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杨
编辑|张瑞
出品|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告别
在营业19年后，位于海淀区成府路262号的豆瓣书店决定告别。这是2025年，火车站取消纸质车票，报刊亭渐渐消失，仅存的明星产品也变成饮料和烤肠，互联网已历经好几重技术革命，纸的时代仿佛过去了很久。人们谈论着AI、新能源和世界的动荡，一间书店消失，又一间书店消失，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
一切从9月20日那天开始，一个星期六。豆瓣书店挂出了告别的海报，“从今日起，进入闭店倒计时”，图书的售价从平时的五六折降到三折起。旁边一张黄色的手写纸条，写的是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步入天堂，人们正在走进地狱。
52平米的狭窄空间里，时间是近乎停滞的。除了旧书架，书，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布局十几年未变。这里卖人文社科类的滞销书和二手书，不少来自80年代、90年代的版本，有的书里还夹着前主人的旧照片。收银台旁边放着一沓厚厚的《世界文学》，创刊于1953年。书架顶端则是店主手写的纸条：“当人家议论纸媒已死时，我们开始卖报纸”。
这里拒绝一切“商业化”，包括直播、卖咖啡和教辅，以及搬进大商场。这里的规则也不同于大部分书店，书架上的手写纸条告诉那些拮据的学生、学者和普通市民：“问价不买无妨”，“带塑封的书都可拆，拆开不买亦无妨”。
一个客人买完书，请求店主在书页里写下：豆瓣书店，2025年9月20日。她小声说，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来了。一次微小的告别。翻开店里的留言本，一位客人在5个月前写下：“祝豆瓣书店开到二十二世纪。”
书店外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效率的世界。一辆电动车迎面而来，骑车的是母亲，抬头看一眼“豆瓣书店”的招牌，停下来：“进去看看吧，有没有教科书。”后座上的小学生从车上跳下来，飞跑而去，推开书店的玻璃门。我蹲在门口，忍不住提醒：“这里应该没有教科书。”
“没有教科书出来吧！”孩子探进店的一半身体缩了回来，跨上电动车后座，他们飞快地远去了。
一个中年男人低着头，告诉一旁的女儿：“你以后就找不着这家店了，这家店就没有了，知道吗？”
失衡
卿松在2019年《GQ》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被描述为“消费市场的失败者”和“自由意志的捍卫者”，“每日坐在没有窗子的小仓库里，对着书单选书、买书，把喜爱的人文书籍进上几百本，再花10年的时间卖出去。”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营书店兴起，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以及席殊书屋等书店相继创立，“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固定买书、办论坛、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卿松赶上了黄金时代的尾声，边缘化和个人化的选书品味让豆瓣书店遇到了众多知音。《GQ》杂志的报道里提到这么一个细节：一次，书店新到一大批上海出版集团的清仓库存，“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涌到书店里来，守着两张桌子拼成的新书台，一包书传过来，大家争抢着帮忙拆开牛皮纸，好第一时间占据自己想要的那一本。”
如今，这种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捍卫”成本日渐涨高，到达了某个临界值。知识分子时代的余晖散尽，高校的围墙越砌越高，人们的注意力分散在短视频和短剧中，豆瓣书店的逆主流成为一种“不懂变通”“不通世故”的证明。
“没办法，因为世界在变化，你适应不了它的变化，就只能离开。”我在2025年这个秋天见到了43岁的卿松。他仍然是一张圆圆的的脸，藏在留长的头发后面，显得有点潦草。但脸上有种孩子般的天真，常常难为情。
因为童年遭受暴力，卿松患上严重精神强迫、失眠和抑郁。恐惧发作的时候，他无意识地用中性笔在纸上画水草、树枝和鱼，黑洞洞的线条互相缠绕，把一张纸塞得满满当当动弹不得。有一次严重到住院，七天没睡觉。
卿松的画
书店是他花19年为自己打造的安全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以书店作为我的场域的。如果走到大街上，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卿松说，有一回去看心理咨询师，约了一年半才约上，一小时500块。不知道怎么聊到了神秘主义的事，卿松想起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永生》，给对方推荐起了书。“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边，可以成为任何人。你可以成为柏拉图，也可以成为未来人，你可以成为你喜欢的人，也可以成为你讨厌的人。在时间轮回的概念里就相当于永生。”他们聊了很长时间，咨询师说，下次别来了。
