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互聯網公司里，有一小部分這樣的年輕人，高強度的工作、高壓的管理，讓他們很難適應，但大廠的高收入、年終獎、光鮮的履歷，又沒法馬上斷舍離。
為了能在有限的忍耐中獲得最大的收益，很多人選擇用離職倒計時的方式，為這種煎熬設定一個終點。
我們跟11位經歷倒計時的年輕人聊了聊，他們來自7家大企業，一個相近的感受是：工作強度從來不是壓垮自己的最後一根稻草，更多的是身為「工具人」的無意義感。
星期六, 13 12 月
在大廠倒計時的中國年輕人
當倒計時成為獲得解脫的念想，被工作撕碎的生活和自我，該以什麼樣的方式拼接、重建？
「距自由還有327天」
轉正答辯結束後的第三天，李昕就買了一本立牌。
立牌白底紅字，上面的小卡片可以翻頁，像日曆一樣，一天翻過一頁——她開始為這份工作倒計時了。
李昕就職於一家互聯網大廠，做內容安全，主要對社交平台上一些重大、複雜事件中的言論加以甄別，給出判斷結論。尤其是針對血腥、暴力、極端、違法違規的言論。但回到日常工作，她感覺自己成了公司系統里的「流水線勞工」。
李昕每天至少要對200條信息做回復。「如果單條信息你判斷超過了5分鐘，這條內容就作廢，不算你做的。」但很多事件需要了解背景，起碼是要花幾分鐘的，在「效率」的要求下，她只能捨棄這些環節，逼迫自己快速給出回復。
為了提升工作效率，公司設計了專門的辦公軟體。在這個崗位上，每人每天上班9小時，吃飯和休息的時間是被精確統計的，系統會隨時對每個人的工時排名，排名靠後的人會被約談。
有一次，李昕肚子不舒服，上廁所多花了些時間，她怕工時受影響，就把這個時段算作吃飯的時間，然後再把午飯打包回工位，邊吃邊工作。
「這套辦公系統，幾乎監控了我們在公司的每一分鐘。」李昕說，就像是有攝像頭在一刻不停地盯著你。工作累了，如果想直直腰、看看窗外的風景，她甚至會擔心，這個瞬間是不是也不算工時。
在讀研究生時，李昕看過政治經濟學的書籍，裡面提到：在工業時代，人被異化為機器的一部分。 「突然覺得很可悲，我學了批判這套系統的知識，現在自己成了這個系統的一部分。」那段時間，她和同事經常自嘲「大廠里的富士康女工」。
看到那本倒計時立牌時，她才能感受到些許安慰，立牌橙黃色的背景光顯得喜慶，每張小卡片上印著祝福語，「前程似錦」「萬事勝意」「好運連連」……這原本是很多家長買給中、高考學生，鼓勵孩子好好學習的。她上一次使用倒計時，還是備戰考研，那時的辛苦是有限的，可工作呢？在這個崗位上，真的存在「前程」和「好運」嗎？
她決定為自己這段職場經歷設一個終點，在立牌上寫下，「距離職還有327天」。後來，她把離職兩個字改成了「自由」。
下面的空白處，她想了很久，補上一行字，「要快樂，過有意義的生活，熱情地活著」。
去年6月，李昕買了一個可以倒計時的立牌。圖 / 講述者提供
開始倒計時後，李昕學會了把在公司的時間進行拆解。「把一天分為九個45分鐘。」第一個45分鐘結束，獎勵自己去茶水間接水；過了第二個45分鐘，起身去洗手間；挺過第三個45分鐘，吃午飯……第三個時段剛過了一半，她已經忍不住向朋友抱怨，「每一分鐘都是煎熬」。
李昕原本以為，像她這種悄悄倒計時屬於個例。「有一天一搜索，這樣的人一大片。」很多人在社交平台打卡，倒數著離開的時間。評論區反應也很熱烈，會有一連串相同的留言：「我也是」。
王寧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倒計時期間做了詳細的規劃，發在社交媒體上，每天更新進度條，督促自己，「寫完之後，感覺終於找到解決方案了，不是一定達到什麼結果的方案，是胡思亂想的情緒終於停了下來，有一種『總算開始』的放鬆感。」
今年10月，在上海一家晶元公司做戰略研究的王寧，開始了她的離職倒計時。
年初從大廠跳槽過來，她原本以為不用再像上份工作一樣頻繁出差、失去周末，但幾次連續15天的超負荷運轉，讓她再次起了辭職的念頭。
「我的人生好像只剩下工作了，完全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王寧記得，那段連續加班的日子裡，領導經常晚上11點打來電話，讓她趕寫報告。「我已經躺在床上了，告訴自己今晚一定要好好睡一覺，卻不得不爬起來。」 有一次她沒接電話，對方輪番撥打她的工作電話、私人電話、釘釘語音、微信語音，直到她接聽為止，「我感覺生活徹底失控了。」
