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是記者節。上個月，我去見了三位著名的前調查記者，想看看他們離開新聞行業之後，生活得如何。
這算是今年記者節的一個小策劃。
三位分別是：簡光洲、康少見和楊萬國。
簡光洲不用多做介紹，他可能是互聯網上最知名的調查記者之一。供職於《東方早報》時，他第一個點名報道了「三鹿奶粉」，隨後引爆了「三聚氰胺」事件。
康少見是《京華時報》的末代深度部主任，他主持期間，京華的深度部以小規模的團隊幾乎做到了國內重大新聞現場的不缺席，在業界有口皆碑。
楊萬國是《新京報》深度部資深的調查記者，也是我認識的人當中，轉型最為成功的媒體人之一。我還在上學的時候，他就已經出現在周正龍華南虎事件、山西黑窯工事件以及汶川地震等重大新聞的現場了。
這三位同行都遠離新聞業好久好久了，現在乾的事兒倒差距不大：簡光洲開始賣酒，康少見開始賣肉，楊萬國開始賣保險。
三位曾經叱吒風雲的調查記者，不約而同地開始賣貨時，或許才是一個行業最隱忍不言的憂傷。
他們三人另一個共同之處是，都曾經在新聞業的黃金時代，出現在汶川地震的報道現場。
在湖北的走馬鎮，在上海的大寧，在香港的觀塘，我們喝茶、喝咖啡、喝酒，聊那些無人在意、無人問津且年代久遠的過往，聊一個時代、一家報館與一個職業的憂傷。
我特別喜歡這樣的閑聊。
這些年，去很多地方，我會特意多留幾天，見一見當年的老朋友、老同行，只是淡淡地敘舊。
剪輯說我年紀大了，老登就是喜歡敘舊，油膩中年總愛提當年勇。
其實也不是，我當年也沒多勇。我只是還單純地懷念和嚮往那樣一個天真年代。
我們出差、採訪、寫稿，在那個年代可以只考慮理想和意義。
為什麼很多人喜歡去迪士尼呢？因為在那裡，那些童年時做過的夢，就會重回眼前。
於我而言，和這些老而不死的調查記者們坐在一起，幾口咖啡下肚，那個如夢似幻的黃金年代，就會重回眼前。
那是我的「迪士尼」。
01
我和楊萬國在十多年前，有過交集。
2012年夏天，在酷熱難耐的湛江，我第一次見到了楊萬國。那是我做記者的第二年，我還在《半島都市報》。我們採訪湛江一個規模巨大的鋼鐵項目時在村子裡碰上了，當時，湛江市長親吻項目批文的照片，引發關注。
後來，楊萬國採訪完走了，我被當地官方發現並被留置。只有一面之緣的楊萬國參與了營救。當然，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沒有發揮作用，我只記得我們後來喝了酒，那是我第一次喝珠江啤酒，跟茉莉花茶差不多，遠不如青島的扎啤凜冽。
楊萬國當時已經是經濟部的副主編了，算是個小領導。他原本已經不必出差採訪了，之所以出現在千里之外的湛江，是因為他還想寫稿。
楊萬國的職業生涯開始於他在湖北大學上學時，他是學校記者團的成員之一，當時就已是「稿王」。他常常能從當地媒體消息稿的隻言片語中覺察到線索，然後再去深入發掘，寫了「特稿」投給國內各大報刊雜誌。
我認為這是一個優秀記者天生的直覺，他的解釋是「為了掙錢」。他家裡經濟條件不好，大學的生活費需要自己掙。
他甚至還跟一個學長合作，組成了「write group」，他採訪寫初稿，學長編輯潤色，掙了稿費倆人再分。
楊萬國的家鄉在湖北十堰的山村，從武漢到他的村子，要兩天兩夜，中間要在縣城住一晚。童年的記憶中，多是關於學校的飢餓和寒冷。從小學四年級住校直到初中，5年里，學校食堂只有一種東西：玉米面粥，吃不飽是常態。直到高中，他都常常被飢餓折磨。
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一個寒冷的夜晚，他下晚自習之後，走了十幾里山路和他母親一起去一個親戚家扛柴火到學校。他們要在食堂吃飯，需要定期交柴火。
他和雙胞胎的哥哥在同一所初中，晚上住在學校一間四面漏風的宿舍里，冬天最冷時能到零下。在一個特別寒冷的夜晚，他被凍到失溫，幸虧哥哥發現了才救了他一命。
於一個貧窮的農家子弟而言，吃苦幾乎是生活的必修課，甚至是一種無意中習得的習慣。
在最艱難的日子裡，他仍然感激自己的父親，一直支持他們上學，甚至在他們中考時差幾分需要交贊助費的時候，幾乎花光了家裡的積蓄送他們去讀了重點高中。
大學畢業之前，他就已經成了《武漢晨報》的記者。
他仍記得自己寫的第一篇大稿，是兩個整版的頭版頭條，寫了一個清潔工培養了五個博士的故事。
