有止境。
「媽媽都是為了你好。」莫里斯反覆安慰男孩。但說這句話時，她總感覺有些心虛。
男孩平常不怎麼說話，聽懂就點頭，沒聽懂就搖頭。他很少向莫里斯傾訴自己的心情。
男孩母親規定給莫里斯的課間休息只有幾分鐘。男孩在客廳里走了一圈，看看水缸中的魚，很快又回到書桌前。莫里斯環顧書房四周，是各種書籍和補習資料。
莫里斯猜測，一家人把孩子逼得這麼緊，也許是在為申請國際學校做準備。在母親安排的學習任務中，英語也佔據較大比重，莫里斯經常帶著他背單詞。
穿過連接客廳和餐廳的過道時，她看見一台三角鋼琴，「很新，很漂亮」。她感覺男孩家應該「不差錢」。
後來，那位辦事井井有條的中年女性才無奈地告訴她，自己想讓孩子多學點，只是因為周圍的家長「都這樣」。
通過帶娃，大學生們窺見當下中產家庭的教育觀念。這位母親的焦慮是近年趨勢的縮影。「雙減」政策實施後，課外培訓機構數量明顯減少，但「超前學習」仍是主流選擇。據《2023年中國中小學超前學習狀況調查報告》顯示，65%的學生「正在或曾經提前學」，數學、英語兩科的超前率分別達72%和68%。
男孩媽媽向莫里斯傾訴，朋友家讀幼兒園的孩子，已經掌握了不少小學的知識，而自己的兒子上小學後才開始補習，相當於落後別人一步，「再不抓緊，就真的趕不上了。」在這樣的環境下，不「搶跑」，本身就是一種「掉隊」。
作為小學教育專業的學生，莫里斯有自己的教育觀。大學課堂上，老師讓大家讀著名教育學家李鎮西的《愛心與教育》。莫里斯印象最深的是第二篇手記，關於如何與「後進生」相處：「教育是慢的藝術，需要耐心和等待。」她幾乎倒背如流。
但在實際工作中，家長的觀念與課內所學常常存在衝突。除孩子的抱怨外，莫里斯也親身感受到，自己與這位母親存在教育觀的摩擦。
莫里斯需要每周接這位三年級男孩放學，陪他寫作業，再輔導數學和英語。孩子媽媽會提前布置好授課內容，把當日學習目標發給莫里斯。最初，莫里斯覺得這位僱主溝通積極，要求明確，安排得十分妥帖。
當莫里斯正式開始補習，她才意識到問題。在母親布置的課外習題里，莫里斯發現了平面幾何、過去將來時等初中知識。莫里斯嘗試自己先把知識吃透，再掰開揉碎，努力讓孩子理解。男孩總是耷拉著臉，有時做不出題目，會抱怨「超綱了」。
莫里斯嘗試與對方溝通。她很委婉地說，「姐，你有沒有感覺這些題目有點難？我都有點做不出來。」她也很直白地告訴過對方，有些知識超綱太嚴重，孩子聽不懂很正常，我們應該讓他緩緩。
但孩子媽媽依舊堅持自己的安排，讓莫里斯「教不會就一直教，教到孩子學會為止」。
作為被僱傭方，收了家長的錢，莫里斯不好和對方「唱反調」。但根據課堂所學，她又十分清楚，讓三年級的孩子理解初中的抽象概念，本來就不符合兒童大腦的發育規律。超前的教學，幾乎成了一場註定沒有收穫的表演。
圖｜莫里斯教孩子小學數學
明年9月，莫里斯即將從大學畢業。她希望自己成為一名獨立教師，延續這幾年兼職的模式，不依託於機構，在市場中自己尋找客戶，積累訂單。「現在生育率降低，教師編製已經飽和，大家都開始思考其他的出路了。」據莫里斯觀察，在很多一線城市，獨立教師還有一定市場。
今年暑假，莫里斯從回到上海後便開始兼職，目前要帶三個孩子，分別教英語、做全科輔導和陪讀繪本，有時一天從早忙到晚。不過，在這一個多月里，她賺到了4280元。莫里斯喜歡自己賺錢自己花的感覺，用這些錢拍漂亮的藝術照，去麵包節排隊買甜點，她感到輕盈、自在。
從6月底到8月初，黎明接到三份帶娃兼職，以教學為主，包含少量聊天、接送的雜活。每段工作都沒有持續太久。她對最後一位僱主印象很好，孩子也聽話，但因為眼睛要做手術被迫終止。
不過，這些零零散散的帶娃經歷還是改變了黎明對未來的規劃。在剛上大學時，黎明的父母就一直催著她考教師資格證。但她對教師類職業非常排斥，「感覺很無聊，很枯燥」。相比之下，她更嚮往一份與專業對口的工作。
但在與中介、家長、孩子與小學課本打了幾個月交道後，黎明意識到，自己比原先所想的更喜歡小孩，也不討厭講課。更重要的是，在當下找到一份對口的工作，遠比她當初所想的難。
研究生去向塵埃落定後，結合這幾個月的帶娃感受，黎明最終報名了今年九月的教資考試，把《30天教資備考經驗》《教資綜合素質知識點匯總》放進收藏夾。
有了這張證書，即使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還能去當老師，干教培，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