靴子飛了2個多月，終於落地。
10月10日，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正式公布「經營管理」簽證最新規定，將申請時的資本條件提高到3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40萬）。新規自10月16日起已正式生效。至此，施行已有10年的經營管理簽將迎來劇變，「500萬日元移民日本」（約合人民幣不到25萬）的時代划下句點。
從8月份日本第一次明確釋放「門檻提高」信號開始，至少2萬個華人家庭面臨衝擊。作為經營管理簽證市場熱度的風向標，多名日本行政書士表示，客戶的心態兩極分化極為明顯——追趕政策的人，和暫停、觀望的人幾乎一樣多。
已經懷孕4個月的艾婉在走與不走的反覆糾結中，最終決定放棄已經鋪墊了1年半的日本事業，毅然回國；在國內建築行業耕耘十餘年的趙岳山決定提前登陸日本，爭取趕在新政下來前「上船」；魏巍和妻子本來準備在日本開個咖啡店當小老闆，新政落地的當晚，他放棄了這條路，開始考慮在日本就職，老老實實做個打工人。
近年來，日本成為中國人移民目的地的熱門之選。截至2024年底，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中，超過五分之一是中國人。
幾乎所有人都同意，這次新政對外國人——尤其是依靠經營管理簽證移民日本的中國人——來說，是一記巨大打擊。它不僅提高了門檻，甚至是「直接關上了大門」。這場政策地震對超過2萬個華人家庭帶來的影響仍在持續，人們也在關註：未來在日生活的華人是否會出現明顯的「迴流潮」？
「只要25萬人民幣，就能到日本開一家公司，全家定居，孩子享受國際一流教育，全家享受日本醫療福利……」——社交平台上，移民中介這樣推介日本。
放眼全球，相比大多數發達國家動輒七位數起的移民門檻，這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移民路徑。
再加上「拿到永駐不用坐移民監，不用繳納任何費用依然享有同等權利」等進一步的宣傳，日本這個中國人傳統認知里的非移民國家，一時成了移民目的地的熱門之選。
「我是看到社交平台上的推薦後，才知道日本居然也有『移民』的途徑。」尤琪在2021年左右開始考慮移民，她望遍全球，加拿大太冷，美國太難，西班牙太貴，新加坡太小，澳大利亞蜘蛛太大，紐西蘭太寂寞……最重要的是，白人飯太難吃。「看了一年多。經營管理簽一進入視野，我就覺得，太合適了，就像天上掉餡餅。」
她花了將近一年時間仔細推敲可行性，在國內參加多個中介的分享會，計算註冊公司、辦理簽證、海外生活的各種成本。雖然25萬人民幣遠不足以涵蓋「所有費用」，但賬單算下來，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仍便宜得令她心動。
趙岳山決定赴日則純屬機緣巧合。2024年，因為一場體育比賽，趙岳山第一次去日本，他發現日本和想像中不太一樣。在某種微妙的秩序感中，他同時體會到，被語言不通的當地人親自帶路10分鐘到車站的親切感。
「我後來帶著老婆又去了一次日本，遇到了一個以經營管理簽證在日本定居的五十多歲大姐，我這才知道有這個簽證。」趙岳山開始考慮舉家赴日的可能性。他的孩子馬上六年級，正在小升初階段，學習氛圍開始緊張和壓抑。
在國內，孩子讀的是本地最好的學校，學校和英國合作，採用英國小學積分制，攢夠積分可以去英國交換。「我有朋友的小孩去了英國回來的，我覺得他們的狀態都不咋地。」他坦言，去英國的話經濟上也不太承受得起，「直接去歐美太難了，有簽證問題，日本還有可能做個跳板。」
也有一些人，是抱著「重啟人生」的希望赴日。對魏巍來說，重啟的原因是被裁員了。
