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本周，《悲慘世界》在倫敦巴比肯劇院完成首演後次日，創作團隊舉行慶功宴，大家打開飾有「悲慘世界」特製標籤的香檳，慶祝首演成功。
但與特雷弗·納恩一起導演了該劇的約翰·凱爾德回憶說，這場派對「很快就變成了守靈儀式」。翻開當天的報紙，大家發現這部音樂劇並沒有贏得英國戲劇評論界的青睞。
《旗幟晚報》斥其為「苦情歌劇」，更適合維多利亞時代，而非1980年代的英國。《每日郵報》哀嘆，導演凱爾德和納恩將雨果原著中的「情感洪流」化為了「廉價情緒的漣漪」。這篇評論還挖苦該劇是「愁苦世界」。
令創作團隊壓力倍增的是，當時製作人卡梅隆·麥金托什必須在48小時內做出決定是否追加資金讓劇目轉戰倫敦西區。若他否決的話，這部劇在巴比肯劇院演出數周后便將永遠謝幕了。
幸運的是，評論家們的意見並非最後的裁決。
1985年倫敦巴比肯劇院上演的初版劇照，邁克爾·鮑爾飾演馬呂斯、弗朗西斯·魯菲爾飾演愛潘妮。Michael Le Poer
Trench/CML
「這部劇的口碑好到令人震驚，」凱爾德在位於倫敦海格特的家中接受採訪時回憶說。由於購票電話如潮水般湧來，巴比肯劇院不得不緊急增派售票人員來應對需求。
凱爾德回憶道，那兩三日著實令人焦慮，「但隨後便發現這部劇的勢頭已不可阻擋。」
今天，講述了前科犯冉·阿讓遭冷酷無情的警官沙威窮追不捨的《悲慘世界》，已成為經典音樂劇。它在倫敦上演超15500場，也是美國校園戲劇中最常排演的劇目之一。本周三，製作方宣布，將於明年7月23日至8月2日在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舉行該劇音樂會世界巡演的北美首演。
該劇還被翻譯成22種語言，在53個國家演出。下個月，馬德里和上海也將迎來該劇的上演。
將雨果這部描繪19世紀法國貧困與社會動蕩的1400頁鴻篇巨製改編為音樂劇的構想，其實源自兩位法國人——作曲家克勞德-米歇爾·勛伯格與作詞人阿蘭·布布利。他們受英美音樂劇啟發，於1980年創作了法語版《悲慘世界》，並在巴黎首演。
約三年後，製作人麥金托什聽到該劇的卡司專輯後被音樂所震撼，決意將其引入倫敦。凱爾德同樣憶及自己被劇中歌曲的「戲劇張力與情感徹底征服」，尤其是後來成為經典的《獨自一人》(On
My Own)和《我曾有夢》(I Dreamed a Dream)。
不過，凱爾德也坦言，創作團隊當時就意識到這部法語音樂劇需要一次徹底的重塑：它幾乎只是「把一個個舞台造型串起來」，觀眾要對雨果原著了如指掌才能看懂。
於是，凱爾德、納恩、勛伯格和布布利，再加上詩人詹姆斯·芬頓，很快便開始研讀雨果的這部巨著，並試圖重新設計劇情結構。最終，他們決定讓音樂劇以這樣一個場景開場：冉·阿讓偷了一位主教的銀燭台，但獲得了後者的寬恕。
凱爾德說，這一改動讓人物的動機瞬間變得清晰：冉·阿讓信奉《新約》中關於寬恕的理念，而追捕他的沙威則堅持《舊約》的嚴苛正義。
「我們這幫自由人文主義者本來想盡量迴避宗教元素，」凱爾德說，「但當我們把上帝縫進劇情中，人物才真正鮮活起來。」
即便有這樣的突破，創作進展最初依然緩慢。根據愛德華·貝爾在《悲慘世界全書》中的記載，苛求完美的芬頓在撰寫劇本時花費了太長時間，以至於麥金托什不得不將音樂劇原定的首演時間推遲了整整一年。最終，《每日郵報》的評論家兼劇作家赫伯特·克雷茨默接手了這項工作。
凱爾德說，創作團隊在排練過程中還在不斷修改劇本。例如，首演前數周的某個周五，他們決定給飾演冉·阿讓的演員科爾姆·威爾金森加上一首能夠「盡情釋放歌喉」的歌曲。到了接下來的周一，勛伯格便拿出了那首溫柔之作——《帶他回家》(Bring
Him Home)，後來它成為了劇中的金曲。
哪怕是細微的調整，亦關乎成敗。凱爾德最近在自己的豪宅——他說是該劇的成功讓他住上了這樣的地方——接受採訪時，他翻檢著成箱的排練筆記，指出那首傳世名曲最初的開場本是「可聽見人民在歌唱/高唱平凡眾生之歌」。在排練過程中，克雷茨默將其改為「高唱憤怒眾生之歌」。
凱爾德回憶，首演時所有參與者皆認定此劇是一部傑作，因此劇評人的惡評令人錯愕。
英國最資深的戲劇評論家之一琳恩·加德納當年就猛批了這部劇。她在《城市界限》雜誌上寫道，這部音樂劇不過是「煽情的陳詞濫調」。加德納在最近一次採訪中回憶說，當時對這部作品「存在相當多的門戶之見」，因為這竟然是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參與的作品，許多評論家認為，這樣一個備受尊崇的劇團不應該涉足倫敦西區的音樂劇。
加德納表示，她依然堅持當初的評價，但現在她也承認《悲慘世界》確實有許多令人著迷的地方。「它具備所有偉大音樂劇的特質：能讓人產生情感共鳴，」她說，「只是它並不會讓你深思。」
除了那些朗朗上口、情感熾烈的歌曲之外，《悲慘世界》另一重魅力在於其政治隱喻——劇中學生試圖推翻法國政府的場景。近年來，香港、委內瑞拉、土耳其等地的示威者都曾高唱《你可聽到人民在歌唱》。
曾參演《悲慘世界》洛杉磯首演、後來成為製片人的丹·芬克說，他認為這部音樂劇「為信念而戰」的主題引發了觀眾的深切共鳴。他回憶起1989年6月的某個夜晚，在演出中場休息時，劇組成員在後台的電視機上看到中國政府出動坦克進入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主導的反政府抗議活動的新聞畫面。
那些畫面似乎呼應了本劇的故事，芬克回憶道，很快他就登台了，手持旗幟攀越一道街壘。「我們上台時有種要宣洩怒火的感覺，我們為中國人民遭遇的不公而憤怒。」他回憶說：「我們是在用歌聲為他們加油打氣。」
「那是我的劇場生涯中最熱血沸騰的夜晚，」他補充道。
凱爾德說，創作團隊清楚劇本的政治寓意，但他認為作品成功更應歸功於人物命運的普適性——那些與不公抗爭、與命運抗爭的個體。「在內心深處，無數觀眾在角色身上照見了自身命運的軌跡，」他說。
這正是《悲慘世界》能經久不衰、屹立40年的原因，凱爾德總結道。他還補充說，「它必將永葆生命力，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