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珊珊。
現如今，我們習慣了把教育看作一條通往成功的流水線。而在當下的教育語境里，追逐績點、力求完美文書和精密的成長規劃往往被認為是公認的「效率參數」。
有多少人極力保持著這樣的效率，就有多少人拼盡全力奔跑，卻停在原地。
作為教育媒體人，我們非常希望能夠打破這樣的敘事，讓功利主義不再成為教育的主題。
最近我們討論最多的，是來自北京赫德學校的「成為」。
翻了翻赫德新學期的物料，「更好地成為自己」這個命題，與「成為更好的自己」毫釐之差，卻平添了幾分柔軟的力量。
前不久我也去了赫德。穀雨的其他小夥伴都去過，但我還是第一次。這次拜訪體感上很輕鬆，因為我沒有被要求見校長，而是跟幾位「年輕人」聊了聊。
■ 我在北京赫德聽到了三個關於「轉變」的故事。它們分別來自一位遭遇「天崩開局」的北大碩士老師Bill、一位從緊繃中「鬆綁」的
12 年級女孩Marrisa，以及一位學會了「退後一步」的母親Eric媽媽。
「不可馴服」
在北京的中小學體系里，高材生多見，但應屆高材生往往不會被推到一線。
赫德的中學老師Bill，北大與北師大雙碩士背景。據他自己回憶，在獨立面對 G6（六年級）孩子的第一年，完全是個「天崩開局」。
雖然Bill曾在著名的公立學校實習過一年，對課堂並不陌生，但真正站上國際學校的課堂，他發現經驗並不能直接複製。
在這裡，孩子們活躍、反應極快。他們也絕不「聽話」，調皮分子就像「打地鼠」一樣此起彼伏。當Bill試圖推進嚴謹的教學大綱時，往往會被學生跳躍式的追問或突如其來的干擾打斷
。
■ Bill老師帶領學生動手做解剖實驗（左），與孩子們一起製作降落傘，驗證哪組出品最優秀（右）
他陷入了深度的自我懷疑，甚至產生了一種帶著防禦色彩的偏見：
「這些孩子會不會看人下菜碟？」
他試圖用管教去壓制這些不確定性，卻發現越是緊繃，課堂的斥力就越大。
轉機來的不晚，當Bill終於決定向級部主任、學科組長尋求幫助時，他得到了一個個理解的擁抱和張開的雙手，大家立刻組織了一次深度研討會
。
「課堂規則如何從零開始建立？」「哪些衝突可以先『退後一步』？」
經驗豐富的老師們傳授方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孩子們給了他「重新認識」的機會。
■ 在赫德的夏令營中，Bill帶領學生用二進位編寫「謎語」、解謎。他給學生設計的謎語的答案是「I love science.」
一次戶外活動上，Bill的頭燈壞了，他原以為「最討厭自己」的那個男孩，主動將自己的備用頭燈遞到了他手中 。
這束真實世界裡的光，也照出了他內心對孩子的「成見」。他必須直視它。
他意識到，這些孩子表現出的「不敬畏」，本質上是「不盲從」——他們不會把老師視為真理的宣判者，同時也在判斷老師是否真實，是否可以允許異見。
■ Bill老師帶領學生遊學探洞
正如教育家帕爾默·帕克在《勇氣放逐》中所言：「教學，是在他者之中尋找自我。」
Bill不再追求完全的可控，他開始享受「新人類的不一樣」。
如今，他依然在帶當年的G6（現在的 G7）。當我問他是否願意去教更成熟，更有自主性的高年級學生時，他反而捨不得這些「小朋友」了，他想繼續陪著這群孩子長大
。
對Bill而言，成為國際學校老師的這一年，也更好的「成為了他自己」。從每天想著怎樣去管理這些孩子，變成了「我們如何共同探索這個世界」。
■ Bill老師為赫德Deep Dive深度探究課程的同學們頒獎。Deep
Dive課程並不是簡單的PBL項目，它不鼓勵「提前學習」，也不追求「速成答案」，希望通過跨領域的知識鏈接，拓寬學生視野。
「放下」
如果說Bill老師的挑戰來自「外部秩序的破碎」，那麼G12的Marrisa遇到的挑戰，則來自「內在評價邏輯的推倒重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Marrisa對「未來」的理解是高度聚焦且極其緊繃的：
大學青睞什麼樣的學生？多少分才算安全？比賽成績、獎項夠不夠豐富，有沒有用 ？
這種「績優主義」的慣性讓她深陷於對他人的依賴。很多事必須通過外界的認可，才能支撐自己繼續走下去。
這種在意，對很多成績優異、目標清晰的孩子來說，幾乎貫穿著自己整個成長之路。
■ Marrisa
從公辦體系轉入赫德後，Marrisa並不是立刻就鬆弛下來的。
在選擇專業方向時，她陷入了迷茫：我選數學或經濟，是因為我真的想學，還是因為這是長輩眼中「更穩妥」的選擇 ？
她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很難擺脫過去路徑的長期慣性，那種對單一評價體系的期待。而在赫德，這裡的評價體系是那麼的陌生。
在赫德的課程體系中，成績好壞只是一個維度，老師們更傾向於去發掘孩子身上那些「非標準化」的閃光點 。
在與老師不斷的探究中，Marrisa發現自己願意在經濟學相關問題上投入大量枯燥的時間，甚至願意承受其中的不確定性
