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隨著出生率下降，教師群體中開始頻繁討論起「生源危機」。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教師成批分流到其他單位，而與此同時，沒有編製的臨聘老師，受到的衝擊往往更大。
比如今年7月，一位江西老師在問政平台上投訴自己被無故解約，當地教體局的回復很直接：「因人口減少，小學人數銳減，各小學不再續聘非編教師。」
類似的政策已不新鮮。去年，江蘇如皋教育局發文，要求在「生源波動」的背景下，「讓有限的編製充分發揮作用」，其中明確提出，「不得再新聘代課教師」。
還有許多地方，沒有通知，但崗位的的確確消失了——許多臨聘老師臨近開學，才知道自己今年沒了工作，急忙開始投簡歷。一些人失去的不僅是薪水，還有教師身份帶來的體面。一個女孩至今沒敢告訴父母，自己已經去了養老院做社工，「怕他們接受不了」。
文丨王熙媛 周航
編輯丨王一然
直到秋季學期開學前兩天，臨聘教師楊帆才後知後覺，自己失去了工作。那天，她同校任教的男友被拉進新建的年級教師群，她卻始終沒有等到邀請。
後知後覺的，還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去年，她帶的兩個班成績都名列前茅，學校還特地把「火箭班」交給她。年級主任當面誇獎她：「明年一定要把你留下來。」
但潮水來臨時，或許沒有人能例外。那天，楊帆去問年級主任，為什麼自己沒有進群，對方回復：「我把你的名字報上去了，校長篩掉了，說不缺人。」
楊帆所在的學校建校不過三年，她在建校第二年入職，她記得當時臨聘教師群里有一百多人；去年秋天只剩三十多個，直到上學期剩下不到十個；到今年夏天，人們互相打聽：「你被拉群了嗎？」答案都是「沒有」。
嚴格來說，這稱不上「清退」，而是不再續約。楊帆每年都要和學校重新簽約，只簽到六月。她覺得最「雞賊」之處是，七八月不發工資，學校卻照樣給她繳社保，「怕開學還得用你」。
臨聘老師，也是一般意義上的代課老師，合同大多為期一到三年。在過去四年，南京的音樂老師果果換了四所學校，她稱之為「流浪式任教」，「每年暑假都像抽盲盒，不知道下一站在哪。」
她簽的合同也很不一樣。有學校連合同都沒簽，每月打兩千多塊到她賬戶，才教了兩個月，就說來了編製老師，不需要她了；有的合同只簽到六月，這樣可以省下暑假的薪資。
果果最喜歡那所簽約一整年的學校。在那裡，她有績效、有獎金，有和編製教師一樣上公開課的機會，學校發生活用品、水果券、蛋糕券，也都有她一份，「真的給人一種錯覺，我會在這所學校干到退休」。
直到今年教師大會前夕，她接到通知，學校來了有編製的老師，不會再聘請她。而這個時間點，意味著她錯過老師招聘的高峰期，她氣得索性離開南京，回到了老家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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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群體，在制度上是被允許存在的。教育部2011年的文件規定：因教師進修、產假、病假或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等導致臨時缺員，難以調劑的學校「可以臨時聘用教師」。
但現實往往比政策更複雜。財政吃緊等原因下，不少地方變得更依賴這支「臨時」隊伍。《中國教育統計年鑒》顯示，2019年全國臨聘教師達到37.83萬，比2011年多了近10萬。有學者調查發現，一些地方「有編不補」和大量僱傭臨聘老師同時存在。出生率下滑的背景下，一些地方也更「巧妙使用」臨聘教師——有學者指出，為避免將來超編，部分地區選擇「技術性預留」編製。換句話說，許多人在入校的那一刻起，就註定只是被暫時需要的那群人。