很多加班和會議都是無意義的，而且經常在飯點兒，每次都要兩三個小時，「我們餓得前心貼後背，領導在上面暢想未來，畫餅。一場會3個小時，只有15分鐘有效。」王寧經常拿著電腦做自己的事情，眼睛往旁邊一掃，發現大家都是這樣。
倒計時後的第11天是個周六。上午9點，王寧就打開了電腦，準備線上會議。會前領導突然來了一個電話，她沒聽到。後來才知道，那通電話是通知所有組員：去公司。那天公司電路維修，停電，她後來聽說，上司拉著幾個人一起爬樓梯到11層，「摸黑」長談。王寧試著奪回自己的周末，開會期間，她「摸魚」在網上買菜。
「倒計時像一針強心劑，讓我沒那麼在意工作上的事情。工作不開心時，想想我的倒計時，生活的念想也就強了一些。」
「職場哲學」與「胡蘿蔔」
剛入職時，很多人都能體會到大廠帶來的光鮮。
李昕也有過一段時間「好日子」，入職之初，工作強度不大，大多能準點下班，她會去公司提供的免費健身房，運動後在公司洗個澡，再打包免費的晚餐回家，「一日三餐都是免費的，烤鴨、小龍蝦……每天的菜單都不一樣。」她住在公司附近，騎車20分鐘，公司為此提供了每月1500元的租房補貼。
回家後，李昕把帶回的飯菜、水果分享給合租的室友，室友笑稱，「一人在大廠，全家都受益。」
去年剛來到大廠時，張瑞也發出過感慨，「怎麼會有這麼好的地方，像電視劇里一樣。」
她的生活被圈定在公司周邊三公里內。「這裡幾乎可以承包你生活的一切。」各地風味的食堂檔口、內部按摩店、咖啡廳，甚至有托幼中心；可以用積分排隊申請的免費公寓，「拋開工作內容不談，大廠為員工提供了一個近乎完美的辦公環境」。
入職時，張瑞已經過了35歲，她沒想到大廠的門還能朝自己開放。當初向這家電商類互聯網公司投簡歷後，她沒抱什麼希望，甚至在HR打電話邀約面試時，她的第一反應是：「這是騙子吧？」
幾輪面試後，她獲得了這份年薪近50萬元的工作。但入職後不久，她就開始感受到了團隊的生存哲學。
張瑞被分配到一個邊緣的項目，每天寫通告。之前從事媒體行業多年，她積累了豐富的人物、故事采寫經驗，也會拍攝剪輯，現實的感受卻是：「我的專業積累，怎麼一點也用不上呢？」
而且張瑞發現，很長一段時間裡，主管無論說什麼，四周回蕩的都是「收到」「好的」，有一次，她在業務上提出不同的建議，領導直接回復，「不要再說了，執行就行了。」
有件事讓她印象深刻。一次，領導把同事文章的標題改成了病句。她悄悄提醒同事，對方說：「沒必要反駁，領導說1+1=8也是對的。」她後來看到關於「職場哲學」的另一種形容——「領導說他會飛，我都會讓他注意安全。」
她嘗試「學習」這種生存方式，「提建議太消耗精力了，又不會帶來任何改變。」但僅僅忍了一周，當領導再次「不切實際」地指責她沒有強勢敦促合作方時，她沒有再回復「好的」，而是打了一段話解釋。「我尊重領導的管理，但我更尊重常識。很擔心，總接受1+1=8的人，可能很快就想不起來1+1為什麼等於2了。」
「我覺得自己正在被工具化。」原本想著自己的專業技能在新的公司能發揮價值，沒想到，最後的價值，只能核算成「現在還能賺到多少錢」。她提起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寫到的「臨時生活」，「我也在過著這樣一種臨時的生活。我知道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而且它很快就會結束。正因為有倒計時在，這一切才顯得沒有那麼不可忍受。」
張瑞給離職倒計時設了三個節點：第一個是她入職滿一年的日子，這在職業履歷中，意味著在大廠有穩定的工作經歷；第二個是2026年元旦，代表著新的一年；最後一個在明年2月，公司發放年終獎的日子。
第一個倒計時歸零的第二天，她坐在工位上，一股莫名的疲憊湧來。她問DeepSeek，得到的回答是：「就像跑馬拉松時看到『最後一公里』標誌，反而覺得更難堅持。」
訪談中，很多受訪者都將倒計時的終點定在（財）年初，也就是拿到年終獎之後。大廠的年終獎通常是三個月薪水，一位受訪者所在的公司，如今招聘網站上已標為19薪——相當於年終會發七個月工資。對那些仍在「熬著」的打工者而言，它就像懸在眼前的胡蘿蔔，支撐他們繼續奔跑。
