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殊，「00後」，寒窗苦讀十餘年後，在2024年順利成為四川成都某高校的教師。但在學校，他還有一個隱藏身份，2025年6月，他正式成為一名路邊冰粉大排檔的攤主，每個夜晚都與脆啵啵、冰豆花、黑珍珠等小料打交道。
林殊不覺得大學教師做路邊攤是什麼丟臉的事情。在他的攤子周圍，許多攤主都是年輕人，曾經也有份體面的工作。唯一讓他不適應的是，遇上課程較多的一天時，他忙碌後還要出攤，到凌晨2點左右才到家。
大學教師能否參與兼職工作，我國曾有明確的規定。2016年底，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
近年來，多家高校對大學教師的兼職做了更具體的規定。9月5日，四川省教育廳發布《四川省高等學校教師師德失范行為處理實施細則》，其中一條「師德失范」的行為是，「未經學校同意從事影響教育教學本職工作的兼職兼薪行為」。
高校教師師德失范行為節選 / 圖源：《四川省高等學校教師師德失范行為處理實施細則》
多位參與了兼職的高校教師都對南風窗表達了一個類似的考慮：他們是出於增加收入的目的進行兼職。8位高校教師之中，既有來自一本院校的教授，也有面臨評職稱壓力的公立學校青年教師。一名一本院校的青年教師說：「（做）兼職是（因為）高校老師處在一個困境，（兼職是）去掙脫這個困境的方法。那困境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呢？」
在過往，大學教職如同象牙塔般的校園令人神往，時間自由、有寒暑假、受人尊重。而多位大學教授、講師的兼職經歷顯示，與錢相關的困境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多數大學教師選擇做兼職，又不完全因為錢，在變化的大學環境下，還有許多無法具體形容的感受，影響著他們的職業榮譽感。
拼搏中青年
林殊的課通常從早晨開始，有時候是下午，時間不定。但一周的多數時候，他還有個更固定的「班」要上，這通常從17時開始。
首先，他要花1小時，開車抵達成都某高新區的居民樓聚集地。在有三台冰箱的出租房處，他和朋友推起移動餐車——準備出攤。在由小吃攤燈牌組成的五彩街區，他絕口不提自己的高校教職。這時，他只是一個年輕的、熱情的攤主，期待著路過的居民，花個小錢青睞小攤販。
這個擺攤的主意是在今年6月出現的。好朋友從大廠的後端程序員崗位離職，打算做一份時間自由的工作，最終，將事業鎖定在了小吃攤上，並拉上林殊。兩人花了約兩周時間，調研成都各個火熱的地攤市集。後來，他們選擇「複製」自助冰粉大排檔模式。
這份副業進行得比想像中順利。出攤第一天，得益於居民區附近沒有同質化的對手，允許客戶自助加料的冰粉攤很受歡迎，他們一晚上入賬了幾百元。林殊發揮了在講台上課的技能，負責和顧客聊天打交道。
地攤市集上購買小吃的消費者 / 新華社記者王翔 攝
第一個月，冰粉攤流水共計20000多元。
「試水」後，林殊和朋友都對擺地攤有了信心。9月，為了迎合人在不同季節對食物的喜好，兩人購置了新的烤盤、關東煮鍋，頭上的招牌也改成了紅色大字的「牛雜關東煮」。主營食材從冰粉變成了肉類，他們因此多買了兩台冰箱，把出租房擠得沒地方走路。攤位的小車上，還多了兩人設計的「品牌」logo和食物宣傳圖。
除此之外，為了轉換「私域流量」，兩人還註冊了一個攤位專屬的社交賬號。林殊在賬號文案中寫道，「（這是）大學青椒（大學青年教師的縮寫）的第二份工作。」
「一開始只是覺得這個契機蠻好的，反正低投入，就算失敗了也沒特別大的損失。」林殊告訴南風窗，「結果投（資）進去後，效果還蠻不錯。」他透露，結合成本以及與朋友的分成，平均下來，他每月能掙約8000元。
這是林殊做民辦大學教師的第二年。得益於時間自由，他在下課後的業餘時間一直想找副業。更何況，做兼職在同系的老師之中不算罕見。林殊說，多數老師找的是與自己專業——傳播學相關的副業，例如開辦個人工作室，拍攝片子等等。唯獨他的副業與主業跨度很大，他不想被太多學校的人知曉。
林殊的擺攤日常 / 受訪者供圖
河北的二本公辦學校教師李苒，一直以來做的就是與自己的文科專業密切相關的「副業」——教考研政治。她今年43歲，有親密的伴侶和一個可愛的孩子。但到了周末，她需要放棄陪伴家人的時間，獨自駕車到省會城市，到考研機構當兼職政治老師。
這份兼職是10年前，她還在擔任高校輔導員時就接觸到的。輔導員月薪只有3000元，這促使她下定做兼職的決心。再加上，「我喜歡上課，也具備這方面的能力，投簡歷到機構，一次也就過了」。很快，她在兼職的工作中找到了上課的快感，利用業餘的大量時間研究考研真題，最後甚至具備了押考研題的能力。