我问他，如果书店如此重要，为什么要关掉？
“其实人的天然缺陷就是不安全。人离开母体的时候，就被抛向这个世界。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是最安全的，对吧？动物会应激，但是人有理性，所以人基本上是分裂的。”他总有很多道理可讲，我问他能知行合一吗？他讪笑一下，说没有。“你说的安全感也好，自己地盘也好，这个玩意它是很重要，但是开始失衡了，你没法生活了。”
从现实的层面看，书店一年租金是24万，加上员工工资、水电，卿松计算过，一天的销售额在3000块就能保本，但状况是从疫情开始就越亏越多，每个月亏损超过一万，夫妇俩拿着积蓄往里填，填不满。“疫情开始就在赔，只是现在卖的比疫情期间还差，这个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妻子邓雨虹说，“在疫情中间，我就觉得疫情肯定会过去的，过去之后肯定会好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
北京大学、五道口、蓝旗营，曾经安顿了两个自由的人。2003年卿松22岁，在北大朗润园里租了一个大杂院单间，屋内只有一张床，但院里神人云集。有一个北大空间物理系的老乡，喜欢写诗，喜欢跟土地打交道，不喜欢人。还有一个特别有钱的广东姑娘，开着一个破吉普，在学校里四处蹭课。为了解决生活困顿，他去风入松书店打工，在那里认识了从江西来到北京书店上班的邓雨虹。两人先是在书店工作，然后开起自己的书摊，赚了一点钱就再拿去进书，慢慢拥有了这家小小的书店。
“我们那个年代并不焦虑。房租是100块钱，基本上会有200多来吃饭买书，天天借钱，每个月都借钱，发工资再还钱。”他哈哈大笑，“那个心态我也不知道，反正书店工作的人都好像马大哈一样无所谓。”
“你会想回到那时候吗？”我问。“说不上来，怎么说呢。”他停止了哼歌，沉默很久，鼠标在屏幕上点来点去，不知道在点什么。看向天花板，又看向我，看起来很局促。“其实我挺想回到那时候的。”他说。
时代
关于书店自救的可能性，我曾目睹过店里发生的一次小型讨论。有客人问：你们没想过搬去一个租金更低一点的地方吗？
“现在不是租金能解决的问题。”邓雨虹说，“是网上的折扣太低，行业太畸形了。出版社印了书批(发)给我们，比如说是5折。但他们自己有淘宝店，还有直播，同样一本书，他们可能也是卖5折包邮，你明白吗？”她叹一口气，“出版社也没办法，他们的书也不好卖。”
所有的可能性都一一失去了，于是我们只能看向这个唯一的结果。把店关了，关了起码可以停止赔钱。书店关了以后要做什么呢？卿松和邓雨虹还没有开始细想。“你们家水缸一直在漏水，你得先把这个水缸堵住，而不是想我明天要吃什么。再不堵住，我们家就被淹了。”
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了。资深读者老王和卿松两口子认识大概十几年，他至今保留阅读纸质书的习惯。但也只是习惯而已。“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是没别的选择，被迫把看书当做一个文化生活或者消遣。”他把包打开，拿出一本随身带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用塑封仔细地保护着。转个身，他又低声地承认：“有时候看不了几页，我也自控力很差，会经常看手机。”
“我有时候特别不好意思的，我看到他卖多少钱，我还习惯到网上看一下多少钱。”正说着，卿松走过来找书，老王的悄悄话眼看被撞破了，他尴尬地笑一笑：“当着他面说也无妨。”
老袁是另一个资深读者，他在五道口这片长大，十几年来几乎每周都来豆瓣书店溜达溜达。
“这个老板确实懂文学，他这里面的书，怎么说，其实更适合当一个图书馆。”他说，“我在法国留过学，但他给我推荐几个法国作家，我都没听说过。”
那天老袁穿着国安球服拉卿松在书店门口畅聊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一口气用电瓶车驮了60本书回家。相比老袁的激情飞扬，卿松有点局促，显然不太能应付这种社交。老袁佩服卿松，“这哥们儿也是个神人，就跟尼采一样，他是一个疯子，但是经济运行规律是按‘正常人’来的。他要倒给我，他这店就好了。”他随口说，“比如说弄点赞助，弄点会员。就印成T恤卖，我觉得都行。说白了你拴条狗在这它就不会倒闭了，别放一个爱书的人。”
另一个客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学其他书店进购物中心？“我好讨厌进购物中心。”邓雨虹觉得进购物中心不独立。这些事没有到“理想主义”的高度，只是受不了束缚而已。
“我想几点开就几点开，我想几点关就几点关。比如我今天和顾客聊天聊得很开心，可以聊到12点没关系，购物中心不行，它是统一关门的。在购物中心感觉像关在一个温室里。”说着说着，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神往，“其实这个书店还不是最好的状态，最好的书店我觉得得有个院子，你能看见一年四季。”
“不破不立。”客人试图用一些市场经济规律说服邓雨虹。“树挪死，人挪活。它可能是棵树，它就不该挪，对不对？”邓雨虹回答。最根本的问题是，时代在变。
朝颜
这些天邓雨虹哭了很多次。大家都觉得告别突如其来，同行来了哭，顾客来也哭，一哭她就忍不住跟着哭。“有些人说的话让人控制不了。”我问她说了什么话，她俯身去找书：“不想说了，待会儿我又要哭了。”