「年終獎，本是對員工過去一年工作的激勵，但對於倒計時的人而言，它更像一道枷鎖。」一位受訪者說。
對李昕而言，她必須拿到年終獎，跳到大廠的這段經歷才有價值——這裡給到的薪水，比上一份工作漲了25%。李昕細算了這筆賬，每月的實際收入幾乎和過去持平，「全都漲在年終獎上了」。所以，無論如何也要熬。
快到30歲時，李昕才意識到了積蓄的重要性。入職大廠前，她做了一次手術，需要繳納3萬塊押金，可當時卡里只有一萬多，不得不找朋友借錢。那件事讓她決定開始攢錢，「萬一我或者家人生病，至少能拿出錢救急。」
相比之下，王寧的計劃就充滿了不確定，她的倒計時截止日，是入職滿一周年之後。去年，公司為了防止員工在拿到年終獎後集中離職，特意把獎金分成兩批發放，「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撐到那時候。」
而對孟怡然來說，倒計時最大的收穫，是北京戶口。可這個計劃還沒完成，疾病先找來了。
開始放過自己
孟怡然所在的這家互聯網公司，以手機和新能源電車為主營業務。她的離職倒計時從365天開始，一年後的那天，是她與公司合同期滿的日子。畢業時，公司為她提供了北京戶口，簽下協議，必須服務滿三年。
2022年，她通過校招進入公司，有北京戶口、兩萬多的月薪，孟怡然一度覺得自己找到了理想工作，高薪、體面。父親原本希望她考公務員，知道大廠的優渥待遇，覺得「這條路，也可以」。更吸引她的是HR說，每天七八點鐘就能下班。她也因此放棄了另外一家大廠。
這位程序員的痛苦始於2023年年底，她參與了一個歷時整年的項目，年初時還是重點項目，到了下半年，大模型突然興起，轉方向勢在必行。在年底的一次例會上，項目被突然叫停，「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前一天，她還加班到晚上10點。
項目最終沒上線，一年勞而無功，年底她拿了一個低績效——985名校畢業的孟怡然想不通，大環境的變化，部門決策的遲緩，讓一個個潛心研究的年輕人背了鍋。
不止於此，遲滯帶來的焦慮感也層層傳導。為了追趕進度，她的直屬領導「24小時住在公司」，以前，領導會和她商量「這個事情能不能明天完成」，現在，口氣變成了「今天一定要把這個項目做完」。
有一次項目推進不順，主管直接扯了把椅子，坐在她身後盯進度，一直盯到凌晨2點，「但他沒有提供任何幫助」。
開始倒計時後，孟怡然去了醫院，聽到醫生說出「抑鬱」兩個字時，竟感到一陣輕鬆。「終於有人告訴我，不是我的問題，不是我不夠努力，我只是生病了。就像機器出了故障，它暫時沒辦法高速運轉了。」
她開始調整，「努力地讓自己覺得工作不那麼重要了。」她每天中午去曬太陽，晚飯後命令自己去樓下公園溜達兩圈，定期去上游泳課……可是高壓一直在和調整對抗——好幾次，她游完泳出來，工作群里蹦出很多@，領導加急呼叫她，「今晚一定要解決」，她心中咯噔一下，「不回去就完了」，不得不跑回公司加班。
醫生給她開了葯，但每次藥效只能維持三四個小時。為了撐過整個工作日，她每天需要服用兩到三片。複診時，醫生警告：「吃太多了，會形成依賴，必須停葯、休息。」
在倒計時的日子裡，孟怡然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她休息了兩周，翻看《僱傭勞動與資本》《毫無意義的工作》，閱讀《曾國藩傳》，「會從名人傳記上找到共鳴。歷史上很成功的人物，也經歷過很迷茫的時候。過去我只盯著自己身上的問題，一直走不出來。發現大家都有這個階段，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麼脆弱。」
孟怡然翻看了很多書籍，想要轉變心態。圖 / 講述者提供
她決定徹底放過自己，勇敢嘗試傍晚六點準時下班。第一次實施時，她像逃走一般，「偷感很重」。同事間工位挨得很近，「電腦一關，椅子往裡一推，大家就知道你吃完晚飯不會再回來了。但那時我只想趕緊逃離，已經沒精力在乎別人怎麼看了。」
下班後，她關掉所有辦公軟體的通知，「讓消息也追不上我。」到後面，即使領導打來加急電話，她也平靜回復：「我只能明天去公司給你解決。」
