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特朗普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周會面時，全世界都會關注他們是否能夠達成一個框架性的貿易協議，並最終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恢復持久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不要對此抱太大期望。
無論他們在韓國的區域峰會上計劃好的會晤中發表什麼言辭、達成什麼協議，都不過意味著兩位領導人之間短暫的休戰，他們不受國內或制度約束，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立場。
歡迎來到新的強人時代。
如果當今世界看起來緊張不安，聯盟正在破裂，暴力衝突不斷出現，動蕩習以為常，那是有原因的。這是一個由領導人憑個人意志而非規則和共識統治的世界所產生的早期震蕩。
像這樣的領導人在全球各地不斷湧現——薩爾瓦多的納伊布·布克爾、突尼西亞的凱斯·賽義德、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以及那些已經根深蒂固的威權統治者，比如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和朝鮮的金正恩。
而現在，在美中關係中，這是第一次由兩位具有相似政治風格的領導人掌舵兩國。其後果——至少在未來四年里——可能會十分深遠：更多的冒險行為、更大的不穩定性，以及更高的誤判與衝突風險。
特朗普與習近平，以及他們所領導的國家，當然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然而，兩人都試圖將各自的政治體系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特朗普已經劫持了共和黨，將其變成了個人的政治工具。習近平對中國的控制程度之深，甚至足以讓毛澤東感到羨慕。
他們在國內缺乏制衡，這讓他們在達成協議時擁有很大的自由度，但也使任何潛在協議變得脆弱，容易發生變化。強人式領導者可能是不可靠的國際合作夥伴。在被忠誠者包圍、權力制衡被削弱的情況下，他們在違背承諾或突然改變路線時，幾乎不會面臨國內後果。我們已經從這兩位領導人身上看到過這種情況：特朗普政府指責中國未能履行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做出的貿易承諾，而特朗普本人今年也多次宣布對貿易夥伴加征關稅，卻又很快撤回。
缺乏制約會對全球安全不利。由於強人領導者不會被追責，他們就不必履行承諾，因此他們的威脅缺乏可信度。在虛張聲勢中，各方往往難以判斷真正的紅線在哪裡——例如，特朗普曾多次向普京發出關於烏克蘭停火的最後通牒，而後者則一再無視。
在這樣的環境下，國際行為的護欄逐漸消失，衝突爆發的可能性隨之上升。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威權領導人——周圍都是一味迎合其意志和政策信念的應聲蟲——更傾向於冒險、發動戰爭並升級衝突。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一群阿諛奉承者的擁簇之下，普京對烏克蘭作出了嚴重誤判，發動了一場震動世界的戰爭。特朗普在加勒比地區據稱未經司法程序就處決涉嫌毒品走私者，以及對委內瑞拉的威脅攻擊，這些行為與前者屬於同一種冒險傾向。同樣，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所採取的囂張軍事行動也是這一邏輯的體現。國家間的衝突已經呈上升趨勢。在這樣的領導者掌權下，這種趨勢可能會持續。
強人統治的影響也滲透到經濟結構和日常生活之中。
這樣的領導者更有可能攻擊中央銀行等國內獨立機構，正如特朗普針對美聯儲的做法，這可能會刺激通脹並降低經濟的可預測性。在個人專制體制下，經濟增長和社會平等往往受到損害，因為權力傾向於集中在精英手中，依賴穩定政策的私人投資受到抑制，而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等基本公共服務則被忽視。特朗普對中國及其他貿易夥伴發起的貿易戰已經造成經濟擾動，並引發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預測。
強人領導者往往會為自己及其忠誠追隨者謀取私利，同時通過將資產轉移到海外破壞本國經濟。例如，據報道，習近平的家族已積累了超過10億美元的資產，與此同時他利用反腐運動清除政敵。特朗普不受約束的第二任期也恰逢其家族在中東房地產、加密貨幣及授權費等交易中的參與激增。
隨著威權領導者製造對於「內部敵人」的恐慌，鎮壓也隨之加劇。習近平政權拘禁或壓制持不同意見的記者和人權律師，誇大新疆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威脅以便為極端鎮壓尋找理由，並以「國家安全」為名剝奪了香港曾享有的自由。特朗普政府則發動移民突襲，並向民主黨的票倉部署國民警衛隊，破壞私人財產並拘留美國公民。其發起針對政敵的起訴帶有明顯政治動機，並試圖對獨立的美國政府機構施加控制。
對政治體制和規範造成的破壞可能造成深遠影響且難以逆轉。以波蘭為例，2015至2023年法律與公正黨及其領袖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執政期間，司法系統的獨立性遭受嚴重侵蝕，如今重建工作面臨重重挑戰。
事實上，我們今天所經歷的情況在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都是常態。只有在上個世紀左右才開始採取更集體決策的治理方式，尤其是在戰後時期，穩固的制度、聯盟和規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和平與繁榮時代。
那個時代正在消退。本周特朗普與習近平的會晤，與其說給美中關係帶來穩定和信心，不如說可能意味著另一件事：強人統治的不確定性和動蕩的回歸得到了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