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生病的孩子越來越多？
過去幾年，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梁鴻，
在養育孩子時產生了很多困惑，
一想到孩子不為人知的情緒黑洞，
她說：「我的心臟就像被刀划過一樣。」
她也發現，身邊有越來越多的孩子
因情緒問題失學、休學。
《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的數據顯示，
「50%的抑鬱患者為在校學生，
青少年抑鬱患病率已達15-20%，
抑鬱症發病群體呈年輕化趨勢。」
梁鴻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任教，同時也是一位母親；梁鴻在上海圖書館東館分享新書
《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的數據顯示
抑鬱症發病群體呈年輕化趨勢
2022年，梁鴻決定走向更廣闊的田野，
去了解更多因抑鬱休學的孩子及家庭。
她走訪了全國三個地方——
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和鄉鎮農村，
訪談的孩子、家長、精神科醫生、心理諮詢師，
約有七八十位。
梁鴻接受一條的採訪
梁鴻結合這些觀察和思考寫下了《要有光》，
在與「一條」的對話里，
「擠壓」是梁鴻最高頻的詞語之一。
「我們所承載的病態，
社會結構的巨大擠壓，
全部給了孩子，
孩子在替我們受苦。」
她也呼籲大家跳出這種閉環式的思考，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稍微動一動，
（系統）就有鬆動的可能，
希望有一種光亮
可以照射到我們孩子的身上。」
自 述：梁 鴻
編輯：韓嘉琪
責編：陳子文
「挂號頁面刷新出來的那一刻，號就沒了。」每逢開學前夕，北京兒童醫院的拒學門診人滿為患。被父母帶來問診的孩子年齡越來越小，有的小學生一聽到「上學」二字就頭痛噁心，手腳冒汗。
身為海淀媽媽，梁鴻對這個現象心有戚戚。隔三差五，她就會聽聞哪家的孩子開始吃藥了，誰家的孩子無法上學了，「看起來只是一個微小的科室的增加，但背後卻是廣大家庭的問題」。
社交媒體上，海淀媽媽早已成了一個標籤——「時間管理大師」「雞娃機器」。梁鴻聽過不少這樣的故事：孩子的每個小時都被安排得密不透風，甚至連大小便的時間都被固定下來，為了讓孩子步步為營，父母摸透了各種升學秘籍和特殊的教育方法。
電影《年少日記》，講述了一個香港精英家庭的教育悲劇
有的孩子，一天24小時幾乎沒有什麼時間能由自己支配，「就像一個工具，或者像一個冷漠地行走在人世間的無辜者」。精神科醫生張殊告訴梁鴻，一刻不得閑的中國孩子，在心理學層面上經歷著「物化」的體驗：「感受不到『我』的存在……物化是一種非生命體的感覺，就是人不再像人。」
這種「非人化」的現象也延續到了大學校園。梁鴻教書這些年，她最直觀的感受是：課堂越來越安靜了。經常在激情澎湃地講授之後，台下既沒有人提問，也沒有人抬頭，小組討論，學生們常常在兩分鐘之後就靜默下來。
「作為老師你是非常傷心的，青春時期最光華的時刻，我們是疲倦的，沒有任何創造力。」梁鴻想起自己小的時候，同學們圍著老師嘰嘰喳喳的場景，只要能汲取一點新知識，就非常興奮。
究竟是什麼讓孩子們的生命力逐漸喪失？
紀錄片《高考》，一名高中女生在刻苦晨讀
在訪談過程中，梁鴻聽到大量令人心痛的案例。女孩敏敏，被送進超級中學後，時間以分鐘計算。她要小跑去食堂、以最快的速度扒飯，飯菜嗝得胃痛。因為不想去學校，她被媽媽狂扇耳光。由於和父母無法溝通，她喝洗衣液、吞安眠藥，以自我傷害的方式無聲反抗。
尖子生雅雅，考進了全市最好的中學，但緊接著，同學之間的競爭像一張無形的網籠罩著她。考試中，她聽到同桌率先翻卷面的聲音，雅雅開始心慌焦慮，手心濕滑得握不住筆。但是父親無法承認她心理遭受的問題，拒絕陪女兒一起看病。
高三男生小遇，考到了一所二本學校，父親得知後勃然大怒，把家中的東西砸了個遍，並把他送去超級中學復讀。在縣城的超級中學，分秒必爭，因為課間搶不到廁所坑位，幾乎所有同學都有痔瘡。放眼望去，每扇窗戶都有網編的防護網，連書都扔不出去。
梁鴻一次次感受到孩子的在成長過程中的無助。「孩子是一個社會的神經末梢，在家庭內部、社會裡面都是一個最弱勢的存在，父母生氣的時候，可以用孩子泄私憤。」另一方面，對於一個正在成長、自我意識正在萌芽的人來說，內心也是最敏銳、脆弱的。