2019年前，他曾經多次到日本旅遊。雖然很多個瞬間，他腦子裡閃過「不然來定居吧」的想法，但上海的生活安逸舒適，他並不能真正提起精神來籌謀這麼大的人生轉折。直到被裁，他終於下定赴日的決心。為了節省成本，他選擇先讀語言學校，一邊適應環境，一邊考察經營可行性。「哪怕待兩年發現不合適，成本也低。」
「經營管理簽證」的雛形，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已經出現。
1994年左右，為了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和商務投資進入日本，日本推出「經營投資簽證」，允許外國人在日本設立公司並從事經營活動。2015年，該簽證改名為「經營管理簽證」，延續至今。
2018年6月，日本政府推出《日本民宿新法》，開辦民宿成為合法經營行為。社交平台上不斷有中國人分享成功經驗，把開民宿稱為通向移民「最簡單的玩法」——對於國內一線城市的申請人來說，賣一套房子，就足夠在日本買下一套自住房、至少一套民宿，民宿讓中介經營，自己不用費神，手上還能有充裕資金用於日常生活。
10年時間裡，持有經營管理簽證的人數翻了一倍多，從2015年年底的約18100人，增加到2024年底的41600人。其中超過一半持有者是中國人。
許多人拖家帶口而來，這意味著，到2025年，以經營管理簽證為手段，在日本定居的中國人，保守估計或已超過5萬人。
新政落地前，艾婉和丈夫正在京都一家語言學校就讀，公司已經註冊，正在等待9月中旬正式遞交經營管理簽證申請材料。
艾婉一畢業就進入國內某一線大廠做IT工作，也在那裡認識了丈夫。看到leader因為生孩子被公司邊緣化後，她下決心辭職：「我想要自己的孩子，也不想為了孩子放棄我的職業追求。」
之後，艾婉去了深圳單幹，後來在這裡立足。異地戀談了一段時間後，艾婉把丈夫挖到了深圳成為合伙人。
兩個人的公司，自由度和可能性都是無限的。既然能在深圳做，為什麼不能在日本做？
她開始考慮赴日生活，最終採取了用語言學校留學簽，過渡到經營管理簽的方式，這也是一條常見的迂迴之路。
但生活比想像中辛苦。「自己要做很多事情，打掃衛生啦，做飯啦，以前我不用操心這個，什麼都可以一鍵下單。」長時間耗在瑣碎的日常事務里，讓她焦慮，「我期待每天至少能花10個小時在工作上」。
語言能力也不是身在日語環境里就能輕易習得的。每周上五天課，上了一整年，艾婉仍覺得自己水平普通。日常去做個美甲睫毛，不涉及專業術語，還能略微和店員聊兩句，但如果去醫院，醫生講的話，至少一半她聽不懂：「第一次問體溫是否正常，答不上來。第二次我勝券在握做了準備，但這次他問我體溫多少度，我又懵了。」
赴日「重啟人生」的魏巍也面臨著自己走出舒適圈的陣痛，在這個看起來禮貌有序卻隱藏著「生人勿近」潛台詞的國家，他覺得，自己對日本的大部分濾鏡，「在落地的第一個月粉碎掉」了。
即便遇到了很多友善的日本人，魏巍仍經歷了不少令他記憶猶新的糟糕瞬間。在餐廳拿著翻譯器無法自如交流的時候，他覺得沮喪；看了一圈房但沒有立刻定下來合適的，就被日本中介夫妻拉黑的時候，他覺得荒謬；在路上騎自行車的時候，他還曾遇到本地人用生疏的中文罵白痴……
定居和旅遊是不同的，魏巍開始感受到物價的壓力。去吃小夜市，一條烤魚1000日元，一牙西瓜500日元。熱鬧是熱鬧，但還是貴了。
即便是經濟實力相當硬核的戴家山，在日本度過的兩年多，也並不輕鬆。
2023年1月的最後一天，戴家山落地大阪，這是他第一次到訪日本，但他已經通過中介，在大阪豪擲700萬，買下4套公寓作為民宿，並請中介代為運營。通過這樣的方式，他希望能用十年時間移民日本。
