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婚介，收割中國男人

最終，陳江選中了23歲、代號「yin yin」的女孩，並支付了18.8萬元現金。作為乙方，他在一份《婚姻介紹協議》上籤了字。協議有效期一年，其中明確規定：甲方向乙方保證女孩真心自願嫁予乙方，若女孩非真心實意、存在欺騙行為或擅自出走，經核實後，甲方需全額退還所有彩禮；待乙方與女孩生育子女後，甲方將協助辦理孩子落戶及雙方結婚登記手續。簽約日期為當天，2025年2月15日。

王稟作為甲方簽下名字，並拍著胸脯作了保證，「跑了，我全權負責。」

彼時的陳江，以為自己買下了後半生的安穩。然而，這份重金買來的安穩僅維持了數月——在經歷了兩次退換後，他帶回的第三位新娘，最終失蹤了。

在他的視線之外，一張龐大而隱秘的跨國「婚介」產業鏈，正從陝西、河南，延伸到湖南、江西，從寮國、緬甸蔓延至柬埔寨。它精準地圍獵那些在婚戀市場上被擠壓、被淘汰，乃至被家庭逼到絕境的男性。

中介或許是其中唯一的贏家。

在這條隱秘的產業鏈上，陳江們是最終的付款方。那些短暫成為他們「妻子」的異國女性，則是被反覆利用的、有保質期的「商品」——我們曾試圖尋訪這些在整個鏈條中失語的外籍女性，但最終未能成行。而打拐志願者上官正義提供的大量線索，則幫助我們進一步還原了這條產業鏈的運作全貌。

這樁交易的唯一贏家，或許是那些遊走在灰色地帶，精準收割雙方困境的中介。

「商品中轉倉」

對買家而言，這場交易的售後體驗是毀滅性的。

陳江帶回家的「妻子」，那個在協議上被稱為yin yin的女孩會說中文。陳江說，她到家後，很快便開始要求各種高消費，比如買配置最高的蘋果手機，還總無緣無故辱罵自己。他找王稟，要求更換一個女孩，可換來的這個女孩幾乎不做任何家務。直到換到第三個，情況才有所好轉——女孩很勤快，陳江一度以為找到了合適的人。

然而，9月20日，她突然失蹤了。

今年2月8日，湖南人老李為有聽力障礙的兒子，支付了同樣的18.8萬元，購入了同一批次的「商品」——也是從王稟手上。老李至今記得去王稟家院子里挑選新娘時，那裡瀰漫著柴火燃燒的味道。一群外籍女孩，低著頭，圍在火堆旁烤火。

同樣的流程走下來，老李為兒子帶回一名緬甸女子。

這筆交易起初看起來物有所值。老李說，「兒媳」表現得十分乖巧，會主動洗碗、做家務，還跟著兒子去工廠打工。她會簡單的中文，能熟練叫出「爸爸」「媽媽」「老公」。 一家人滿心歡喜，婚紗照拍好了，正張羅著辦酒席的事。

9月5日，「兒媳」突然不見了。

她走得沒有任何徵兆。臨出門前，和「丈夫」說去買點兒東西，馬上回來，但遲遲沒有歸來。老李四處打聽，終於通過「兒媳」的朋友聯繫上了她。視頻那頭，女孩哭得傷心，說是想回老李家，但他們（中介）不讓她回，還扣下了她的錢。老李提出去接她，對方又始終不肯透露自己的具體位置。

「我兒子是真心喜歡她。那女孩跑了之後，他整天待在房間里，不說話也不吃飯。」老李嘆息著。當初支付的18.8萬，是他和兒子在廠里打工十幾年攢下的。

老李說，「兒媳」消失後，自己到相關部門求助過。得到的答覆是，「找婚介解決，我們沒辦法，這屬於民事糾紛」。可在老李看來，「這明明是詐騙啊」。他找到律師諮詢，對方的說法是，「這份協議本身就是違法的，因為涉及偷渡人員，想要立案非常困難。」

一份外籍「婚姻介紹協議」

上官正義最近正密切關注跨國騙婚問題。根據他的觀察，這種情況官方之所以不好處理，有時緣於一些執法人員的惻隱之心，「因為買賣同罪，一旦立案，買家勢必也會被判刑。那些買家多是農民，本來就被騙了錢，再被判個刑，人財兩空。有的執法人員也覺得他們可憐。」

