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美國大學學費很貴。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貴」，竟足以顛倒世界的邊界——
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的年輕人千里迢迢赴美追逐「美國夢」；而是美國本土的大學畢業生，為了逃避高額學貸和沉重還款壓力，反向奔赴海外，尋找出路。
有人定居他國，甚至在多個國家間旅居輾轉，只為壓低生活支出、在利息進一步滾動前還上貸款；也有人乾脆「出逃」，放棄還款，把債務永遠留在身後，從此告別祖國。
「美國夢」，開始在美國之外上演。
但少數人成功開啟新生活的另一面，仍是社會的暗影。在美國，約有4500萬人背負總計1.77萬億美元的學生貸款，人均負債在3.5萬至4萬美元之間。相當於每7個成年人中就有1人深陷其中。
這其中，原本有近800萬人受惠於拜登時代「SAVE」計劃，
學貸利息得以暫緩，但聯邦教育部在今年7月9日宣布，自8月1日起要恢復償還利息。懸在頭頂的巨石，再次壓到了肩上。
在這個國家，哪怕選擇最節省的路徑——州內的公立大學，每年也需付出超過1萬美元的學費；而如果決定走出本州，費用立即翻倍。
2005-2025年，美國大學平均學費增長情況
要知道，美國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是八萬美元。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場艱難的算計。如果考慮私立大學、頂尖名校，學費直接飆升至每年五萬美元起步。接受教育，幾乎註定伴隨負債。
不斷膨脹的學貸總額，令美國政府也頭痛不已，經濟學家們也擔心，畸形的債務，是否會對經濟造成影響。拋開這些宏觀問題，一個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一個人是否有可能，在不承擔過度風險的前提下，接受高等教育？
在美國，乃至許多國家，高等教育早已被默認為通往體面生活、抓住階級流動機會的必經之路。教育是一種投資，這一點沒人否認。另一方面，它可能也是套牢普通人一生的陷阱。
債務逃兵
35歲的查德·哈格曾認真考慮過住在山洞裡，來逃避學貸。仔細評估後，他「退而求其次」，搬到了印度雨林。
最開始，他住在印度南部的烏恰卡達村，租了一間每月租金僅為50美元的水泥房，院子里種著椰子樹，養著幾隻雞。他漸漸在這種自給自足的生活中找到樂趣，將沃爾瑪（連同美國）拋諸腦後。
在美國，他欠著兩萬美元的學生貸款。雖然算不上多，但對哈格這樣始終掙不到「體面工資」的人來說，仍舊是壓得喘不過氣的負擔。
他在2011年從北科羅拉多大學畢業。那時經濟剛剛走出衰退，第一份工作是在玩具工廠的流水線上裝配零件、卸貨搬運。後來，他又回到校園，讀了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比較文學碩士，試圖以兼職教授為生。但一學期只有一門課，收入微薄，生活捉襟見肘。
終於，他在丹佛找到一份穩定工作——當醫療樣本快遞員，運送血液和尿液樣本到各大醫院。稅後每月到手1700美元。還完學生貸款後，他所剩無幾，租不起房，只能回到家裡和母親住。外出和社交，幾乎變成奢望。
他說：「在美國，我根本算不清生活的數學題。」
而在印度，生活變得簡單很多。他娶了一位當地大學教師，有了五年期配偶簽證。他開始憧憬擁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家庭——那些在美國看似遙不可及的生活，在印度逐漸變得觸手可及。
像哈格這樣的「債務逃兵」，在美國不是極端個案。過去多年裡，逃避學貸不再回美國的案例，不時見諸報端，近則逃去加拿大，遠一點的，則是歐洲、亞洲等。
一些人的逃離經歷，也相當曲折。名為Chad
Albright的美國人，早在2007年就從賓夕法尼亞州的米勒斯維爾大學畢業，但傳播學和歷史學專業背景讓他難以找到僱主，學貸只能拖欠著。他的信用評分因還款困難而急劇下降，找工作變得更難——一些僱主會查詢信用報告。「我感覺大學毀了我的生活。」Albright說。
2011年，Albright跑來了中國，在中山教英語。隨後又去了烏克蘭，並永久定居在那裡。
自稱學貸律師的Joshua R. I.