不久後，戴家山發現，去掉各種傭金成本，每年民宿的收益所剩無幾。舊協議簽了5年，無法回頭，他琢磨著再買個小旅館自己經營，於是在2024年，他又買了棟房子，做成簡易宿所（日本旅館的另一種形態）。
但困難接踵而至：他不懂布草清潔，還為垃圾處理髮愁。有一次，親戚來日旅遊，住在他的新旅館。親友走後，他將留下的可燃垃圾放在門口，以為會有人來收走。但幾天過去了，垃圾還在。他查了規定才知道，開民宿產生的是商業垃圾，不能當作生活垃圾處理。
最後，他決定將一碗吃剩的泡麵掏出來，晾乾，再裹進好幾層垃圾袋裡，和其他可燃垃圾一起塞進雙肩包，步行15分鐘帶回家，悄悄放進家樓下的垃圾房裡。
和戴家山相比，小民宿主運營者王運生的困境更加具體。他在2024年5月開始申請經營管理簽證，10月登陸。
他處理了一點國內的房產，湊夠100多萬，在大阪買了個一戶建。「選擇民宿是因為我本身在國內沒有做生意的經驗。」他做了十多年工程師，為了改變生活環境來到日本。
11月，民宿開張，生意還行，每個月的入住率能達到20多天。但是一個一戶建的經營流水，不足以支撐經營管理簽證的合理續簽門檻，他又開始拓展替別人打掃民宿的業務、嘗試從事攝影兼職等等。
王運生已經接近40歲，做好了熬十年拿永駐的心理準備，決心要努力在此紮根。他一有瑣碎時間就拚命學日語，終於在今年7月通過了日語能力測驗的N2級，還沒開心太久，8月，新政的風聲吹來，一次比一次凜冽。他一遍一遍地讀新聞，讀入管局的官網條文，讀社交平台的每一個分析帖。每讀一遍，他就感到更沮喪——他覺得這個新政，似乎是為他這樣的企業主，量身打造的攔路虎。
根據10月10日發布的經營管理新規，日本擬對經營管理簽證提出的新要求還包括：至少僱傭一名日籍或永駐等身份的常勤員工、對申請人或員工有日本語能力檢測N2以上水平的語言要求，最後，還對申請人的學歷和工作經驗做出了具體要求——至少具有3年經營管理經驗，或者具有相關專業碩士以上文憑。
相對3000萬日元這個一目了然的註冊資金成本，僱傭更讓小企業主們頭疼。
按照目前的盈利狀況，王運生承擔不起僱傭一名常勤員工的成本。「算下來一年400萬日元都打不住，我現在一年都賺不到這麼多。更別說這幾類身份的員工，不是說我想請就請得到的。」
他掰著手指算來算去，感覺接下來，不是自己要不要繼續呆在日本的問題，而是「達不到要求，我沒法在這裡呆下去」的問題。
和王運生一樣，覺得自己被新政「篩出去」的人不是少數。
看到社交平台上鋪天蓋地的討論，8月份，還在京都語言學校就讀的艾婉，對著「徵求意見稿」一條條分析自己的條件，「3000萬日元要弄過來就已經很難了，僱員更是幾乎不可能完成。」
撐著的那股氣突然就泄了。「乾脆放棄吧」，這個念頭在她心裡轉啊轉，卻因為一個甜蜜的意外，無法下定決心：她懷孕了。
她面臨要把孩子生在哪裡的問題——目前的留學簽證可以生孩子，但是不會豁免出勤率，按照日本絕大多數語言學校的最低出勤要求，艾婉一個月最多有1-2天曠課的餘地，產檢請假依然要計入缺勤課時。
如果選擇回國的話，她必須儘快去三甲醫院建檔備生。
新規一出，她感覺迎來「審判時刻」。
「在低門檻的時候我是可以試一試的，我們在這兒確實也花了很多成本，大概50萬元人民幣，但是門檻高了我說服不了自己必須要留下。」
艾婉覺得，如果這一年她在國內，應該能做更多的事情，「語言學校也好，日常生活也好，都在耽誤我搞錢」。在日本的這一年，她和丈夫的事業仍在繼續，在付出更多辛苦的前提下，保持了和國內差不多的收入，代價是毫無餘力嘗試任何新的事情。奮力遊了一年，她覺得自己缺氧了，亟須呼吸。
2025年上半年，有日本媒體實地探訪發現，包括大阪市中央區在內的多座建築內，許多掛著公司標識的辦公室在正常上班時間並無人進行辦公。這種情況在東京區也被發現——許多公司租賃小間辦公室進行登記，但平時並未在此真實辦公。
