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執行總會因為各層級的各種短期目標而變形。更何況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一個極度的短期目標，那就是現收現付制度。
近日，「社保新規」引發了廣泛關注。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一紙《勞動爭議案件司法解釋（二）》規定，自9月1日起，任何「自願放棄社保」的協議，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形式，都將被認定為無效。
勞動者以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為由解除勞動合同，要求用人單位支付經濟補償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用人單位按照行政機關的要求補繳後，如果用人單位已經把社會保險費以補助的方式，支付給了勞動者，可以要求返還。
說是新規，其實嚴格地來說並不是。人社部的官方微信曾回答過這個問題。根據相關的法律，在勞動合同中約定不繳社會保險，是無效的。之前也曾有多起，約定不交社保，最終用人單位敗訴的案例。不過與此同時，也實際存在的是，很多地方在執行過程中，是承認這種約定的。
總體來說，社保部門的動作較為克制。前段時間，騎手、快遞員的社保問題，成為社會熱點。其實社保部門一直在探索新辦法，靈活地解決這一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強制性的一律按城鎮職工全額社保。
從這個角度看，此次新規並不新，而是高法從自身工作需要，對法院工作面臨的爭議，從法律的技術層面，給出的回應。畢竟，相關法條是非常清晰的。
約定不交社保，一種情況是，用人單位根本沒有出這一部分錢；另一種情況是，用人單位給了一部分給勞動者，但顯然，金額沒有交社保那麼多。否則用人單位不會願意承擔風險。這就意味著，此次司法解釋，會形成一種道德風險，員工最初和老闆簽訂不交社保的協議，然後離職後要求用人單位補上，用人單位一開始就不得不交全額社保。這會導致用人單位的成本上升。考慮到社保占工資總額比例大，這就形成一種實質性的高額加稅。
對於這個情況，相關的技術分析很多了。這裡我想說說背後的局部和整體，長期和短期理性之間的博弈問題。
中國社會沒有小政府的經驗和常識，社會觀念對政府的要求很多，對「政府來養老」是有高度社會期待的。但很多人收入不高，再加上人總是注重短期利益，而缺乏長期理性的，所以，無法做到計劃性的長期養老儲蓄。一邊是無法自行儲蓄養老，一邊是對政府的期待，
很多人忽略了的是政府並不創造財富，「政府來養老」和「強制儲蓄」，幾乎是一個同義詞。那麼，一個幾乎必然的結果就是，政府來強制儲蓄。
這種強制儲蓄，長遠來看，勞動者未來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與之相伴的醫療保險，也能為日常就醫和重大疾病治療提供了報銷保障，減輕醫療費用負擔。這就是社保政策的長期理性，這也是大家認同的選擇。
不過，初心總是好的，但從頂層設計的初心，到具體執行，總是會在時間長河中因為各層級的各種短期目標而變形。更何況，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一個極度的短期目標，那就是現收現付制度。
根據《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2019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為4.26萬億元，此後持續增長到2027年達到峰值6.99萬億元，然後開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盡累計結餘。
精算報告還顯示，由於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在職參保職工與退休人口的比值一直在下降。在2025年是2.7，就是2.7個在職職工對應1個退休人口，但到2060年，潛在支持率就降到1。如果考慮到實際繳費人數少於登記參保人數，一部分靈活繳費人員到了最低繳費年限就不繳費了，那麼，潛在支持率就會進一步降低到0.89。
那麼一個社保本身部門，就會想辦法在自身範疇內解決問題，提升繳費人數。這是社保這種長期理性政策的短期理性。相對而言，正如前面所說，從實際執行看，社保部門相對比較克制。但對於司法部門來說，回應各層級法院面臨的爭議，這是一種短期的、局部的目標。
於是，這種局部的、短期的理性，很多時候，會同時損害政策的長期理性與短期目標。
1974年，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在華盛頓的一家餐館裡，和後來成為副總統的切尼談起了「較高的稅率是如何導致較少的政府收入」這個話題。拉弗順手在餐巾紙上畫出了一條倒U形曲線。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
按照拉弗曲線，過高的稅率會抑制稅基擴展，進而損害稅收總額。
一開始，稅率增加，政府稅收會增加，但隨著稅率上升，超過一定限度後，稅收收入會隨著稅率的提高而減少。這是因為高稅率降低了稅後工資，會影響人們工作的積極性；高稅率會降低投資收益，企業會減少投資，個人會減少培訓投資，進而降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過高的稅率，還會中止一些本來可以繼續進行的交易，很多企業會經營不下去。於是，總稅額開始減少，政府自身也會成為利益受損者。
這條倒U型的曲線最極端的兩頭，說明了一個最簡單明了的道理，「當稅率為零時，稅收為零；但當稅率為100%的時候，稅收同樣為零」。所以適度減稅能激發經濟活力。該理論構成里根經濟學政策基石，里根經濟學又為柯林頓時代美國IT產業的爆發，打下了經濟基礎。
毋庸諱言，因為國內外的各種因素，中國經濟現在仍處於承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都應降稅以刺激投資、刺激經濟、增加就業。這是短期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麼，面對司法解釋引發的實際問題，當局部的、短期的目標傷害到全局性的短期目標，並最終損害長期目標時，就需要增強各部門政策的短期與長期，局部與整體的協調性。這或許是此次司法解釋背後的更深層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