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8 11 月

王家衛跌落:為什麼我們捧起來的都是易碎品?

王家衛跌落:為什麼我們捧起來的都是易碎品?

當《繁花》裹著黃河路燈紅酒綠的濾鏡,還在觀眾記憶里泛著暖意,幾段裹挾著電流雜音的私密錄音,已如冰雨,劈面澆透了那座以王家衛為名的藝術神龕。

墨鏡曾是他最堅固的符號鎧甲。它藏住了那雙編織過《花樣年華》曖昧光影、捕捉過《重慶森林》孤獨碎片的眼睛,更將公眾對這位「文藝片教父」的想像,焊死在疏離、精緻、不食人間煙火的濾鏡里。

彷彿他的創作永遠是慢火熬煮的詩意,連片場里演員漫長的等待,都該被賦予為藝術獻身的悲壯註腳。

無人料到,那些藏在墨鏡後的權力話語與真實人性,會從錄音筆里決堤。這不只是一樁娛樂圈八卦,它是一把敲碎文化權威光環的重鎚,一場王家衛神話的轟然祛魅。

藝術的成就,真的可以高於人品與德行嗎?

藏在「天才」光環下的權力,真的可以肆意蔑視並榨取一切嗎?

當一座「神龕」被我們親手築起,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它的轟然倒塌?

生平與家族:永遠的異鄉人與局外人

要理解王家衛的難懂,必須回到他的原點。

1958年,王家衛生於上海。1963年,5歲的他隨父母移居香港。身處香港,卻不會粵語,他只會上海話和普通語,這導致了他童年長期的社交孤立與失語。他花了近十年,才真正克服語言障礙。

這段異鄉人的經歷,鑄就了他所有作品的「元程序」。他的電影主角,永遠是局外人。他們身處最喧囂的香港,精神上卻永遠失語,無法與環境真正連接。

因為是局外人的疏離,所以對白失效。

他曾深陷語言不通的絕境,所以他骨子裡不相信語言。

在他的電影里,語言是用來掩飾和錯過的,真正的情感必須通過眼神、音樂、香煙和無法投遞的信來傳遞。

同時,他對時間有近乎偏執的痴迷。母親常帶他去電影院消磨時光。在那個黑暗的洞穴里,唯一的尺度就是時間。所以他讓演員在片場無條件地等待著,即便如宋慧喬,都是一等三年!

作品:一場流動的盛宴與獨白;

人品:折磨淬鍊之中榨取靈光。

王家衛交付的,從來不是故事,而是情緒的切片。

他的探索始於《旺角卡門》,雖尚有傳統敘事,但風格已然顯露。隨後,他的都市疏離三部曲真正確立了風格。從《阿飛正傳》奠定無腳鳥的母題,到《重慶森林》里金城武的鳳梨罐頭與梁朝偉的肥皂,再到作為B面而更冷更暗的《墮落天使》,他刻畫了璀璨星光下的人人孤獨。

接著,他拍出了時間的巔峰之作。無論是《春光乍泄》在阿根廷的相互折磨與取暖,還是《花樣年華》中美學巔峰的極致拉扯與剋制,都成為了經典。

最終,他轉向了武林與史詩的宏大敘事。從《一代宗師》用武林講述逝去的民國,到現象級的《繁花》,他用三十年的時間講述了上海三十年的繁華與落盡。

好多跟他合作的演員,都會被他無盡地磨與煉。因為他有自己獨特的折磨和淬鍊「靈光」之法。

他的調調體現在非線性敘事、極致的美學、時間的物化以及無劇本拍攝上。

而他所用的方法則近乎殘酷!

首先是「無劇本」,演員到片場不知要演什麼;

接著是「榨取」,他不指導表演,而是等待狀態,傳聞他會讓梁朝偉吃26次梨27碗雲吞面,直到演員被掏空。

最後是「看透」,當演員所有技巧失效,此時流露出的本能和疲憊的真實,就是王家衛要的「靈光」。

在王家衛的片場,演員不是合作者,而是他「藝術的祭品」。他如同烹煮的主祭人,將演員奉入鼎中,用時間慢火和重複折磨去烹煮,只為提取那一點精華。

在他的世界裡,藝術是唯一的君王,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有人,都是服務於這個君王的臣妾或道具。

藝術真的高於人品嗎?在他的世界中顯然是!比如最近反覆被提及的是,2009年,波蘭斯基因涉嫌性侵被通緝,王家衛公開簽署聲明支持,稱藝術成就應高於法律審判。這早已為其藝術至上的價值觀寫下明證。

因此,他對梁朝偉或宋慧喬的毫無感覺並非失誤,這恰恰是他方法論的核心。他不需要演員的技巧,他需要演員在無盡的重複和等待中被掏空後的疲憊真實。

這種殘酷規訓同樣落在編劇古二身上,拿著三千月薪扛《繁花》核心劇情創作,最終連清晰的署名都得不到。當這種邏輯推到極致,便體現在他對這個編劇和生活助理生命的毫無同情。在他眼中,生命就是三六九等的工具!

不過,古二散播私下錄音的行為本身也廣為被批判和詬病,大眾需要隱私權,法律上需要完善!