兼職工作在她39歲開始讀博、42歲轉型成大學教師後依然進行。這麼做的首要原因，還是經濟需求。讀博士期間，她的女兒才兩歲多，全家靠著丈夫一人的教職工作養活。她讀博雖然不花家裡的錢，但為了能讓自己多一些「花錢自由」，她一邊因科研壓力焦慮得失眠時，一邊還在做寫論文的兼職。
等熬到在某西北「985」高校博士畢業，2024年，她選擇進入了一家有編製的二本學校，拿到了一筆安家費。她和丈夫的生活也開始像周圍人一樣，有了一些物質上的回報，終於買了第一套房。
但是，車貸和房貸對小家而言仍有不小壓力，「（我們）還是在想一些辦法多掙些錢」。她找回了此前積累的考研機構的人脈，每周末跨市進行申博輔導和一對一授課。
房貸、車貸依然有不少壓力 /《安家》劇照
在李苒看來，大學教師做兼職可以分為三類：一種是快退休的、名利雙收的教授，一般都有資源和渠道進行社會兼職，例如一些學者紛紛做自媒體；一類是「中年有編製有點時間」的老師，「去考研機構上課，或者做個兼職律師、心理輔導師」。至於35歲以下的「青椒」，做兼職的較少，「『非升即走』之下科研考核壓力過大，他們又要結婚生孩子，沒時間兼職」。
總而言之，「高校教師做兼職，其實是一件時間、人脈、能力等綜合作用的事情」。
李苒的絕大部分觀察是對的，但她低估了部分青年想要兼職的決心。33歲的青年學者劉玉立，目前就在網路上接面向本碩學生的付費答疑，主要給學生做科研及寫論文時的指導。
這麼做的願意，也關乎錢。他告訴南風窗，像他一樣博士畢業的青年教師在長三角院校，到手工資只有約6000元。6000餘元的月薪讓他們較難在大城市生存，他只能走出「象牙塔」，接簡單的兼職。
許多青年教師都在討論尋找副業的話題 /《安娜》劇照
在「青椒」聚集的微信群里，尋找副業是許多青年教師熱衷討論的話題。有人指出，「在高校要搞副業或者橫向項目（指由企業出資給高校教授做的科研項目），靠那些死工資是不行的。」有人寫道，「高校青椒的覺悟：應把學校當成交五險一金的保障，然後走出去利用專業知識賺生活費。」
另一位IP地在浙江的青年教師對南風窗表示，她的月薪只有5000元左右，同時面臨著「非升即走」的壓力。這個月薪對她而言，連養家糊口都有些困難。更何況，她同時需要完成發C刊論文、申請國家級課題、上課等任務。
「如果不難，需要這麼拼嗎？」她反問說。9月起，她在社交媒體上發了多條找副業的帖子：「如需展台搭建，現場布置，歡迎私信我們」「如需台式機上門裝機，歡迎聯繫我」「考研考博就業，歡迎諮詢我」。
消退的學術熱情
「請一定要記住給我匿名，隱藏下身份信息。」多名願意分享兼職經歷的高校教師都如此叮囑南風窗記者。
一位杭州的高校正高教授為了不「掉甲」（網路用語，意思是不被人認出真實身份），他派自己的侄子加了記者的微信，分享自己兼職研究院院長，以及到一些學校兼職上課的經歷。
這背後有著他們的擔憂：高校教師做兼職，雖然明面上從未被禁止，甚至國家部門在鼓勵，但依然有很多教師擔心，自己做兼職會被他人認為「教師不務正業」「被副業耽誤了」。
劉玉立解釋，我國的確在鼓勵高校教師做兼職，但方向是「與產學研結合」。大學教師的社會兼職最好是能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或者推動社會創新。
7月2日，學員在智能駕駛模擬室通過智能駕駛艙模擬機練習 / 新華社發（包康軒 攝）
2017年，人社部印發的《關於支持和鼓勵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也說明了這一點。《意見》支持和鼓勵專業技術人員掛職、參與項目合作、兼職、離崗創業，適用範圍主要是高校、科研院所的專技人員。
而作為青年教師，劉玉立認為，他在產業和學界都缺乏人脈，很難得到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兼職機會，也沒有啟動資金進行創業。
事實上，在進入高校工作前，他並非沒預料到即將面臨的較低薪水。他清楚所在片區的大致收入，許多高校都有「非升即走」的科研壓力，他不想經受嚴苛的考核。求職時，他故意選擇了一家沒有「非升即走」的一本院校。他希望靜下來心來，用長期主義來對待自己的學術之路。
但入職後，他發現，自己被青年教師的工作量絆住了。主要的壓力來自課時考核和行政事務，「每天一起床，你都會發現群里有一堆事情擠壓著，讓你去做。」劉玉立說。
老師的工作並不只是教學那麼簡單 /《LEGAL HIGH》劇照
「而且這些事情都是毫無任何意義的事情。比如一張表翻來覆去地填4-5遍。」