梁鴻告訴一條，她不僅是為了記錄當下中國孩子、家庭經歷的疼痛，也是為了審視那些習以為常的言語與思維慣性，並尋找對話、理解的可能。
以下是梁鴻的講述：
家長怎麼發現孩子生病的？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孩子早上起不來床了，卧室門也敲不開了，怎麼也不去上學了。
這背後有一個很大的觀念問題，就是在中國家長的內心深處很難承認我的孩子出現了情緒問題。任何一個年齡階層的人都有情緒困擾，只是我們的孩子被擠壓得太重了，他的情緒就變成一種單向的、沒有通道的、一個黑暗的存在。
我們中國人把這個事情看得太重了，「你是個精神病人」。只有當它變成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家長才不得不去看見：我的孩子好像生病了。
電視劇《小歡喜》，高中生英子因為課業繁重陷入抑鬱
女孩敏敏，我認識她的時候才16歲，已經休學三年。在講述她怎麼自殺的時候，她是非常克制的，她依然記得那天準備吃90粒安眠藥，結果只吃了89粒。她說如果我的父親走進來看見我的遺書，我可能就不自殺了。她不是真的不想活了，她是希望得到關注的。
很多自殘的孩子根本不告訴父母，直到有一天他的胳膊已經全是劃痕，父母才會發現。
我寫了三個地方，京城（超大城市）、濱海（二線城市）、丹縣（鄉鎮農村）。在中國這樣一個廣大的土地上，人們生活的層面很多，儘管其中一些孩子有著心理健康問題，但背後的原因卻是不一樣的。
精英家庭對孩子常常是高要求、高控制
紀錄片《世界的孩子：我在美國讀高中》
北京的高知家庭，父母的認知往往是非常高的，但也隨時相伴的可能是控制欲強。他們每一天恨不得24小時貼著孩子，管著孩子，但是這反而造成一個最大的盲點：我們看不見孩子，孩子都快窒息了。他們對孩子的期許和孩子對自己的期許之間產生了劇烈的衝突。
但在丹縣，孩子抑鬱的原因卻完全不一樣。花臂少年，讓我看到生命的荒涼。他身邊沒有人，13歲，奶奶去世了，他的爸爸、爺爺、姑姑都在外面打工。當他變成一個生病的孩子，身邊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換句話說，在這個小孩的生命的內部和外部，他沒有得到過愛，沒有得到過陪伴。
殺馬特大多是輟學務工的留守兒童，來源：《殺馬特我愛你》紀錄片
花臂少年的刺青是不完整的。他整個胸前是一個哪吒，但他腿部的人物只是個線條，沒有填充顏色，因為他沒錢了。刺青是鄉村殺馬特的一個典型的標誌，它意味著我進入到這樣一個群體裡邊，是一種被接納的感受。
這種身體的疼痛它也代表著某種象徵和昭示。現在青少年自傷也變成了一個群體，因為我們要用傷痛來抱團取暖。
孩子為什麼生病了？首先兩代人面臨的問題完全不一樣。我們那一代從農村的戶口變成商品糧，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命運的改變了。
每個人都會被成功學困惑，我也是這樣。我從農村考上了中專，又考上大專、本科、碩士、博士，一點點從一個小村莊來到大城市，我的道路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們會相信努力一定能改變命運。
少年時期的梁鴻
梁鴻來自河南省的一個小村莊——梁庄
但現在，我們那一套的經驗它是相對失效的。孩子們一出生就不為吃穿奮鬥，努力也可能達不到改變命運的結果。所以他們在思考更抽象的問題：我為什麼要這樣活著？
我在書里寫到了一個海淀區的男孩，名叫吳用，他上競賽班，思維敏捷，非常聰明，但恰恰是因為他越重視自我意識，他會發現自我跟他刷題、考試的狀態越衝突，所以為什麼要重複這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吳用對他媽媽說：「我的創傷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文明的創傷，不是簡單的海淀區青少年的創傷。」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對我來說是一種震撼。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慣性之中，文化的、思維的、話語的慣性，你只有認識到這一點，你才有可能慢慢往前走。