至於找中介尋求「售後服務」，更是無從談起——王稟早已不見蹤影。

陳江則從警方處獲悉，王稟目前已經被拘留。

直到此時，老李才後知後覺地發現，這場所謂的「跨國婚戀」，背後是一個遠比想像中更嚴密的騙局。王稟實控的那家婚姻介紹有限公司，表面上是合規經營的婚介機構，實則疑似組織跨國騙婚的據點。

有知情者透露，王稟等人內部分工明確——有人負責從緬甸組織女子偷渡進入中國境內；有人專門在周邊地區，通過熟人介紹、業務員推廣的方式招攬客戶；還有人在鎮上負責接應、安置這些偷渡而來的緬甸女子。每一批運送的緬甸女子多達數十人，「定價」分為18.8萬和20.8萬兩檔。

通常過半年左右，中介就會安排這些女子以「逃跑」的方式離開買家，再轉介紹給下一家，形成一個完整的「詐騙閉環」。

村民們知道王稟院子里的秘密。那是一個「商品中轉倉」——一批批外籍女孩被運來，又被一輛輛外地牌照的汽車提走。知情者透露，「她們根本不是真的想結婚，而是來『上班』的。」抵達瀏陽後，女孩們會被統一培訓：包括如何與男方及其家人相處、如何在半年內「製造矛盾」，讓男方主動提出換人；如果男方不主動退人，就尋找機會偷偷逃跑。

她們的手機通常被中介嚴格控制，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就算能成功逃跑，也會被中介的人接走，再安排給下一個客戶。每一次「成交」，她們只能拿到少量提成，大部分利潤被中介團伙截留。有的女孩，甚至被「轉手」過三次。

供應鏈

任何交易的背後，都有一條完整的供應鏈。江西上饒余干縣的「毛總」就活躍在這條供應鏈上。

余干縣玉亭鎮的街巷，似乎總被揮之不去的潮濕空氣籠罩著。在這裡，「娶媳婦」是許多單身男人壓在心頭數年的巨石，也成了他們最容易被擊中的軟肋——也因此，當「媒人」帶著「越南新娘」出現時，他們以為抓住了救命稻草。

2023年初，老湯為侄子李剛的婚事愁得夜不能寐。偶然一次，他聽說有人能介紹「越南新娘」。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老湯找到了在當地「跨國婚姻」圈子裡小有名氣的毛總。

毛總，1969年生，余干本地人，是個半文盲，平時以養殖為生。

見到老湯後，毛總當即表示，有一個越南女子願意嫁給李剛，但需支付7萬元媒人費和禮金。考慮到老湯家並不優渥的經濟狀況，毛總爽快地說，可以先支付4萬元，剩餘款項後續補齊。

2023年1月10日，老湯見到了那個越南女子。女孩乖巧的模樣，讓老湯徹底放下戒備。他當場通過轉賬加現金的方式，支付了4萬元。侄子則高高興興地把女子接回了家。

可這份喜悅僅僅維持了4天。1月14日，女孩像是人間蒸發了。

驚慌失措的老湯第一時間聯繫毛總。對方一會兒說，「可能出去買東西了，過會兒就回來」；一會兒又辯解，「或許是不習慣家裡的生活，暫時出去散心了」。直到多次聯繫無果，想要追回錢款時，老湯才猛然意識到，自己和侄子都成了這場騙局的受害者。

直到2023年8月8日，毛總因涉嫌詐騙罪，被上饒市偵查機關刑事拘留後，有關騙局的更多細節，才得以查清。

這場看似偶然的「逃婚」背後，隱藏著一個分工明確、運作成熟的犯罪團伙。

作為團伙的「靈魂人物」，毛總掌控著騙局的每個關鍵環節。他一邊負責聯繫越南籍女子，為市場尋找「穩定貨源」；一邊深入當地單身男子家庭，挖掘有潛力的買家。為了讓騙局顯得真實可信，他還特意租用他人住所，偽裝成越南女子的固定生活場所，專門用於和男方「洽談婚事」、讓男方「考察情況」，用精心營造的「家」的假象打消對方疑慮。

同時，他需要精準把控見面、談價、收錢、逃跑每一步的節奏，確保「生意」順利推進。

某中介與中國客戶的聊天記錄

何光在團伙中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主要負責對接一個叫朱生的男人，讓其在騙婚過程中充當「保證人」，增強男方的信任感。據何光事後供述，他之所以參與其中，是因為毛總承諾「每做成一樁『婚事』，就給2000元好處費」。與男方接觸時，若是朱生不在場，何光還會按照毛總的安排，冒充「老闆」，在談妥價格的關鍵節點上，配合毛總答應男方的要求，用「權威身份」進一步穩固男方的信任，讓騙局更難被識破。