邓雨虹不喜欢沉重。她声音响亮而温和，常常大声和顾客聊天，大声地笑。那天一个年轻男孩抱着书低头来到收银台，邓雨虹探身去看他的脸：“你要哭了吗？你不要哭。我这两天天天哭。”男孩沉默。邓雨虹又安慰地说，“有我们的微信吗？加一个吧，回头微信上联系。应该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没那么快关。”等男孩走出店门，邓雨虹转头对我说：“这种不说话的小孩最感性。”
但在书店的社交媒体里，她也写下过一个伤感的故事。一个下雨天，店里没什么人，邓雨虹坐在收银台快要睡着。冲进来一个小伙子，不断从包里掏出水果，石榴，脆柿，橘子：“除了桃，其他都是家里种的。这个你猜是什么？是‘枳’。有大的，黄的，我摘不到。”然后就走了。“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啊，哪里来的傻孩子啊，我去哭会儿……”她写。
“我给你讲个故事。”在书店的仓库里，卿松说，又摆摆手，算了，太伤感了，算了，你说咋弄？
叹了一口气，他还是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北大历史系的欧阳哲生教授就住书店对面，经常来，是老读者了，“2005年，我还没开店，他在北大，我当时住在朗润园，我给他骑车送了13本《丁文讲年谱》。”卿松说，一晃就18年了。
前两天晚上欧阳教授来了，照常来看一会儿书，看一会儿要走。是卿松自己开口说，我们要关店了，欧阳老师，握个手，将来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太多机会见到你。
握完手，63岁的老先生说，等过几天你落幕的时候，我再来看你一眼。教授走后，店里没人，卿松关了门嚎啕大哭。
很多天后的此刻，卿松对我讲这个故事，每讲完一句话就要哈哈大笑，笑得我有点发毛。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太悲了，他会不好意思，“太痛了就要笑，有些东西太沉重了。就是这样子的，还能说啥？我怎么去用语言跟你形容这个事情呢？”他说，“我可能曾经把书店看得太重，以前我以为书店我会开一辈子，后来我确实也很沮丧。”
从2012年起，他隔三差五帮出版社的朋友做些设计。他给我看自己设计的封面，粉红的底色下，一只大手牵着一只小手，书名是《如何成为情绪稳定的父母》。他们没有孩子，因为妻子觉得人生不值得一来。但他想象过有孩子的生活，“小朋友不是很好玩吗？大人其实没什么好玩的，很无聊。大人的世界是经验的世界，经验的世界是最无聊的，经验其实是秩序。对不对？”
吞吞吐吐一番后，他告诉我他之后想要做什么，“这个不用写。”他赶紧说，脸上又浮现出那种不好意思的神情。“干出来（再说）比较好。你是不是觉得像傻子一样？”
相比之下邓雨虹在人前显得更豁达一些，这种豁达来自她已经走了漫长的路。这些年，她像一个24小时照护者，看着病人逐渐衰弱，再也没有生还的机会，“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你把书店当成一个生命来看，其实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
在以“人才”“科技”和“高效”著名的繁华区域，夫妇俩像打理植物一样收拾书店，书长得满地都是，客人必须在书本的生长缝隙之间钻来钻去。同一件事做了19年并不是一种较真，只是自然而然地延续下来了，“书店自己有生命，它可以自己呼吸。”邓雨虹说，因为它是一个生命体，“有淡季有旺季、有高潮有低潮，没有什么奇怪的。”
关店以后她想做很多事。比如去看一棵树从春天到冬天，比如种各种各样的牵牛花，“把世界上所有的牵牛花都种出来。”他们现在在库房门口种了一丛牵牛花。这些花在太阳出来以后就开始凋谢，第二天又开新的。每天清早采一朵插在店里，那些花五颜六色的，“很平凡，不引人注目，但自己开得很好。”邓雨虹很喜欢。“在古代，牵牛花被叫做‘朝颜’，意思就是早上的笑脸。”
小时候，邓雨虹住在江西的小镇里，奶奶家厨房外面就是菜园，种着橘子树，菜园下面是赣江的支流，站在院子里能看见江水滚滚而去。吃的是最新鲜的菜，在进锅的前一秒钟，那些韭菜、小葱还长在地里。没有自来水，是窑井。现在那里被拆除，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生活了近二十年以后，邓雨虹现在仍然可以过那种生活，“只要有饭吃，房子不漏雨。吃不起干饭就喝粥。”她说，“生存，只要你又不傻，你又不懒，你还活不下去吗？”
她不想计划这些事。几天前还有客人看店里书架整理得挺好，想请他们去给他整理架子，500块钱一个小时。邓雨虹说，你不要担心，我们能活下去的。“发生了什么就做什么，对于书店来说是坏事，对于我来说未必是坏事。”她说。
书店不会再进新书了，存书卖光，也就到了闭店的那一天。
一个年轻的读者向我讲述了一件关于豆瓣书店的小事。有段时间他住的小区疫情反复，周围四处封控，他也被困在家中不允许返校。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突然崩塌的时刻，豆瓣书店发了一条朋友圈“别担心，书店还在正常营业”。
这句话曾给过他很大的安慰。“你好像处在洪流之中。而那个书店是你唯一可以停靠的很小的港湾，是把你定格在了你熟悉秩序中的最后一颗钉子。”
终于挨到可以出门的那天，他去了书店，书店的门半开着。店员从里面钻出来，他问，书店还会开下去吗？店员说，会开下去。
“我以为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关闭的书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