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社會飛速的變遷讓兩代人的經驗發生錯位，圖源：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劇照
所以為什麼我不太喜歡用「原生家庭」這個詞語，它把我們的創傷給縮小化了，它把我們所有的不滿都界定在這個地方。我們的創傷不單單是父母帶給你的，而是歷史性的，所以我們要學會理解彼此、認識到各自攜帶的偏見。
有人問，高敏感型的孩子是不是更容易抑鬱？我不想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我堅持文學是因為我還是想回到個體生命本身來看它的複雜性，它的多樣性，它的可思辨性和可探索的狀態。
我覺得很關鍵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對生活的想像越來越狹窄，把成功界定得越來越高。
昨天還有一個朋友在跟我討論，說上海的一些家庭覺得孩子考上211就是失敗的。我寫到的海淀區男孩小健，沒有考上清華北大，父母覺得自己經歷了一場巨大的騙局。那麼每個人在這個機制下，就都是失敗者。
恐弱是精英家庭的一個普遍現象。尤其是對海淀區的家長來說，大部分都是經過苦讀、奮鬥，最終才擁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他們對孩子要求非常高，也意識不到自己的恐弱和控制。
但我們都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孩子跟你不一樣，孩子是一個獨立的生命的樣態。他可能沒法跟你一樣努力，可能無法接受一天四五個補習班，但只要他仍是一個健康的孩子，就應該有另外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按照你認為的正確的路往前走。
年輕人在緊密鑼鼓地準備考試
現在，一個大學生花四五年考公務員，考上後端茶送水，月薪幾千，非常枯燥。如果我不想過這種生活，我難道真的就沒有一丁點別的選擇嗎？
我們沒有意識到生活是多元的，我們可以過那種安貧樂道的生活，比如說我一個月可能掙四五千塊，但我有喜歡的東西，我可以從中獲得充實和滿足。
安貧樂道它不是次一等的生活，人類活著它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事情，我們來體驗風，體驗雨，體驗人與人交往的那種痛苦或者喜悅。
但是今天我們好像對這些都不感興趣了，活人微死就是這樣的狀態，我們作為父母、我們的教育，對人內部能量的打擊是非常嚴重的。
電影《天才槍手》
有讀者留言，你看吳用的媽媽卷也不行，李風的媽媽不卷也不行，那麼到底該怎麼辦？這個讀者其實沒有意識到，我們是在思辨一個事情，不卷不是完全不管孩子了，不卷也是需要方法的。
沒有一個完美的、沒有缺憾的生活在等著我們。我們一生中都在犯錯，我們一生中都要學習。我們要有這種糾錯的意識，要謹慎地來面對自己的思維，而不是說尋找一個最正確的、一勞永逸的方法來對待問題。
也許家長會說我沒有辦法，社會太卷了。我們處在KPI中，所以我們KPI我們的孩子。
我們大家都過得非常有壓力，所以我們就沒頭沒尾地循環下去。但是哪個地方能撕開一個裂口讓光照進來？
其實教育部規定了很多的政策，最大的阻力都來自於家長。曾經有一個老師說，他們學校高三的學生也可以21點以前放學，但家長主動要求把時間延長到22:30。
孩子的擠壓不單單來自學校，更來自家長的毫無保留。我們的孩子是最脆弱的群體，在家庭內部、社會裡都是最弱勢的，如果我們家長把遭受的所有挫折，感受到的那種卷全部給到了孩子，那麼我們的能動性都被統統抹殺掉了。
很多孩子其實不必要走到吃藥、休學這一步，社會大的機制很難改變，但家庭內部是最可行動的，我經常說「一米之內我們可做的事情」就指的這一點，我們要給閉環開口。
我在跟敏敏聊天時，她在不斷努力尋找通道想走出來，她讓我感受到生命本身的韌性非常了不起，她是嚮往光的。
如果每人都說我有啥辦法，我們就只能待在這裡了，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稍微動一動，就有鬆動的可能，我是希望有一種光亮照射到我們的孩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