這是他從學校發現的線索。
或許是因為在大學裡經歷了漫長的職業訓練，也或許是貧窮塑造的不怕吃苦的精神，又或是驚人的天賦。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優秀的記者。
不到兩年，他成了《武漢晨報》最年輕的主筆。
2006年9月，他去了當時風頭正盛的《新京報》深度部。彼時彼刻，一出生就風華正茂的《新京報》是「記者的耶路撒冷」，而劉炳路先生主政的深度部，無疑這座聖殿「皇冠上的明珠」。
很快，少年老成的小楊記者就回湖北監利報道了一對貧困的重病夫婦自縛沉江的新聞，震動全國。
他在《武漢晨報》時期的領導褚朝新看到了這篇報道，感慨「這才是一個記者該去寫的報道」。很快，他也辭職去了《新京報》深度部，和他差不多時間去的還有同事呂宗恕。很長一段時間，三個《武漢晨報》的老同事合租在北京的三路居，三個理想主義洋溢的年輕人偶爾能聚在一起買菜做飯，吃完飯，就坐在客廳的小沙發上聊採訪經歷和新聞業務。
那個小小的合租屋，就是那個黃金時代的一個烏托邦式的縮影。
三個人中，年紀最小的楊萬國無疑是「最卷」的那個，據說，他六年里累計出差了1800多天，有時候連續出差70多天。
這是個幾乎讓人難以置信的數字。
楊萬國
勤奮的小楊出現在了一個又一個重大到足以載入新聞史的新聞現場，比如周正龍華南虎事件、山西的黑窯工調查以及聚集了中國最多優秀記者的汶川地震。他成了報社的首席記者和「稿王」，寫出的報道常常佔據門戶網站的頭條區。他為弱者維權，與醜惡對抗，不為利益所動。
那時是報紙的黃金時代，他以為這樣的日子，可以天長地久。
可惜沒有。
02
那天下午，我和楊萬國在他們家樓下的太平洋咖啡館聊了很久，聊他漫長的記者生涯，聊他一次次轉型，聊他的大廠歲月，也聊他的香港生活。
但聊的最多的，還是汶川。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正在重慶採訪，坐在採訪對象的辦公室里，突然感覺屁股底下的沙發正在晃動。採訪對象說有點頭暈，因為他看到眼前的東西在晃。很快，文件柜上就開始噼里啪啦地掉東西。
他們都意識到，地震了。
跑到樓下，小楊很快就知道了這場地震的量級。記者的本能讓他幾乎沒有猶豫，很快就決定去汶川。在一片兵荒馬亂的重慶，他強行攔停並說服了一輛私家車，將他送到了長途汽車站。
為了儘快抵達現場，在去成都的路上，他已經提前托朋友聯繫好了成都的「黑車」等他。當晚，他就到了受災嚴重的都江堰，第二天，到了極重災區北川。
楊萬國成了《新京報》乃至整個中國新聞業最早一批進入地震極重災區的記者，並在這裡連續高強度地工作了一個月。
那天下午，他給我講北川那個「腿沒了，芭蕾在」的「殘奧女孩」李月，講鋸腿求生的龔天秀，講「救囚犯，舍妻女」的獄警唐首才，也講他在災區的「不避生死」和「一往無前」。
一個又一個至今閃爍的新聞現場，組成了他記者生涯的前半程。
剛去震區的時候，餘震不斷。他買了個哨子掛在脖子上。他說，如果被困在廢墟里一兩天嗓子就喊不出聲了，可以吹哨求救。
這樣的細節，不是真正直面過的死亡的人，是想不到的。
最初兩天，他們只能在一家媒體駐綿陽的記者站蹭地方寫稿，房子裂了，交完稿已是深夜，他們不敢睡在室內，跑到小區門衛室找到一堆市民捐的舊衣服，鋪幾件就露宿門衛崗亭邊。
只有一名老記者不害怕，睡在屋裡，年輕人都不敢。
那段日子，他連續高強度工作，睡覺極少。災區事兒太多，幾乎忙不完。《新京報》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接連推出了兩期震動業界的的特刊——《逝者》和《活著》，楊萬國貢獻不少。
地震之後他患上了蕁麻疹，醫生診斷說，可能是地震時嚴重缺乏睡眠導致免疫系統出了問題。
03
就在楊萬國戴著哨子寫稿的時候，《京華時報》記者康少見也在地震災區，他那時是負責突發新聞的編輯。
康少見同樣是湖北人，也畢業於湖北大學，在社科院讀碩士的時候就加入了《京華時報》，算是報社元老。
彼時彼刻，《京華時報》和《新京報》是當時京城市場化媒體的「雙子星」。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在北京的辦公室同樣感受到了楊萬國感受的震動。
他第一反應是：要去現場。