作為「擔保人」，朱生是收取彩禮的「關鍵樞紐」。每當男方與越南女子「談妥婚事」後，他就會主動上前，與之簽訂「擔保書」，白紙黑字地承諾「越南女子在一年內不會逃跑」，有些時候甚至會誇大其詞，保證「女子能順利生育」。而男方通常會將高額彩禮以現金或轉賬的方式直接交給朱生，再由朱生按照毛總的指示，將錢款在團伙內部進行分配。

「工具人」

而被當作貨源的越南女性，更像是這場騙局中的「工具人」——她們需要按照毛總等人的安排，學習簡單的中文，練習溫順的神態，在與男方見面時表現得乖巧懂事，營造出「願意踏實過日子」的假象。拿到錢款後，再按照事先約定的計劃，尋找機會悄悄溜走。

作為這條供應鏈上最底層、最脆弱的一環，許多人並非自願，而是被暴力和貧困推進了這場交易。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此前的一份報告指出，許多緬甸女性是在逃離戰亂時，被以「中國有高薪工作」為誘餌的熟人拐騙。她們被許諾在工廠工作，然而一旦跨越邊境，便被沒收證件，被迫進入跨國婚姻市場。而「中國的男女性別失衡，尤其是在農村地區」，意味著對妻子的需求很高。

17歲的尼約回到了緬甸撣邦的家中，她和朋友此前被中間人賣到了中國。

被毛總當作商品的兩名越南女子事後供述，她們也是被越南當地的中間人介紹來余干參與騙婚的。每完成一單騙局，能拿到3000元到24000元人民幣的「報酬」，至於在男方家待多久、何時逃跑，全由她們自己根據情況決定。

不僅如此，毛總還曾誘導她們，讓她們介紹更多越南女子來參與騙婚，並承諾「每成功介紹一個，就給3000元到5000元的介紹費」。

「梨視頻」此前一條有關越南新娘的視頻中，越南女孩Ab Cai稱，當她身邊第一次有朋友被拐賣時，她感到害怕，但當有兩三個朋友被拐賣走後，她開始習以為常。在當地，人販子通常帶著友善的面孔出現，以「男朋友」的身份，或是提供工作機會等理由誘惑女孩們。

每次有女孩失蹤，村裡的人都會集體去找。但兩三天後找不到，他們就知道，女孩不會再回來了。2011年-2017年，越南警方記錄了約2700例人口販賣案，近6000人受害。這其中，的確有一些越南女性為了擺脫貧困，自願選擇跨國婚姻。但同時，也有很多女性被綁架、拐賣，被迫進入婚姻。而在近6000名受害者中，只有10%回到了越南。

回去的女孩通常被貼上「壞女孩」「活該被拐賣」的標籤。公益機構Hagar項目主管透露，在越南社會，通常是「受害者有罪論」，而沒有把受害的女孩看作社會問題的犧牲品。很多人認為這些被拐賣的女孩是自找的。

被「催熟」的市場

儘管毛總這條供應鏈已經被司法機關摧毀，所有相關人員均被判刑，但市場需求仍然旺盛。這意味著，新的供應鏈很快就會在別處重建，依然會有買家前仆後繼。

2019年，發表於《中國公安大學學報》的論文《我國拐賣婦女犯罪特點及治理策略——基於1038份裁判文書的分析》中指出，在文章統計的1662名受害者中，近40%為外籍，主要是越南籍。而收買包括近40%外籍婦女在內的1662名受害者的，主要是農村男性。文章統計的數據顯示，受害者「流入地」類型中，農村佔91.5%。

26歲的陝西人李偉，就是被父母推入這個市場的。

作為家中長子，大專畢業後，他進入江蘇一家工廠工作。他不想太早步入婚姻，但父母不同意，每次電話中，總是督促他趕緊找對象，快點兒結婚。

多方打聽後，父母聽說附近有村民通過一個姓牟的中介，花十幾萬元尋到了寮國媳婦。這個「成功案例」，讓他們相信這是一條高性價比的捷徑。

「我爸媽那段時間天天給我打電話，讓我去寮國看看，就當出去旅遊一圈。」架不住父母軟磨硬泡，李偉同意了。

李偉去寮國時，拍攝的街景

2024年10月15日前後，他和四五名同鄉一起辦了簽證，遠赴寮國「挑貨」。出發前，牟老闆承諾，「去了就能挑，只要看中，就辦手續帶回來」。同時，他要求李偉預先支付了17萬元，理由是，怕他們「到了那邊又不想要了」。