他舉例，高校教師需要寫教學大綱。最早，這類大綱沒有任何形式和內容的要求，但等他寫好了第一版教學大綱後，新文件又開始實行，舊的大綱作廢。他只能推倒重來。「僅僅是課程大綱，或者教案教學設計等文件，都需要我不停地去維護更新。這個維護更新，有可能是一個學期內，甚至幾個月內就要維護一次。」劉玉立說。
行政事務侵佔了他做科研的精力。「整個過程（指行政工作）是不斷加碼的，不像是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就可以結束了。」無意義的工作對於精力的損耗，加上他所在的區位於大城市的邊緣地段，他要花上兩三個小時通勤，這些因素都折損了他在高校追求晉陞的熱情。
2018年畢業的經濟學博士劉湘，也在求職時考慮到了收入、科研壓力等各個方面。當時她寫的論文未能在博士期間全部發出，「找工作沒有硬通貨」，她因此考慮延遲畢業一年，想等論文發表後再去找工作。
9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學閔行校區招聘會現場 / 新華社記者劉穎 攝
正好，博士四年級時，導師的人脈——也是一位高校教師辭職做自媒體，邀請劉湘做兼職。她聽了導師的話，到自媒體的內容團隊搜集資料、寫文章架構。「我做兼職也是順理成章的，一方面補貼家用，」她說，「再一個我可以接觸真實的個體和真實世界裡的企業，知道他們到底在想什麼，什麼對他們才是有用的。」
有了這份兼職後，劉湘在求職時也多了些底氣。自媒體給她的報酬較為可觀，甚至超過了主業的收入。找工作時，相比於過去執著找雙一流的院校，她放下了執念，最終選擇了一所在一線城市、不對科研任務有嚴格考核的一本「雙非」學校。
當時，劉湘想：「就算是這邊（指學校）發展得沒有那麼好，也可以靠那邊（指兼職）來彌補一些（收入）。」
入職後的經歷再度證明她選擇的正確。劉湘經歷了三四年，申請國家級課題都失敗的沮喪。每到寒假春節期間，她就開始寫「本子」，沉迷在各種材料和文獻中申請課題，無法擁有真正的休息時間。能否有國家級課題成為她評職稱的最大衡量指標，她後來成功申請到課題後，次年即評上了副教授。
申請課題未成功之前都無法擁有真正的休息時間 /《二重生活》劇照
但真正身處其中，劉湘覺得，有時候一味地「卷」論文發表，但這些學術成果對真實生活的作用很小。「學術界會有很多沒意義的課題，就算是發表得很好，也沒什麼意思。」
比如，她最近看到英文的頂級期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講的是，「我國共享單車的發展，降低了空氣污染」。但如果真的要追問，「這個（結果）得到論證了，它有什麼很大意義呢？」
她認為這是一個很多普通人都能知曉的結論，「能發Top期刊的人，一定是非常聰明也非常努力的人。我覺得需要反思，這麼聰明這麼努力的人，耗費了很多時間來寫對現實沒太多作用的東西，是不是一種資源的浪費？」
「但是學術界為了要評職稱，為了要往上走，你必須要干這個事情。」她說。
相比之下，她很享受走出象牙塔，了解真實商業規律的過程。「（搞學術）有時必須要把生命浪費在沒意義的東西上。所以我不想水期刊，我可以接受自己在學術評價上走得慢一點，我也不想去水沒意義的論文。」
搞學術無法避免「卷」論文發表 /《生活大爆炸》劇照
從內在動機而言，做兼職與她在學術上的追求是一樣的，「我想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提問一些真問題」。於是，即使已經在自媒體兼職了8年，中間還經歷了結婚、生育，劉湘仍堅持做這份兼職工作。
同樣在接觸真實人間的林殊，也在一份與主業毫不相關的兼職里，獲得了從未有過的經驗。比如他發現，人們通常在周一、周五晚上對路邊攤的熱情較低。
他猜測，這可能是「周一第一天上班，大家下班後都沒精力出門逛街，回家就點了外賣」。而周五晚上剛放假，年輕人想吃頓好的，自然不會青睞路邊攤。
但他面臨的高校職業境況又與劉湘很不同。民辦大學教師的科研壓力相對小的同時，面臨的不確定性也更大。這是因為民辦教師沒有編製，通常是合同制。在不穩定的工作面前，找兼職、多樣化收入來源成為民辦教師的普遍選擇。
民辦大學教師的科研壓力相對小，但面臨的不確定性也更大 /《黑狗》劇照
而工齡更長、有更多社會經驗的公立高校教師李苒則認為，大學教師選擇做兼職的根本原因是收入。
「有些地區博士講師（的工資）才五六千，這樣的收入與十幾年讀書的付出不相符。如果不做兼職，那隻能靠科研、職稱提高收入，但無論是拿項目還是發論文都不容易。沒有這兩樣，職稱又無從評起，環環相扣、環環死扣。」她說。
所以，李苒說，「這個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得（說）到如何提高教師收入和職業榮譽感上來。」