「說白了就是個掛靠地址而已，」尤琪在2023年第一次前往日本進行考察時，就已經被某中介推銷過這種辦公室，「他既做移民中介，也做項目推銷，甚至還暗示工簽掛靠。一條龍服務什麼都有。」據她介紹，對方的辦公樓里，有至少1-2層樓被拿來進行二次隔斷，分別出租，最小的僅有5平米左右，根本達不到正常辦公的水平。
新政的推出，影響的不僅是王運生和艾婉們。移民中介、行政書士、稅理士等產業鏈上的從業人員們，也在過去的數月內，或多或少地經歷著行業的洗牌。
乘著中國人借經營管理簽證湧入日本的浪潮，華人行政書士王洋的業務，在過去幾年裡得以迅速發展，從最初的一人事務所，發展到擁有5名員工，總計服務客戶約200人。今年年初，他租下第二間辦公室，籌備上線電子辦公系統，準備進一步擴展業務。
但從6月日本政府第一次吹風稱「將提高註冊資本金門檻」起，他的客戶人數開始下降。一部分人開始觀望，隨著門檻的一步步細化和提高，越來越謹慎與躊躇，也有人選擇了撤退。8月，王洋開始出現財務赤字，他開始著手辭退部分員工，並考慮退掉新租的辦公室，控制成本，「努力過冬」。
也有冒險家逆流而上。宋立軍是大阪行政書士。據他統計，8月份，到事務所諮詢經營管理簽證的客戶較之前幾乎翻倍。雖然不一定每個人都能下定決心，但「搶在關門之前上車」的市場情緒已經可見一斑。
「對不符合條件的客人，我們會建議對方通過別的簽證途徑實現赴日目的，」宋立軍認為，新政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篩選掉不符合日本期望的外國人。」
「最近幾年，用經管簽的方式進入日本的人數大增，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國人。目前，不少經管簽持有者確實是在真實經營，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只是為了拿簽證，並沒有好好經營公司。」宋立軍團隊認為，在經管簽新政實施之後，特別是等3年過渡期結束，可能會有大量達不到要求的虛假經營者被清除出局。「這是大浪淘沙的一個過程，一方面，日本政府是在篩選持經營管理簽證的外國人，另一方面，對我們來說，也是促使我們行業進行自我調整的一個契機。」
作為「門檻最低」的經營模式，以大阪為代表的日本民宿業近幾年內迅猛發展。伴生而來的噪音、垃圾清理、房價上漲等各種現象，開始讓日本本地居民，對外來經營者們越發不滿。
根據戴家山目測，他認為用經營管理簽證在日本生活的華人，實際經營的比例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就算經營，很多也是小公司。像我這樣買了很多民宿的都很少。」
周恬在國內時在國企工作，後來辭職到日本讀書，考上修士，最後於東京創業做畫廊。對於她來說，一切都非常順利，新政對她個人的衝擊很小，但對她母親的衝擊十分明顯。
「我媽年紀大了，創業沒有說服力，其實不符合經營管理簽證的要求，所以先讀語言學校，我最初打算後面把畫廊的法人轉給她，這樣就合規了。她學校里也有一些想這樣辦的同學，老實說，很多都是把這個簽證當跳板。」
新政後，周恬直接放棄了為母親走這條路，「審核會變得很嚴格，大概率會失敗的」。
日本律師森脅章1998年開始，作為外國律師在北京執業，對中日企業雙邊業務投資往來趨勢十分熟悉。在他看來，經營管理簽證的政策收緊雖然看起來速度較快，超出日本行政機構一般新規推進速度水平，但究其原因，是「非常明顯的中國人來日本太多太多」。除了經營管理簽證，在別的赴日簽證持有者中，中國人的佔比也明顯越來越高。「各個領域的人才正不斷匯聚到日本。」