不得不說,他對人性研究透徹,並且善於拿捏。他能看透偽裝,但絲毫無共情能力。他背後說唐嫣裝,說游本昌經營朋友圈,對金靖開黃腔等等,光鮮背後滿是虛偽與霸凌。

因為他的調調本質上是反敘事的,他痴迷於捕捉情緒的切片和時間的灰燼,他根本不理會事實和人情。

然而看透的代價是巨大的,它燒掉了人與人之間必需的溫度。

好像唯一的例外是他對編劇秦雯的「獨善」,這個矛盾恰是解開謎團的鑰匙。

他折磨演員,卻善待這個有名氣的編劇,答案在於功用至上。因為這個能搞得定幾乎所有社會邊緣麻煩事的「全能編劇」,處於三六九等之上,讓他覺得有用。

在他的藝術王國里,人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材料,演員們是需要被雕琢、被打破、被榨取的大理石。第二種是工匠,比如名編劇秦雯和名攝影杜可風,是與他並肩作戰的工匠。

他不需要材料有思想,他只需要材料足夠真實。但他必須要求工匠與他同頻共振。他與秦雯的關係不是基於情感,而是基於智識。他們是戰友,在共同打磨作品這件武器。

他的冷漠、疏離、對時間的偏執、對人性的榨取,這本身就是他的人品,也正是他藝術的來源。他的電影為何如此繁花似錦、又如此疏離孤獨?因為他本人就是如此。

來看看我們老祖宗說過的一句話,叫「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凶。」

這段話的含義是,他的藝術之屋無比豐盛華麗,但他的人性之家卻被這種對藝術的極致追求所遮蔽。當我們窺視他真實的片場,我們聽到的傳聞是,大明星們毫無感覺,助理的生命毫無同情,他的內在世界空無一人。這就是人品吞噬藝術的凶兆。

藏在「天才」光環下的權力,真的可以肆意蔑視並榨取一切嗎?

不,文化里充滿確定和規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人無長紅!

為什麼我們捧起來的都是易碎品?

早年間李安等同咖位同行也評論過其藝術或人品,如今向太等人也在公開表態。人心複雜,市場複雜,經得起考驗,有各種內外部勢能頂起來的人生,本就是虛妄。

為什麼我們捧起來的都是易碎品?問題不在於本身是否易碎,而在於「捧」這個動作的本質。

「捧」這個動作,在當今的社會語境下,已經不是一種欣賞,而是一種「符號的極端化」。我們這個時代的「捧」,必然導致「易碎」。

這裡面,可能會有三個關鍵的錯位。

第一,我們捧的不是「人」,而是「符號」。

市場與資本在「捧」一個對象時,捧的從來不是那個複雜的、立體的、會犯錯的「全人」,而是那個被高度提純的「符號」。

我們捧王家衛的「疏離」與「精緻」,而不是捧那個在片場為預算焦慮、會罵人、會算計的「王家衛」。

我們捧一個明星的「純真」,捧一個企業家的「遠見」,捧一個學者的「風骨」。但人是複雜的,人性是變化多端的!

當那個真實的、藏在墨鏡後的「人」的複雜性(比如錄音里的「權力話語」與「冷漠」)一旦泄露,它就與那個被捧上神壇的「純粹符號」發生了劇烈衝突。

「神龕」是為「符號」造的,但裡面住的卻是「人」。 易碎的不是人,是那個一維的、被拉到極致的「符號」。

人是「多」,而符號是「一」。用「一」去覆蓋「多」,本身就是一種極不穩定的結構。

第二,「神龕」是「我們」的集體投射,而非「他」的真實功績。

我們之所以要「捧」一個神,往往是因為我們自己「需要」一個神。

我們這個社會,需要「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天才神話,來安放我們對庸常生活的超越想像;我們需要「點石成金」的商業神話,來安放我們的財富焦慮;我們需要「完美人設」的偶像神話,來安放我們的情感寄託。

公眾是「築神龕」的第一共謀。我們親手把一個人「物化」和「符號化」,把他從「他自己」變成了「我們的投射」

當王家衛是「符號」時,他是我們的;當他是「人」時,他只是他自己。

所以,神龕的倒塌,與其說是「他」的背叛,不如說是「我們」集體投射的破產。我們面對的,其實是自己夢想的碎裂。

第三,現代媒介的「聚光」與「透視」。

在李白、王維、蘇東坡藝術大家的時代,「神話」是有距離的,有留白的。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捧」和「毀」用的是同一套工具——社交媒體、熱搜、24小時的「窺視」。

「捧」的時候,媒介是聚光燈,它將「符號」無限放大,光芒萬丈。「毀」的時候,媒介是X光機,它將人徹底穿透,無所遁形。

這種「聚光」與「透視」同時存在,讓「神龕」從建起的那一刻起,就註定是透明且布滿裂痕的。它被建在廣場中央,而不是建在空山之上。

為什麼是易碎品?因為我們捧的不是「人」,而是「符號」;因為「神龕」是我們投射的「幻象」;因為現代媒介讓一切「豐屋」都變成了「玻璃房」。

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闃其無人」的「神龕」,而是更多有血有肉、有「人味」的「作品」與「生命」

真愛生命本身吧!藝術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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