17萬元，是李偉父母打工多年的積蓄，他們毫不猶豫地投入了這場交易。

抵達寮國後，牟老闆很快帶李偉見了三個女孩。儘管中介承諾會帶她們去做體檢，但李偉堅持親自陪同前往。正是這個決定，讓他的第一次尋妻之旅戛然而止——體檢報告顯示，三個女孩中，兩人患有梅毒，一人患有艾滋病。

「看到報告時我都蒙了。中介就是隨便找個女孩介紹，只要能拿到錢就行。」震驚與恐懼交織，李偉立刻拒絕了這樁交易。

第一次尋妻失敗，李偉本想就此打住，可中介勸他「再試一次，肯定能找到合適的」。於是2025年1月，他再次前往寮國。這次，牟老闆為他介紹了一個號稱20歲的女孩。李偉覺得女孩性格不錯，彼此用翻譯軟體也聊得來，便同意帶她回中國。

可從寮國海關入境時，海關檢查發現，女孩實際年齡只有16歲。最終，女孩因年齡問題被遣返，李偉隻身回到中國。

回國後，他找牟老闆討要費用，可後者態度惡劣起來。「他的說法是，女孩已經介紹給我了，是我自己沒帶回來，跟他沒關係。還說錢都給女孩家當彩禮、買黃金花掉了。」李偉說，實際上，家人支付的17萬元中，只有5萬元被當作彩禮給了女孩家，剩下全被中介拿走。此外，他自己還花了幾萬塊給女孩買金項鏈、金手鏈、金戒指，前後總花費近20萬元。

同去的幾名同鄉，也多是人財兩空。

一位29歲的同鄉本已將寮國女孩帶回中國，並在國內領了結婚證。但之後，他帶女孩體檢時，後者被診斷患有二期梅毒。他只得將她送回寮國。這段短暫的跨國婚姻也隨之終結。

另一位同鄉雖成功將女孩帶回，日子卻過得提心弔膽。「那些女孩不願意在家待著，整天到處玩，也不幹活，隨時可能跑掉。」在湖南嶽陽，有知情人透露，他同學為兒子買回外籍妻子後，不得不24小時日夜看守，以防她逃跑。大家都心知肚明這樣的婚姻毫無根基，不可能牢固，可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騙局升級

李偉和他的同鄉們，至少見到了「商品」本身。而在跨國婚介的鏈條上，還有更深的陷阱——它們瞄準的，是那些在國內婚戀市場已被徹底「清倉出局」，從而不惜一切代價的男性。37歲的湖南人李凡，就是其中之一。

「我身高1米59。」李凡反覆提及這個數字。他年入20萬，但在相親市場上，身高是無法彌補的硬傷。為了成家，他嘗試過各種辦法：給婚姻介紹所充卡、跑遍各地參加相親活動、在社交軟體上主動打招呼，可每次都以失敗告終。

真正把他逼到絕境的，是父母以死相逼。2024年，父母給李凡打了一通視頻電話。屏幕那頭，赫然擺著一瓶農藥，老人說，「你再不結婚，我們就喝農藥。」

李凡慌了神，「當時就想著不管用什麼辦法，先把婚結了再說。」

這份慌亂，讓他掉進了老鄉阿鵬設下的圈套。阿鵬與李凡同村，曾通過一個叫「蔣總」的人找過寮國媳婦。李凡也聽說，附近村裡有人娶了東南亞妻子，「她們像是中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女性，搶著幹活，淳樸又勤勞，把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

他據此認定寮國女人「都能過踏實日子」。

阿鵬將李凡介紹給了身在寮國的蔣總，他說「蔣很靠譜，幫100多個中國人找到了寮國媳婦」。

2024年11月1日，在阿鵬的安排下，李凡去了寮國。出發前，阿鵬幫他辦了旅遊簽證，說是「專門用來找媳婦的簽證」。到了寮國，李凡見到了蔣總。對方自稱1962年出生，「退休工人，有房有車」，還給他畫了個大餅，「我幫你找個靠譜的寮國女孩，辦手續、提親、體檢一條龍服務，保證你能把人帶回中國。」