倒計時的計劃中，李昕也開始學著放過自己——她的工作是倒班制，有兩個時段，早7點到下午4點，下午2點到晚上11點，主管曾經口頭承諾，盡量不讓女員工加班到半夜12點之後。後來部門業務增多，又加了一個工作時段，需要通宵工作。領導的要求也加碼了：員工不加班必須要報備。李昕嘗試拒絕加班，很快，她因為「效率偏低」被叫去談話。
「前程似錦」的立牌只能回家看，為了在公司的時間更好「熬」，她又在手機上下載了一個倒計時APP，除了離職日期，她還設置每周六倒計時、每月發薪日倒計時……當這種短暫的刺激快要失效時，她就開始算起了自己的存款，「無法支撐半年的生活。」
後來她乾脆用最粗暴有效的日薪和時薪激勵自己：一天的工資是800元，拋開吃飯的時間，每個小時100元，每分鐘一塊六。每當心理受到衝擊時，她都會默念：「熬過這一分鐘，就有一塊六了。」
王寧採用的方式是轉移注意力，餓肚子開會的時候，她想的都是倒計時里的小目標：存款要到32萬，足夠支撐她兩年不工作；要把體脂率降到21%，不規律的飲食已經讓她胖了15斤；編寫一本料理書，這是她的興趣所在，她的夢想是開一家餐廳……她寫下了離職後最想做的事情：舒服地補個覺，躺平一段時間；回家陪父母和長輩；學習未來想進入的行業技能；持續健身，維持生活的秩序。
當心裡和工作有個切割時，王寧的狀態好了很多。有一次她出差回到上海，趕上下雨，遲遲打不到車，剛到家，又接到周末要開幾場會的通知。她突然感到很難受，但還是「不自覺」地按照規划去看了書，更新了一頁料理筆記。她在睡前喝了一杯酒，體脂率的進度或許因此倒退了，但能睡個好覺了。
開始倒計時後，王寧經常做飯，更新個人料理書。圖 / 講述者提供
「終點」前後**
當倒計時牌翻到第100天，孟怡然開始在飛書籤名里「偷偷」更新剩餘天數：99，98，97……「每天給自己一個小小的儀式感」。
她發現，這個階段，自己很少因為工作的事情痛苦了。偶爾情緒波動，她也能通過讀書、跳舞讓自己放鬆下來。
今年7月的一天，她收到了公司的裁員通知。一起被裁的同事本想再爭取一下，他瞥了一眼孟怡然，發現她嘴角的笑容根本壓不住。
裁員的日子，距離孟怡然倒計時8月份的終點還有一個月——她提前解脫了。
2024年8月5日，孟怡然開始倒計時。圖 / 講述者提供
在隨後的過程中，這位一直在績優主義環境下長大的「好學生」的收穫是：原來不必事事都做得完美。「認真干到80分，也是可以的。」
更重要的，是不必糾結是否費更多心力做到90分、100分。要允許、接受人生不是高分、滿分的狀態。
張瑞捱過了倒計時的第一個時間節點，但她沒有馬上離職，雖然前段時間，經歷了「但凡有人推我一把，我立刻就走」的衝動時刻，但她迎來新的消息：公司內部架構調整，主管可能有變動。或許可以再觀望一陣兒。 「我覺得倒計時的本質，就是人不敢當機立斷。所以這個過程，必然充滿反覆和起伏。」
馬上就要40歲的張瑞意識到了年齡危機，「留給我的機會不多了，沒有太多試錯的空間。」此前，她的職業生涯是一道向上的弧線：從地方媒體到全國性的新聞媒體，再到如今的互聯網大廠。「離開大廠之後我到底要幹什麼？如果這一步沒有跳好，人生可能就走下坡路了。」
幾年前，張瑞從地方媒體辭職，選擇繼續上學讀書，也有對未來的迷茫，「但那時候我是有錨點的，有我一定要做的事情。現在，我還沒有想好人生的下一個錨點在哪兒。」她想過未來的幾種可能，去國際組織工作，或者攢一筆錢回老家寫作，「但都還缺一個時機，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忍。」
當倒計時的日曆牌趨近歸零，並非每個人都有篤定的離職決心。多數受訪者坦言，倒計時結束後，提離職的概率在50%左右。「到了那一刻，走或留，只是多了一點選擇的自由，現在因為受年終獎的束縛，我連這種選擇自由都沒有。」張瑞說。
李昕有段時間停止了翻牌的習慣。每天數著日子過，反而加劇了她的焦慮，「時間走得太慢了。」去年10月，距離預設的「自由日」還有200多天時，部門內部調整，工作壓力再度升級。她嘗試和領導溝通，領導回復，「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如果你覺得承受不了，可以考慮公司內部轉崗，離開現在的部門。」
李昕選擇轉去了新的業務組，加班的影子卻依舊尾隨著。會議常常定在晚上7點，甚至9點之後。