楊帆也明白自己失業的原因。她老家江蘇某縣，近幾年鄉鎮人口減少，其中四所初中被直接撤併。有編製的老師調到城區，去年還屬於她的崗位自然換人了。
同樣在今年暑假，江西女孩素素也結束了自己的教師生涯。原因是相似的：有編製的小學老師過剩，調入幼兒園，擠掉了她的位置。
初中畢業那年，素素就決定做一名幼師。她參加了當地定向培養項目，讀五年書，拿到大專文憑後回家鄉幼兒園。那是2019年，她大學畢業，通過縣教育局考試，成了一名「區聘老師」，和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簽約，為期三年。
她記得剛工作那年，鎮上的幼兒園老師還是沒幼師證的「臨時工」。她入職那年起，連續幾年招區聘老師，才逐漸補齊「兩教一保」——每班兩名幼師、一名保育員。全園三十多個老師，除了七八個有編製，其餘都是區聘。
這幾年，她眼看著學生一年比一年少。剛上班時，鎮上還有四所村級幼兒園，今年最後一家也關門了，學生都集中到中心幼兒園，人數仍不及當年。幼師群體里，最先被淘汰的是沒證的「臨時工」，今年終於輪到她們這批「區聘老師」。先是1月，四位老師合同到期被告知不續簽；7月，包括她在內的五人等來同樣的通知。
素素說，園長也很焦慮，說她們對幼兒園很重要，還曾和上級溝通，但是最後回復的消息是，「根本就沒有位置」。
「我們確實是幼兒園的主心骨，有當後勤主任、保教主任的，有當班主任的。」電話里，素素止不住嘆氣，「可上級領導不管這些，他只看人數。」
大家很快接受了解約的現實，「都知道工作反正沒有了，也沒有什麼挽回的地步了」。能爭取的只有賠償金。素素拿到了六個月工資，以補償她過去六年的付出。
楊帆則連賠償都沒敢爭取。男友還在學校，她怕給他惹麻煩。得知失業的那天，她一晚沒睡，只是默默刷社交平台、招聘網站和人才交流群，為自己尋找下一站。
這次向我們講述的臨聘老師都是女性，這並非偶然。有學者2019年在華北某縣調研鄉村臨聘老師情況，受調查的486位老師中，女性有479人，平均年齡34.3歲。
教師行業女性居多，臨聘老師更是如此。另有學者在2020年調研了12個省份36個縣的教師數據，在編老師中，女性佔比62.19%，而編外的臨聘教師中，這一比例抬高至84.47%。
說起為什麼做臨聘老師，楊帆、果果、素素的答案幾乎是彼此的複製粘貼，「父母覺得女生就應該做老師」「世俗眼光覺得，（老師）是一個對於女孩子體面好嫁人的工作」。
從一所重點大學畢業，楊帆也曾試圖走自己的路。她在南京一家傳媒公司做直播運營。下午兩點上班，深夜十二點下班。那份工作節奏快、壓力大，但薪資尚可：她作為新人，底薪有六千，算上合作主播提成有八千。
更吸引她的是這份工作的前景，公司旗下有很多百萬粉絲主播，負責人欣賞她，沒多久就把轉正提上日程。但她在縣城生活的父母，堅決不同意她「在外面瞎折騰」。她記得剛乾半個月，端午節回家，爸媽就說趕緊收拾回來。她回了南京，爸媽每天來一通電話，「一直要我回家」。
楊帆最後還是順從了。她回到家，聽從父母建議考公，但在80：1和120：1的報錄比現實中敗下陣來。後來，父母托親戚關係，把她介紹進縣城的初中做臨聘老師。
楊帆經常覺得，相比自己，父母更需要這份聽起來體面的工作。她成了父母口中「在某某學校當老師的人」。不過，「他們從來不會提臨聘這兩個字。」她說。
她基本月工資三千，比男友少近兩千。另外，她沒有公積金。但算上獎金、各種補貼，一個月平攤下來六七千收入，她其實也挺滿足。
為了保住這份工作，她比其他人更花心思教學：她發明積分制的「免抄卡」鼓勵學生舉手回答問題，還精挑細選了四個課代表，給吃給喝，讓他們幫忙監督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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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帆的努力也不僅僅為了維持這份脆弱的體面，她也在乎「作為老師的價值」。她常年貧血、低血壓，頭一年做班主任，累得好幾次差點暈倒在辦公室，學生成績沒那麼理想，她覺得很挫敗。第二年，為了「再次認可我自己」，她辭掉班主任，更專註教學，所帶的班級月考一直第一第二。這份成績讓她即使失去工作，「也沒有很失望傷心，因為至少也證明過自己。」