可到了約定的見面時間，蔣總沒把人帶來，只是給李凡看了幾張照片，以「需要時間物色」為由，讓他先回國等消息，「你放心，等找到合適的，我就通知你再來寮國談細節。」

李凡相信了。到了2024年12月18日，蔣總通知他，可以再來寮國了。這一次，兩人談妥了「找媳婦」的總費用和付款節點。蔣總以「寮國換幣匯率高，現金換錢更划算」為由，拒絕了李凡微信、支付寶轉賬的提議，要求他用現金付款。

李凡當場支付了2.3萬元人民幣。蔣總說，這是「辦事費」，後續還有體檢、提親的費用。他再次拍著胸脯保證，「過完年就能讓你帶媳婦回家。」

中介收的現金

2025年1月，蔣總那邊傳來「好消息」，說是找到了合適的女孩，但需要先付體檢費、提親彩禮和辦護照和簽證的錢。於是從1月6日到22日，李凡通過蔣總提供的他人微信收款碼，陸續轉了7.5萬元；還按要求買了一部iPhone手機和一些女裝、鞋子，花了1.1萬元——蔣總說這些是給女孩的「見面禮」，對方肯定會滿意。

1月23日，李凡第三次動身前往寮國。可到了昆明，蔣總突然變卦，說是「女孩簽證沒辦好，我再給你找一個」。等他抵達寮國，蔣總還是不讓見人，只說「再等等」。

李凡意識到不對勁，提出退款。這一要求徹底激怒了蔣總。

兩人在寮國吵了起來。李凡記得，蔣總兩個很年輕的寮國老婆突然打開衣櫃，給他看裡面的一把手槍。李凡當場服軟，同意再等等，其實是想找機會逃跑。

在酒店住了幾天後，他偷偷聯繫上給酒店送貨的寮國人，花錢請對方幫忙買機票、安排路線。1月26日凌晨4點半，在寮國人的護送下，他終於逃離寮國。

蔣總的騷擾並未因李凡的拒絕而停止。見騙不到更多錢，他聲稱又物色到一個新的女孩，只是「有點陰道炎，治療幾天就行」。李凡再次明確拒絕後，蔣總拉黑了他。然而事情沒有就此結束——當李凡在網上發視頻曝光此事後，收到了匿名死亡威脅，「趕緊撤視頻，不然在寮國花幾萬塊找個殺手弄死你。」

這場失敗的尋妻，讓李凡和家人的關係降至冰點。父母因為他沒結成婚，說他沒出息，連個老婆都討不到，不僅拉黑了他，還鬧到村委會，說要和他斷絕關係。

回到工作所在地成都後，李凡以「被詐騙」為由報了案。2025年4月24日，成都市公安局龍泉驛分局對該案立案偵查。

除此之外，李凡還去寮國報了案。可當地的辦案經歷讓他觸目驚心。李凡透露，第一次去當地警察局報案時，他被索要7000元人民幣，他付了款，但警察根本沒把案件錄入系統；第二次再去，又花了600萬寮國幣（約合2000元人民幣），提供相關證據後案件才被立案，但至今沒有結果。

李凡收到的立案告知書

「那邊太腐敗了，找我要好處費，還能用中國的微信、支付寶收款。」李凡說。

但他覺得從另一方面看，自己還算幸運，「在寮國，只要沒見到女孩真人，就還有機會報案。要是真把女孩帶回中國，就算涉及人口販賣，買賣同罪，我也得被判刑。」

交易的代價

這絕非戲言。在這場交易中，「買賣同罪」可能是所有買家的最終歸宿。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相關規定，除了拐賣婦女要被判刑外，收買被拐賣的婦女，也要「被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上官正義的微博私信中，最近總能收到很多買家的留言。他們中的很多人不敢報警，畢竟報警對他們來說，可能付出更大代價。

這個代價，王芳體會得無比真切。2019年冬天，她的弟弟王博因「買媳婦」被警方抓獲，後期又被判了刑。「我爸到死都沒釋懷，他一輩子在工地上搬磚攢下的錢，一夜之間就沒了，一家人的日子直接回到了解放前。」