Cohen告訴Vice，逃離計劃對某些人可能有效，但前提是他們永遠不再回美國生活。Cohen認為，搬到國外後，「只有為美國公司在國外工作時才會面臨後果」。
CNBC也曾在2019年報道稱，一些學生貸款借款人正在收拾行囊，逃離美國，去一些生活成本較低的國家，而且，在那裡，債務催收機構的控制力較弱。
學貸平均金額比例
這個群體的規模有多大，不得而知，畢竟沒有全國性的數據統計，但他們都有在社交媒體群組分享個人故事，一些理財網站上也提供了應對建議。
當然，永不回頭者，畢竟只是少數。更常見的情況是，很多人離開，只是為了更好地還債。
格雷森·弗格森便是如此。
他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原本在美國亞利桑那生活。他算過一筆賬，光房租、車貸還有水電費，每月就要花去近1700美元，加上每月900美元的學貸，他實在承擔不起。於是，他在2022年初搬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在離開美國前，弗格森曾試過搬去和姐姐同住，也住過拖車，但還債仍像個無底洞。因此，他決定向外看。
弗格森相中的阿根廷，雖然通脹嚴重，但美元匯率低得驚人，房租只要400美元，電話卡和健身房花不了20美元。沒有車貸，也沒有高昂的保險賬單。
加上疫情後他的業務量開始恢復，他終於能慢慢有步驟地還上那筆學生貸款。
但與哈格相比，弗格森適應新生活的難度要更高。他努力學習西語、適應當地方言，卻始終沒有交到親密的朋友。身邊都是熱鬧的人潮，孤獨感卻越來越深。他開始患上抑鬱症，情緒陷入低谷。
雪上加霜的是，在2023年，阿根廷新總統米萊上台，削減補貼、貨幣貶值，通脹飆升。他在當地的生活成本也水漲船高。
阿根廷總統米萊上台進行改革
弗格森開始重新查資料，試圖尋找新的落腳地，國家得夠便宜，簽證時間要夠長，還得能帶上他的鬥牛犬。最終，在今年4月，他搬到了東南歐的阿爾巴尼亞。這裡的經濟更穩定，物價也更便宜，一杯咖啡只需0.59美元。
弗格森透露，自從離開美國，他的學貸償還已經有了起色。如果阿爾巴尼亞的生活成本，比他剛搬到阿根廷還低，那他就有足夠的「閑錢」來還學生貸款。
在弗格森看來，數字游牧者的體驗本就是流動的，也註定有好有壞。現在，阿爾巴尼亞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然而，弗格森和哈格這樣有勇氣逃離美國的人，畢竟只是少數，更多美國人不得不留在國內，繼續和學貸周旋。
對陷阱一無所知
「當我在18歲簽下那些貸款合同時，根本沒意識到這會是怎樣的壓力。」
一名昵稱為paulzedwuz79的網友在Reddit寫下這句話：「當時他們說，『沒關係，只要上了大學，找到了好工作，錢就能還清了。』但利息就像流沙，每次我想爬出來，卻發現自己越陷越深。」
爬不出來的人，還有很多。在Reddit上，有一個名為「student loan
defaulters（學生貸款違約者）」的社群，聚集著兩萬多名成員。他們在匿名的網路角落裡交流著各自的焦慮和困境。
Reddit社群上的求助帖
不少人提到自己是家中第一代大學生，或成長於移民家庭。在他們的語境里，「大學是唯一出路」，而貸款則是通往那扇門的門票。
但這扇門背後，藏著極其複雜的規則。美國學生貸款不僅金額高，結構也極其晦澀。聯邦貸款利率相對固定，常年在5%以上，但額度有限；而私人貸款通常浮動在8%至13%之間。很多年輕人背著「雙重債務」進大學，畢業後才發現，月供高得離譜，幾乎看不到盡頭。
「我真希望學校教我更多金融知識，而不是告訴我大麻會害死我。」一位Reddit網友在回帖中寫道。
也有網友吐槽道，她當年從「沙利美」（Sallie
Mae）借錢時，只覺得這個名字聽起來「像個會給你煲雞湯、溫柔可親的姨媽」——而不是一個以放貸為業、在你二十齣頭就敲響你家門的債權人。
熟悉貸款規則、理解債務風險，本身就是一種階級性的特權。
網友曬出需要償還的債務餘額
學生貸款違約者的社群主頁，置頂著一則名為「Student Loan Default: The
Guide（學生貸款違約：指南）」的資源帖，近兩萬字的實操指南，教人如何合法拖欠、如何轉移資產、如何在不同州規避追債，還列上了術語表和風險評級。
它總結了幾十種策略，比如等私人貸款時效失效後低價和解，或者「跑路」到海外重啟人生：只要在國外年收入低於約10萬美元，就可通過「海外收入免稅條款」將美國應稅收入報為0，從而合法實現聯邦貸款的0元還款。信用評分不跨國，私人貸款公司也無法追討。
在這個語境中，「違約」已不再是某種道德污點，而被視為一種「strategic
default（策略性違約）」。人們試圖為這種絕望狀態賦予一點理性意味——不是因為他們不負責任，而是因為，這個系統讓他們無論怎麼努力，都看不到盡頭。
過去幾十年里，美國公立高等教育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去公共化」轉型。各州持續削減撥款，大學為填補缺口大幅提高學費，學生和家庭承擔的成本不斷上升。