今年8月，手機上的APP提醒她，那個曾被她標記為「自由」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她重新核算了存款，「足夠支撐gap一年了」。在「自由日」過後不久，她拿到了年終獎，選擇了辭職。
找回自己
逃離了「工時壓迫」，李昕首先收穫了「時間自由」：在家裡，她可以花兩個小時安安靜靜地做頓飯，吃飯也完全不用再看錶，被「系統」控制，「想吃多久就吃多久」。
在西藏和新疆漫遊了一個月，無須苛刻地安排行程，走到哪兒算哪兒，她會面對著雪山呆坐半天，任由時間緩慢流淌，看到當地人隨時起舞時，恍然想起快樂是如此簡單；她重新拾起烹飪、健身、閱讀，這些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她想做的事情，逐漸重建起生活的秩序。
辭職後，李昕獨自去了西藏。圖 / 講述者提供
李昕看到一位同道中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離職進程，標題是「大廠牛馬，存夠300W（萬）就離職，倒計時第203天」。
300萬是她反覆演算過的一個數字，能夠靠利息維持未來生計。加上男朋友存的將近80萬元，按照375萬元，在年化4%的理財收益下，每年有15萬元的收益，可以覆蓋他們的生活開支。
這個數字，對在大廠工作一年多的李昕來說，遙不可及。但她也有實際的收穫，她和男友在家人的支持下在順義買了房，她自己拿出了10萬元，「另外我還存下了10萬元，這是可以暫時不工作的底氣。」
李昕覺得自己沒辦法做到在大廠工作幾年，攢幾百萬元「退休」。偶爾，她心中還是會浮現「之後做什麼」的迷茫，但現在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要用一段時間，重新找回生活的能力與工作的動力。」
學者李曉天認為，不斷擴張的互聯網公司，總是強調「活力」，而這種活力在公司很多基層員工身上漸行漸遠。「通過嚴苛、冰冷、細微的數據來衡量員工在工作中的價值，這在企業管理中是相當扭曲的。」
李曉天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後，主要研究方向是勞動與性別、科技產業，也做過互聯網公司人員離職的專項研究。他告訴《人物》，「當員工意識到，自己高強度的勞動只換來某個數字的微小上漲，卻感受不到事情本身的價值，就會產生被剝削、被異化的感受。」
修養期的孟怡然，也曾嘗試學習大模型知識，為以後的工作做準備。但她發現自己再也找不到那種「通過學習，好奇心被滿足的感覺」。她的男朋友在另一家大廠做程序員，每天晚上10點下班，只能靠打遊戲到凌晨來放鬆，「連洗衣服這樣基本的生活節奏都無法維持」。
她決定不再去大廠，「那個看似體面的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種束縛，我不想再為了別人眼中的體面，犧牲我自己的正常生活節奏。」
在大廠工作時，孟怡然才真正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要過怎樣的生活。她提到之前的人生選擇，多用「隨大流」來形容：高中時喜歡文學，對考古也感興趣，但是因為「好學生都讀理科，好就業」隨大流選了理科；之後，又「隨大流」考研、「轉碼」、進大公司。
如今她依然不確定自己想要做什麼工作，「但我可以多嘗試，採用排除法」。目前唯一確定的是，她熱愛生活，要找一份不加班的工作。
去年春天，她騎電動車上班時，突然注意到路邊的月季全都盛開了。「在那之前，我竟然毫無察覺。」她意識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通勤路上的自己處於無意識狀態，注意不到落葉與新芽，「我好像變成了一個工具人，屬性只有工作。其他時間就像關掉的收音機，接收不到任何外界的信息」。
她重新學會了生活，和朋友去了貴州，又獨自走了川西。她做了美甲，染了金色的頭髮，「讓別人能夠立馬看到我比較明顯的變化」。彷彿重新長出了觸角，去接觸、感受新的東西。最近複診時，醫生告訴她狀態穩定，春天應該就可以停葯了。
如今，她終於能清晰地感受到，深秋的北京已悄然浸染在溫暖的黃色之中。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