於任何一個合格的記者而言，去現場在彼時彼刻，幾乎是一種本能。
報社裡請戰聲一片，但領導遲遲沒做決斷。領導有自己的難以言說的顧慮。
被新聞理想激蕩的康少見徑直衝進了報社當家人朱德付的辦公室，問《南方周末》出身的朱先生：這樣的新聞，您做記者的時候，可以不去嗎？
最終，報社決定低調派出一個近20人的團隊，趕赴四川。
康少見去了四個特重災區之一的彭州，後來又去了映秀，還幫忙抬出了最後獲救的倖存者馬元江。馬元江在映秀的廢墟中被埋了近179小時，是汶川地震倖存者中被埋時間最長的人。
康少見反覆跟我提起他在彭州銀廠溝謝家店子看到的慘象，幾公里的山崩將一片農家樂掩埋得僅剩半扇木牆，一個小隊的人僅3人倖存。
他說，剛到現場的時候，他差點踩到一具屍體。
17年前的慘象，他幾乎終生難忘。
康少見
2008年的時候，簡光洲也在汶川地震的現場採訪。但於他個人而言，那一年最重要的一篇報道的標題是：《甘肅14嬰兒同患腎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當時，已經有好幾家媒體報道過嬰兒患腎病的新聞，但直接點名「三鹿」並指出腎病與奶粉有關係的，簡光洲和《東方早報》是第一個。
你現在回頭看那篇引發了行業地震，導致了官員落馬甚至加速了《食品安全法》立法的報道，從寫法上和調查手法上，其實是調查報道的常規操作。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選題和勇氣。
簡光洲說，他是從武漢媒體的一篇報道里發現了這個選題，然後跟進採訪，之後甘肅的媒體又報道了類似的事情，他再度跟進採訪。採訪接近完成的時候，他又聯繫了三鹿方面。整篇報道，其實是靠電話採訪完成的。
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篇報道，將在2008年的輿論場，掀起滔天巨浪。
簡光洲一直都知道這篇報道巨大的危險性，當年9月10日晚交稿後，他就做好了離開新聞行業的準備。從報社回家的路上，他還是反覆在想那篇稿子，後來又轉頭回去，讓編輯寧希巍加上了一句：「目前尚不知患兒所使用的奶粉是否為假冒偽劣產品。」
他說，確實不排除患兒喝的是假三鹿，因為這樣的事兒也發生過。加上這句話，會讓稿子更嚴謹，也能規避很多風險。
這篇稿子引爆了當年震動全國的「三聚氰胺事件」，他也因為這篇報道，在當年力壓張藝謀，被《新周刊》評為「年度人物」。
我想念一下他的頒獎詞：
真相因良知而顯露，黑幕因勇氣而洞開。他打破媒體「某」規則，直接說出了「三鹿」兩個字，引發了中國奶製品行業地震，間接挽救了無數嬰幼兒的生命健康。在螻蟻撼大象的背後，他和他所供職的《東方早報》的誠實和勇氣，還原了傳媒的公共價值和監督角色。他只是一個記者，但他代言了2008中國傳媒的良心。
這樣的榮譽，既是簡光洲個人的榮耀，也是以百年大報自許的《東方早報》聲譽的頂峰，更是那個黃金時代的見證。
簡光洲
04
三鹿報道刊發之後的四年，簡光洲離開了新聞業，轉型進了公關行業。
他離開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報道的空間日漸逼仄，二是生活的壓力。他當時有了女兒，需要承擔更多的經濟壓力。
又過了三年，人稱「康少」的康少見也辭任《京華時報》末代深度部主任，轉身去了騰訊。深度部在京華內部屢建屢撤，但這次再也沒有恢復。2017年1月1日，《京華時報》正式休刊。那一天，同時休刊的，還有簡光洲的《東方早報》。
一南一北兩家曾經輝煌無比的報紙成為歷史，標誌著那個黃金時代一去不返。
從此，新聞業的車輪開始滾滾駛向流量和短視頻的時代，一個又一個優秀的記者開始兵荒馬亂地轉型。
在時代的劇烈變化中，楊萬國也作別《新京報》，南下杭州，投身阿里的公關事業。此前，他曾在報社內部執掌一個事業部，並創辦《新食品》周刊，背廣告任務，嘗試為報社掙錢。做了一年多，他負責的事業部在十幾個事業部中名列前茅，但他依然覺得他夠嗆能改變潮水的方向，於是轉身離開。
再後來，他在阿里系統多次輾轉，最終去一個上市企業做助理副總裁，成了公共事務的一號位。再後來，他在四十多歲的高齡裸辭，搬去了香港，然後就聽到了他開始賣保險的消息。
我一直以為他早已實現了財富自由，但當我看到他在香港租的是50多平的「老破小」時，我非常詫異。
