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因為不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同「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言論，發出了幾項震攝措施，包括向爭議海域派出軍艦巡邏，以及在黃海舉行軍演，其駐大阪總領事薛劍，更在社交媒體X回應稱「應毫不猶豫地斬首（高市）」。只是，在國家層級的大動作外，中國政府還呼籲中國民眾暫緩赴日本旅遊。
被中國以觀光客「制裁」，台灣相當有經驗。自2016年蔡英文上任總統，每每若外交或國防政策引起中方不滿，就會遭中國遊客流動限制抵制。2018年2月，中國還曾在農曆新年旅遊高峰期，刻意削減數百個直飛台灣的航班。2019年7月（大選前夕），除旅行團外，它再直接禁止中國47個城市的公民游台（自由行），以挫蔡英文連任聲勢。
當年9月，赴台的中國遊客數，立竿見影地立刻比前一年同期驟降了60%。正因為如此，「控制遊客的能力」在諸多外媒筆下，於是被形容為「中國共產黨獨創的工具」。事實上不只台灣，2017年，中國官方對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很不高興，當年中國民眾前往韓國人數，遂一度從2016年的700多萬人次被調控銳減至300萬人次（但並未阻止韓國政府部署「薩德」）。
當然，就客觀條件看，中國觀光客確實有相當「威脅力」。畢竟，自2010年起，中國不僅從一個次要客源國發展成為了亞太地區的最重要客源國，2018年「凍結觀光客制裁台灣」時，它的出境旅客已達1.5億人次，當時即有旅遊機構估計，到2030年，中國觀光客將增長到4億人次，佔全球出境遊客總量的一半。就算人均消費有限，來自人數「量」的影響亦相當大，例如本次中國政府才要求國人不要前往日本，下一刻，日本諸多百貨、零售公司馬上股價下跌（三越和伊勢丹連鎖店的母公司股價跌近12%；高島屋和優衣庫的母公司股價下跌5%）。
不過，要讓觀光客成為理想的政治工具，光是「數量優勢」並不足以順理成章，最關鍵因素仍在中國對出境旅客的監管能力。根據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APCSS）研究員安瓦爾曾做出的分析，主要有幾個因素，進一步促成中國政府對本國遊客擁有其他國家政府所不及的影響力，包括：
中國有近四成觀光客仍強烈傾向選擇跟團旅遊（舒適圈考量），因此中國可以透過許可制，正式或非正式對旅行社施壓；
中國營收前幾名旅行社均為國營企業，在近2萬5000家旅行社中，只有約8%獲准提供國際旅遊服務；
另，外國旅行社且不得為中國公民提供出境旅遊服務。
人數加上監管，確實為中國政府創造了它國所沒有的「對外凍結觀光客」本事，又中國實施旅遊制裁的許多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公民無不享有充分的個人自由，包括旅行自由，所以他國多數難以進行反制。
話說回來，「旅遊」之於一個常人，它老早不只是提供人們探索世界、感受、體驗和理解他人的機會，更在於相當程度是為了滿足人性追求自由的渴望，就算是最基本的意義，也是為了能夠暫時擺脫原本現實生活中，或許來自家庭，或許來自工作的控制、意見和安排。旅行目的地是一回事，「旅行自由」不才是真正唯有生而為人的非凡特權。19世紀，美國南方黑人發起「自由乘車運動」（Freedom Riders ），之所以對扳倒種族隔離政策意義重大，道理就在這裡。
風趣幽默的馬克吐溫，曾以其獨有的洞察力啟發了諸多現代旅行者，他在《傻瓜出國記》（Innocents Abroad）一書中如此寫到：「旅行是偏見、狹隘和固執的致命剋星，而我們許多人正迫切需要旅行來改變這些觀念。一個人如果終其一生都待在地球的某個角落，就無法獲得開闊、健康、仁慈的人性和事物觀。」
基於此，中國對出境旅客的監管能力愈大，和旅遊的本意無疑就愈背道而馳，更何況還使之淪為一種可收、可放的政治工具。如今，連出國玩的自由都要被國家調控、監管，你要怎麼相信或喜歡這個國家？另個問題是，連出國玩也要被管，「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