怎麼看出來越來越多？他舉了個例子——有3年律師執業經驗的中國律師，經日本法務省承認後，可以到日本律師協會註冊，之後就能在日本開展日本法之外的法律事務，成為外國法事務辯護士。成為外國法事務辯護士後，可以申請日本專為「律師·會計業務」類專業資格人士設立的簽證，此外，根據學歷、收入等條件，還可以申請「高度人才簽證」。後者具有較高的便利性，例如，可獲得5年等較長期限的在留資格，並可在較短時間內（3年或1年）申請永住權。作為日本律師聯盟外國律師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森脅章會過目幾乎所有的協會註冊申請材料：「現在持有中國律師資格的申請人增加得極快。這兩年，在所有法域中，中國資格者的申請是最多的，這也反映出申請高等簽證的中國人才類型日趨多樣化。」
「我認為，本次新政的根本並非意在限制外國人赴日，而是希望通過制度優化，引導高質量的國際創業資源進入日本市場。」森脅章說，日本政府推動本次修正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創業門檻，確保制度僅適用於「真正具備經營能力」的外國創業者，防止空殼公司濫用，遏止「移住目的型」申請的泛濫。
對於這一波政策的大轉向，也有日本專業人士認為，政府沒有認真考慮相關經濟規律。
「在旅遊熱門地區，總能看到特別多的外國人，日本人會覺得，外國人太多，日本不再是日本人的日本，」小谷先生曾在中國的大學留學，並在中國工作多年，他認為這樣的看法其實混淆了遊客和長期定居者，「經營管理簽證的持有者，長期活動的地方並不是旅遊區，也有自己的活動區域和規律，但很多人不在乎這些。」
十多年前，小谷先生曾參加過日本眾議院選舉。現在，他從事中日之間商務諮詢方面等業務，100%的客戶都是中國企業家。在他看來，日本老齡化問題是客觀現實，缺乏勞動人口會是大問題。今年在外國人相關問題上的各項政策轉向，也和今年的首相選舉有關。「以前是很歡迎外國人來日本開公司的。」他認為，為了迎合選民心理，拉攏選票，「非常著急地進行了政策轉向。」
新規公布以後，達不到標準的申請者不可能再獲批，已持簽的老闆們必須在3年內逐步達到新規要求，否則可能無法續簽。
雖然官方說明，在施行日前已提交並尚在審查中的申請，將適用舊標準，但從實際操作來看，森脅章律師認為，已持簽的在留者，未來將面對相當嚴格的審查：「不少缺乏實體經營證明的案例，已經出現被長期擱置甚至直接拒絕的情況。需要謹慎應對。」
行政書士宋立軍坦言：「這不是提高了門檻，這可以說是，直接關上了這扇門。」
社交平台上，有人發布一個經管簽的投票貼，「你打算怎麼辦？」300多名投票者中，約4成選擇回國，剩下的人要麼硬扛，要麼想辦法換工簽或者其他路徑。
趙岳山依舊堅定自己選擇的這條路，他即將登陸日本。雖然懷揣著和最初幾乎完全不一樣的商業規劃藍圖，但它指向的目標依然明確——一家三口，要在另一片土地上從零開始，重新紮根。王運生也計劃咬咬牙沖一衝，為了留下來再拼一把。魏巍決定放棄經營管理簽證這條企業家之路，開始尋求打工拿工簽的可能性。
戴家山身邊已有朋友準備打道回府，那是一個有3個孩子的家庭。周恬的母親也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以後申請個五年多次往返簽證，用非長期在留的方式來探望女兒。艾婉下定決心回國，她在網路上一樣一樣出售曾經親手買回來的各種傢具，為這趟日本之行做最後的清理。
戴家山預判接下來用經營管理簽證在日生活的華人必然會出現一股迴流潮。「剛來不久的人損失還小點，要是來了好幾年的，咬牙熬永駐，日子更不好過。」
文中除宋立軍、森脅章外，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