我問他：「你的遊艇和別墅呢？」
他哈哈大笑。
搬去香港之前的那段日子，他狀態很差，常常失眠。
聽聞我也失眠，他還給我推薦他吃的那個鹽酸達利雷生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失眠幾乎是中年人的必修課。按說像我這樣生活壓力沒那麼大的人，不該失眠。但我也會一夜一夜地睡不好，稍微有點動靜就醒了，然後再也睡不著了。
楊萬國推薦的那個鹽酸達利雷生片，我回膠南後吃了好幾次，確實比褪黑素效果好太多。如果有同樣失眠的中年朋友，不妨一試。
搬來香港是「卷王」楊萬國第一次由著自己的性子為自己的生活做出選擇。
他說，很喜歡香港的生活——自由自在，沒有人刻意的關注你，但如果求助，也有人真誠的幫助你。
即使他放棄了杭州的大房子，生活在香港的「老破小」里。
那天晚上，他去菜市場買了很多海鮮下廚做飯。很少在家喝酒的他破例去便利店買了啤酒，酒過三口，我問他現在的工作，他從金融講到了體制，從美聯儲講到了特朗普，唧唧歪歪講了很久，我一個字都沒聽懂，也不想懂。
他反覆言說的，其實是這份工作的意義。我覺得他有病，賣保險的意義難道不就是掙錢嗎？
顯然他並不這麼想。
就像簡光洲那天下午在辦公室給我講的公關行業一樣，他隻字不提做買賣的技巧，反覆強調的也是底線和意義。
去了騰訊的康少見，在各個部門兜兜轉轉，終於還是無法適應大廠的節奏，在38歲那年，辭職回鄉，拍三農短視頻，賣農產品。
17歲那年，他從恩施大山深處的走馬鎮去了武漢的湖北大學，成了村裡的第一位大學生。21年後，他再度回到走馬鎮，開始一段新的人生之路。
我從宜昌開了四個多小時的山路去走馬鎮找他，他拿出了珍藏的紅酒在鎮上最好的農家樂招待我。酒桌上，聊起他現在做的事兒，他反覆說的也是意義。
他直播帶貨這個事兒怎麼看都不是個掙大錢的買賣。人家大主播都是帶別人的貨掙傭金，康少見是自己拍片子，做自媒體，自己種茶，自己熏臘肉再自己直播賣，甚至還要自己分肉。
他把一個走在時代潮頭的直播行業，生生玩出了趕集的感覺。
他說，他不敢賣他沒有把握的東西。他的很多粉絲，都是他的熟人和朋友。
第二天中午，他在自己的視頻號「康少見」上直播賣豬肉。他花了兩個冬天的時間，學會了分豬肉。鏡頭前的他拿著殺豬刀分豬肉時是如此認真，就像他當年寫稿一樣。
直播中，他突然問說：「如果當年的老朋友看到他現在的樣子，會不會有點心酸？」
我不知道。
我後來在他的直播間下了三單五花肉，寄給了我為數不多會做飯的朋友。
去年，簡光洲開始賣酒，酒名就叫「簡酒」。在上海，他叫上了幾個老朋友晚上一起喝酒，幾杯簡酒下肚，大家聊的還是行業往事，最後竟然討論起了新聞業務。
第二天，我去澎湃新聞新的辦公室，在小馬的座位後面，掛著曾經的《東方早報》中國新聞部的座右銘：乾乾淨淨做新聞。
我終於明白了「簡酒」包裝盒上印著的那句：講真話，喝簡酒，到底意味著什麼。
那些曾經為理想拼過命的人，那些曾經被意義感照耀過的人，以後無論走到哪裡，那些自己篤定的東西，總在默默流淌。
那塊標語的不遠處，坐的正是簡光洲曾經的編輯寧希巍，當年，正是他親手編輯了三鹿的稿子。17年了，他還在。
這非常不容易，有時候，留下的人可能比離開的人更加不容易。離開的人畢竟還獲得了經濟上的改善，而留下的人，卻需要和這個行業同生共苦。
雖然已經反反覆復做了好多期視頻了，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向諸君講述調查記者。
我的前同事曾經在我一條片子里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你曾經做過調查記者，你將用一生去懷念它。
他們懷念的是什麼呢？
我想，就是楊萬國反反覆復提及的意義感，你曾經做過那樣一份有意義的工作，你的工作曾經那樣真切地改變過他人的命運，這樣的自豪感、榮譽感、獲得感和滿足感，其他任何一份職業都無法做到。
所以，即使到了其他行業，他們曾經篤信的那些東西，融進血液里的那些東西，總會在不知不覺中流淌。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願意和調查記者們打交道，因為他們無論走多遠，都很難忘記自己為什麼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