悲劇的根源，是王博在當地婚姻市場中的艱難處境——他25歲，身高1.6米，沉默寡言，初中肄業後便四處打工。在河南鄉下，這樣的條件想娶個本地媳婦，幾乎是奢望。

「那時候正常結婚，光彩禮加上買房買車，沒有四五十萬根本拿不下來。」王芳記得，父母四處託人說媒，但女方一聽王博的條件，立馬拒絕。

轉機出現在2018年6月。有人說，南陽唐河縣的中介仝進才手裡有「外國媳婦」，只要花錢就能帶回家，還能保證一年不跑。王家人動了心。

「我當時勸他們，這事兒不靠譜，是犯法的。」王芳在浙江工作多年，比父母多些法律意識。可她的反對，在傳宗接代的執念面前顯得不堪一擊。

最終，王家人湊齊了11.9萬元現金。其中包括王芳父母在建築工地搬磚攢下的積蓄，有王芳多年打工的存款，還有向親戚借來的外債。

從眾多外籍女性中，他們挑中了一個柬埔寨籍女孩。王家人給她取了個昵稱，叫「小雲」。

「她個子小小的，看著挺機靈，柬埔寨身份證上寫著年齡19歲。」王芳記得，當時中介還簽了一份「保一年不跑」的協議。

那段時間，王博每天下班後，都會帶她去鎮上買零食；母親劉梅不讓她乾重活，洗衣做飯都盡量自己包攬。為了讓小雲安心留下，王家按照當地習俗辦了酒席，請村裡的親戚鄰居見證這場「婚事」。

中介記的賬本

然而，這場交易終究還是出了問題。2018年12月22日，王博和劉梅因涉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被社旗縣公安局刑事拘留。三天後（12月25日），兩人被取保候審返回家中。但他們並未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依舊和小雲共同生活。

小雲不會中文，只能靠手勢和零星詞語交流，王博也完全聽不懂柬埔寨語。「他們倆住一間房，每天就靠手機翻譯軟體說說話。」王芳回憶，起初小雲還會主動和家人互動，但後來漸漸沉默下去，經常獨自對著手機發獃。

王家人沒太在意，只當她是想家。直到2019年初，王芳發現小雲經常躲在角落裡跟人視頻，說著聽不懂的話。也就是在那段時間，她開始頻繁地向王博要錢，以「買東西」為由，拿走了家裡的一些財物。

2019年4月的一個清晨，劉梅發現小雲的房間已空無一人——她失蹤了。王博發瘋似的在村裡尋找，卻一無所獲。

王家人的生活徹底陷入混亂。王博的父親原本就不太好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2020年元旦去世。王芳說，父親離開時，還拉著她的手問，那11.9萬能不能要回來，弟弟以後該怎麼辦。

2020年8月17日，社旗縣人民法院作出判決：王博、劉梅均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此案並非孤例。據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結果顯示，至少有12份涉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的判決書中，提到了唐河縣中介仝進才的名字。從他手裡「買外籍老婆」的人，涉及南陽社旗縣以及駐馬店泌陽縣等地。其中，泌陽縣一名田姓男子2017年從仝進才手裡「買」了一名外籍女子，後來司法機關介入時，這名外籍女子表示「自願繼續留在當地共同生活」，算是少數「未跑」的案例之一。

但大多數人沒這麼「幸運」。王芳記得，村裡其他通過中介買外籍婦女的人家，「有的生了孩子就跑了，有的沒待多久就不見了，有的還像我們家一樣，落了個家破人亡。」

在這些故事裡，男方往往覺得自己人財兩空，是最大的受害者——採訪中，他們總是這樣自稱。但顯然，這是一個殘酷的視角錯位：無論在判決書里，還是學術論文的統計中，「受害者」這一身份，都明確地指向被物化、被交易的婦女。所謂的「買賣同罪」，意味著從交易達成那一刻起，他們作為買方便已是共犯。

「其實很多人也知道這是違法的，甚至預感到可能會被騙，但還是抱著僥倖心理去嘗試，結果往往人財兩空。」在上官正義看來，要真正治理這一問題，關鍵在基層。「鄉鎮和村級組織應當承擔起主要責任，無論是買賣雙方、詐騙行為，還是藏匿涉案人員，都應納入日常治理。對那些知情不報，甚至參與介紹或包庇的鄉村幹部，也應該依法追究責任。」

緩刑期結束後，王博去了外地打工。他至今單身，也很少再提當年的事。

而遠在陝西的李偉，至今無法從那場失敗的交易中走出來。牟老闆依舊活躍，他老婆是寮國人，這成了他源源不斷「帶貨」的便利通道。「直到現在，他還隔三差五以探親為由，帶著幾個想找老婆的小夥子去寮國。」

11月中旬，牟老闆又在微信群發布了數個寮國女孩的照片，稱「需要找老婆聯繫我」。

新的交易，又將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