拒絕「馬太效應」
高校教師的收入為何不盡如人意？不同地區、不同學校層次的高校教師都有自己的「苦水」。
一個普遍被反映的問題是，在高校教師之間，收入差距正在拉大。
上述杭州某院校的正高級教授透露，即使是做兼職，「有資源有關係的，找兼職的成功率會很高」。大學教師若外出給幹部、企業培訓授課，這時，「平台和title」比較重要。他舉例，「浙大老師因為平台好，會更受信賴。」
但如果身在一個二本院校，教師所能接觸的社會資源和科研資源都會受影響。李苒告訴南風窗，「二本院校平台不太好，發文章、申請課題受限，靠花錢發文章是個無底洞。因此高校教師收入兩極分化其實挺嚴重的。」
二本院校的教師所能接觸的社會資源和科研資源都會受影響 /《十三邀》劇照
收入的不平等還存在於同一學校的不同層級的教師之間。公開信息顯示，高校教師的工資一般由基本工資、課時工資、績效工資和補貼組成。李苒說，在高校內部，教師工資存在馬太效應。目前高校普遍重科研，績效工資中的科研獎勵成為教師收入的重要來源。而沒有科研成果的教師，收入自然會低。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胡詠梅團隊曾對中國高校教師的薪資進行調研，他們的樣本基於2019年的數據，發現高校教師月實發工資均值為10628
元，中位數為8100元。年總工資均值為 19.5 萬元，中位數為 15
萬元，差距很大。這意味著，「多數高校教師的月應發工資、實發工資以及年總工資處於『被平均』狀態。」
胡詠梅還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高校教師都期望，實發工資能夠提升40%以上。「我國高校教師的實際工資水平與期望工資水平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胡詠梅發現，是因為我國高校教師的基本工資占工資組成部分比較低，普遍不足三分之一，而績效工資佔比過高。
9月26日，海南比勒費爾德應用科學大學的學生在上課 / 新華社記者楊冠宇 攝
獎勵性績效工資主要與教師每一自然年的科研、教學績效產出掛鉤，而且，不同職稱教師的工作績效差異很大，這些都加劇了高校之間收入的「馬太效應」，高校里的強者越強，弱者越弱。
胡詠梅還在2021年的另一篇研究中指出，我國的「帽子」人才，例如入選了「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百千萬人才工程」的人，與普通高校教師之間有著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以東部地區為例，「帽子」人才與普通青年教師的工資比值為2.77，即差距近3倍。
而且，她通過數據分析後發現，帽子人才的高薪資，有一部分原因是其身上的「符號」效應，而非實際對社會的影響和貢獻。「這是由於地方政府和高校在引進『帽子』人才時，一味地提高對『帽子』本身的定價，這容易導致學者的等級化與學術追求的功利化、表面化。」
種種研究和發現都顯示，是時候對我國高校教師的薪資進行優化，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評價體系。
我國高校教師的薪資需要進行優化 / 新華社記者郭程 攝
高校教師關心的問題正在被看到。2024年11月，北京市人社局發文明確提到：將開展高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試點，最大限度促進勞動者工資收入合理增長。今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也提及，將推進高校薪酬制度改革。
高校的工作越來越不好做，薪資不平等的問題仍待優化，這是高校教師普遍反映的困境。但另一個無法逃避的事實是，真正決意逃離高校「圍城」的人，在現實中並不多。
重慶的一位高校老師對南風窗形容，高校教師當前屬於「富不了餓不死」的狀況，對工資抱怨的人很多，但辭職的人很少。這是因為，高校教師通常擁有更好的單位福利、自由的時間安排，以及配套的教育資源——這有利於子女的升學。這些隱形福利吸引了很多人，甘願進入一個無法捨棄但又無法儘力前進的圈子裡。
不同於多數青年學者，38歲選擇從輔導員工作裸辭、從零開始讀博的李苒，對高校工作的利弊想得更清楚。所以，她喜歡現在的狀態，經過努力的付出後，她有了高校教職和喜歡的兼職，兩者相得益彰，兼顧穩定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