她有時也會羨慕男友的鬆弛感，有次對他說，「你（的班）哪怕考十次倒數第一，領導也不能把你辭了。我（的班）要是考兩次，領導就說這老師不行，明年不要了。」
家庭餐桌上，男友經常被拿來當作讓她考編的正面典型。但楊帆在家鄉根本沒法考。她學的是財會專業，而教育局招聘都要求師範類專業。只有少部分崗位不限專業，但要求碩士學歷，她也只有本科學歷。當年她也打算過考研，書都買好了。但和父母的一次長談改變了她的想法：家裡條件一般，弟弟還在讀初中，讀研需要學費和生活費，財務專業的費用還更貴。就這樣放棄了。
在體制里，編製永遠是條清晰的分界線。和在編老師相比，臨聘老師基本工資和五險一金有著顯著差距。福利也有差別，大到過節費，小到體檢，她們經常發現自己被忽視了。
在寧波某小學，音樂老師陳可欣享受到的公平待遇是能收到同樣的節假日禮品，但又沒公平到能參加年度體檢；教育局組織旅遊，編製老師能報3000元檔的，她只能報1500元檔的。
陳可欣也知道，自己隨時都可能失去工作，她選擇主動疏遠人群。開全體教職工大會，別的老師在一起有說有笑，她只低著頭玩手機。
就連考編，工作三年的她也已經「擺爛了」。她畢業於綜合性大學音樂師範專業，和專業的音樂學校有差距。而當地音樂老師的統考招錄比例大概是100：1，和更年輕的畢業生一起競爭，她已經不抱希望。
老師莫莫同樣討厭自己在學校的處境。每年都有人問她，「你報名了嗎？」「考上了沒？」在這裡，在編老師默認代課老師一直要考編，「默認你會一直考到35歲」。
莫莫很坦率，說這份工作是父母走關係安排的。在江蘇某座小城市，她覺得身邊臨聘老師有一些共同之處：家裡經濟尚可，家長看重學校的社交環境，「畢竟有的職業碰到的同事層次比較低。」
但真進到學校，她覺得這工作根本不像社會上說的那麼輕鬆。領導經常讓她做雜活，還安排無薪幫上課，「美名其曰鍛煉能力」。她覺得這也和臨聘老師身份有關：年輕、怕失去工作、普遍比較聽話，領導更願意使喚。
但她不一樣，「我覺得我拿2000多，沒有必要干一萬的活吧」。有次，領導找她做PPT，她以太忙為由拒絕了。之後領導把聊天記錄發給她父母告狀，「說我太懶，不懂得職場人情世故，連領導都敢拒絕。」
在學校，她也能感受到老教師們語言的不屑。有次他們討論學校活動，她湊過去，想一塊聽下，他們說，「這個跟你沒關係，這是體制內的事」。
這份傳說中好找對象的工作，卻讓她自己相親時沒有底氣。介紹完自己工作，總要補充，「我會繼續考試的」「我是個上進的人」。說這些話的時候，她說「自己都感到臉紅」。
只待了一年，在經歷一個暑假的思考後，莫莫決定離開，開學前領導問要不要來上課，她說不去了。
莫莫說，她害怕像學校里那些30多歲的臨聘老師，結婚有了孩子，更陷入這泥潭中。「代課老師就是溫水煮青蛙，拖得越久，越難找工作」，她覺得所謂體面，不過是一種自我安慰的話語，「大部分當代課的人不可能就這麼甘心一直待下去，他們心裡肯定是很掙扎的，只不過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安慰自己吧。」
剛開始，父母埋怨她裸辭，但她找到現在這份薪資翻了幾倍的工作後，他們也不說什麼了。她覺得自己有了真正的「尊嚴」，再去相親，「很有底氣說出自己的工作」。
但幹了六年幼師，失去工作兩個月後，素素還是懷念著幼兒園的工作。下班走著就能回家，晚上還有時間打球，到了周末，能約朋友出去玩。她老家有景區，家裡開了民宿，忙的時候，還能幫幫忙。她覺得已經過上了想要的生活。
當地工作機會也很有限。最近，她看到縣裡其他鎮有私立幼兒園在招老師，月薪兩千多，她還猶豫要不要去面試。身邊朋友都不理解她，「說去廠里打工都能有五千塊」。