這一變化並不孤立。在醫療、住房、退休等領域，同樣的邏輯也在發生作用：政府退場，市場接管，個體埋單。貸款因此變得無處不在，而還款卻越來越艱難。
對於年輕人來說，學費上漲遠遠跑贏了通貨膨脹，而收入的增長卻停滯不前——這讓「投資教育」的神話開始裂開。
更糟的是，在美國銀行業遊說的長期推動下，學貸無法通過破產清除，也很難再融資重組。哪怕一輩子都在還款，也未必能擺脫債務陰影。即便退休，政府也有權從社會保障金中扣除債務餘額。
不滿與憤怒在積聚，而金融業的影響力卻在持續增長。
這種爭議在2022年8月達到了高潮。當時，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學生債務減免政策，承諾為4000多萬名貸款人減免1萬至2萬美元的債務。
拜登政府學生貸款減免計劃
這項計劃曾被視為解決系統性債務不公的開始，但很快便遭遇政治和司法上的激烈反對。2023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正式裁定該政策無效，改革的窗口，就此關閉。
今年7月，問題雪上加霜。特朗普重新推動的「大而美法案」順利通過。新法案將對聯邦學生貸款計划進行大規模縮減，其中部分條款將於8月1日起正式生效。
多個獨立機構分析指出，這些變化可能迫使更多學生轉向私人貸款機構求助。
有尊嚴的生活
在美國，背負債務不是意外，而是一種常態。
上大學、看病、生孩子、搬家、開車——幾乎所有關於「好好生活」的想像，都以貸款為前提。學生貸款只是「日常生活金融化」中的一環。
在這種體系中，責任是敘事的核心。「理性投資」「個人責任」「按約還款」，這些看似中性的辭彙，構成了一整套道德敘事，塑造出一種結構性的幻覺：每個人都在自由市場中作出選擇，而後為選擇負責。
更深層的道德規訓，則藏在日常信用體系之中。
在美國，由私人公司FICO主導的信用評分，被廣泛用於貸款、租房、保險，甚至求職篩選。它被視為衡量「財務美德」的標準，也在重塑社會對「可靠」與「自律」的理解。
然而，這套評分機制並不獎勵「量入為出」，反而偏好「負債有術」：持卡越多、貸款種類越雜，只要按時還款，分數就越高。哪怕每月只還最低額度、長期被高息套牢，也無妨；但一旦延遲還款超過30天，分數就可能大幅下滑。
FICO信用評分等級
更諷刺的是，水電賬單、房租、電話費這些日常賬目，往往並不計入評分系統。也就是說，它不是在衡量一個人是否有信用，而是在評估他是否具備「被借貸」的價值。
這一切從來不會在銀行開卡窗口講清楚。人們必須依靠自己的認知能力和學習能力，去摸索並遵守這些隱性規則。
在這樣的體系中，信用不再只是金融指標，而成為一種社會標籤。欠債不僅帶來實際後果，也被視為「自作自受」的印證。
這也是為什麼，當拜登政府提出學生債務減免政策時，網路上很快引發了激烈爭議。許多人並非對這些背負學貸的年輕人缺乏同情，在人們看來，成年人理應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但問題是，這種「自由選擇」本身就是構造出來的神話。
大多數人從未真正擁有選擇的空間。特別是對於許多低收入家庭，尤其是邊緣族裔出身的學生，與其說是「做錯了選擇」，不如說是因為一開始缺乏選擇，而被推入債務陷阱。
按種族劃分的債務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超過1/5的黑人借款人（21.8%）曾陷入學生貸款違約，是白人借款人（6.1%）的3倍多，也顯著高於拉美裔（10.1%）。此外，一旦違約，黑人和拉美裔借款人重蹈覆轍的幾率也更高——約有3/4再次違約。
這些差異，並非單一政策問題的產物。事實上，美國政府在經濟干預中一直表現出鮮明的不對稱：當企業和銀行陷入困境，國家往往迅速出手施以援手；而真正落到普通家庭的救助，卻遲緩而有限。即便出台了政策，受益最多的也常常是白人家庭，其他族裔則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外。
與此同時，關於「政府不能無限支出」的財政論調，也演變為一種道德工具，指向那些最需要公共支持、卻最難自我托底的人。
以「大而美法案」為例，政策支持者強調，削減聯邦學生貸款計劃以及其他公共支出，是為了「控制聯邦赤字」，維護財政可持續性。然而，這類說法往往迴避了更關鍵的問題：這些削減損害了誰？讓誰受益？
聯邦政府一紙聲明稱，削減學生貸款額度，打破了債務循環。從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預估來看，這個說法的確可靠，因為學貸額度的調整，十年內能給聯邦政府節省超過3000億美元。
同時，這也意味著，更多的家庭不得不轉向私人貸款，承受更高昂的代價，或者直接被大學拒之門外。
不上大學，哪來什麼學貸壓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