。這種「願意」，不再是為了換取一個好看的分數，而是源於一種純粹的、享受學習過程本身的快感。
到了G11 ，她得出了一個深刻的結論：越是堅定自己真正想學什麼，反而越不需要外界的認可；當這種內在信任建立起來，認可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 Marrisa（一排中）與小夥伴們在一起
真正的考驗出現在G12申請季，那是一個交織著等待、希望與失望反覆拉扯的「折磨期」。
被一所喜歡的學校拒絕後，Marrisa在Linda老師面前崩潰。
不僅是因為失利，更是因為某種難以言說的「愧疚感」：對準備不足的悔意、考試失誤的遺憾，以及對辜負他人期待的內疚 。
那天我剛好在場，我問她，「Linda跟你說什麼了？」
「她問了我一個問題：你覺得大學對一個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Linda講了自己的故事，並和Marrisa分享了自己當年面對選擇的各種回憶。
「我當時有一種感覺：像是有人站在你想去的終點，回頭跟你描述前面的路。」Marrisa跟我講的時候，眼裡閃著星星。
■在赫德，老師們大多站在孩子們的身後，校園裡經常有很多孩子自身發起的項目。圖為4年級孩子們的詩歌發布會，背後離不開大人們的支持。
那一刻，人生的時間尺度被拉長了。一些原本看起來無法承受的結果，開始變得可以被放下 。
她的視野再次被打開：原本只盯著英國的幾所名校，現在的她開始看到美國、看到全球不同體系的可能性。
這種「放下」與「拾起」不是因為無路可走，而是因為，對學術探索的篤定已經超越了對任何一個確定的校名的執念 。
採訪當天，她剛結束一個樂隊演出，從小熱愛的鋼琴，到現在還是時刻能給她力量。
■ Marrisa從小學習的鋼琴，一直給她力量，圖為樂隊演出中
「放手」
學校之所以還應該存在，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由「人」組成的共同體。
當Marrisa迷失時，這些站在身後的大人們，用他們跨越了數十年的生命經驗，幫孩子拉長了審視人生的尺度。
Marrisa之所以能在崩潰邊緣被接住，是因為學校提供了一個足夠寬容的場域；但對於絕大多數家庭而言，允許孩子進入一個「不以結果為唯一導向」的系統去實驗，本身就是一場關於勇氣的巨大冒險
。
與我交談的第三位年輕人，是一位家長。
G2的Mia和G6的Eric兄妹倆，都在赫德讀書，他們的媽媽曾是一個極其「用力」的家長 。
尤其在哥哥Eric的成長過程中，媽媽帶著兒子嘗試過幾乎所有的運動項目，只為找到孩子的那個「興趣點」；孩子每天的日程表與家裡司機共享，精確到分鐘。
■媽媽和兒子Eric
媽媽對課上的每一滴內容都門清 。那是一種「我必須時刻盯著，孩子才能不出問題」的緊繃感——對很多家長來說，這種感覺並不陌生。
Eric媽媽並不否認自己曾經的用力，因為她非常清楚成績在現實體系中的意義。但比成績更讓她擔心的，是孩子會不會在一次次比較中失去眼裡的光。
她希望孩子是內心強大的：當遇到困難時有力量面對，並願意承擔選擇帶來的後果。
關於「家庭與學校對孩子的影響佔比」，Eric媽媽表示進入初中階段之後，學校的影響要佔到 70%–80%，家長能做的已經非常有限
。
「說不好聽點，我就管他吃、穿就好了，剩下的我管不了太多，他也不聽我的。」
■Eric媽媽（最右）與赫德孩子們的媽媽們在一起
一份清醒的階段性判斷，且並沒有把這種「管不了」當成遺憾，Eric媽媽意識到的是：孩子的同伴關係、規則複雜度和學習內容，已經明顯轉移到了學校這個更大的系統中。
學校，成了孩子成長的主場。
這種「關係的退後」，反而給了孩子獨立呼吸的空間。當她不再盯著分數的每一格波動，轉而信任學校這個更大的支持場域時，孩子反而長出了屬於自己的力量。
老師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教者，家長不再是時刻緊盯的監工。這樣，才能為孩子騰出了一個能夠真正自律的心理空間。
在赫德，這種「人味兒」構成了 AI 時代最核心的能力
。當孩子、老師和家長都不再被單一標準牽著走，而是各自在關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為自己」才真正發生。
■Eric媽媽和家委會成員進行學校圖書捐贈
離開赫德的時候，已經是傍晚。陽光斜斜地照進教室，我看到幾個孩子還圍在老師身邊討論著什麼，笑聲不時傳來。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Bill老師說的那句話：「成為自己，不是一個人完成的。」
這一刻，我在思考所謂「教育」是什麼？或許就像沙漠里的那棵駱駝刺：
它的根須不會預先設計好生長路徑，而是全然跟隨著地下水的痕迹蔓延，最終在荒蕪中活成一片綠洲 。
成長的主體不是只有學生，老師、家長也在同樣接受著「教育」的活動，一點一點，更好地成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