她自己想想也覺得好像不值當。她現在領著失業金，都有1500元，而且她也不知道那所幼兒園能維繫多久。
也許也是自己太追求安逸了，但她確實也不想跟著父母做民宿。那樣太累了，幾乎全年無休。何況她還有個弟弟，「民宿以後肯定是他的吧，因為女孩是要嫁人的」。
處處是圍城。當一些人離開，一些人被驅逐，還有許多人在擠破腦袋，求一份臨聘老師的工作。
在廣東一個地級市，這學期應聘時，陳曉玲看到一張面試簽到表上的競爭更激烈了：應聘者不乏教齡5年、8年，甚至10年以上的，有重點大學本科，也有研究生。
這個2001年出生的女孩，社交媒體簽名是長長的句子：「一直在努力的師範生，一直在奮鬥的師範生，一直在期待上岸的師範生」。
過去的三四年，陳曉玲已經考了十次編，她覺得臨聘教師的工作至少讓她不用脫產備考。為了更好地準備教師編的面試，她離開此前教學要求不高的原學校，去往區里更好的學校，希望藉此鍛煉面試能力。像追逐一趟末班車，她覺得考上了，也不用再擔心生源減少，「就算調崗了也還是會有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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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行總是需要更多勇氣的。從南京換了四份臨聘老師工作後，回到廣州的果果走出了第一步，在一家公司做電商文員。收入比不上做老師，單休，但她想給簡歷增添點不一樣的內容。
「我想通過我的轉型告訴大家，你的人生除了當老師還可以干很多事情，不要被所謂的『體面』、世俗的眼光給束縛，趁年輕，趕緊逃離這份『夕陽產業』。」果果說。
但其實果果也很糾結，要不要再做迴音樂老師。她很懷念待在講台的日子，學生們也喜歡她，會圍著她，下課了和她打招呼。她最新的帖子記錄了自己工作的點滴，像是一篇對過去生活的訃文，「那種被需要、被信任的滿足感，誰懂啊!
」
失去工作後，楊帆第一時間也想再找一份臨聘老師工作，但時間太晚了，所有缺口都補上了。
她來到縣城裡最大的教培機構。面試時，負責人說：「我們這裡是正規機構，以教學為主」。但正式上班，她頭天就被告知，「老師們，今天我們的電話KPI是160個」。
事實上，只有周末安排了一節課，她其餘時間全在公司打電話招生，每個電話要填表、拍照，還被家長頻繁質問「你們哪來的電話號碼？」只幹了三天，工資都沒要她就跑了。
剛失業的時候，楊帆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要離開縣城，去更大的城市。但感情讓她留了下來——在縣城，她說除了體制，最高薪的工作就是進廠或銷售。她覺得自己身體受不了12個小時不停在紡織廠拉布，再者，「我覺得自己還沒到需要去做體力活的地步。」
在求職網站看了一圈後，她決定到小區10分鐘路程外的一家養老院做社工。單休，每個月三千多，比她看的其他工作薪資低，但她看中這是個朝陽行業，沒準還能發展做自媒體。
養老院和原來的學校在一條街上，她很快感受到了尷尬。小區里認識的鄰居在養老院看到她，「你怎麼來這了？」「你不是做老師的嗎？」一傳十，十傳百，很多人都知道了她去了養老院。大家也不知道社工幹嘛的，她聽說自己在別人口中，變成養老院前台了，「雖然社工也沒什麼含金量」。
她心裡清楚，自己也沒有完全跨過內心的阻礙，「面子上確實有點掛不住」。有次在養老院，她碰到認識的快遞員，他們各自瞄了對方一眼，她幫對方叫完取件人後，立馬逃跑似地走開了。她擔心別人以為她之前說自己當老師的事情是在撒謊。
讓她困擾的還有，這件事要怎麼告訴父母。中秋節，她照例給父母送禮物，但自己沒敢去，讓男友代勞了。她沒讓男友吐露她現在的工作，「他們可能會很難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