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唐納德·特朗普贏得第二個（非連續的）總統任期。隨即，關稅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顯著提升，在這位總統看來，關稅是「最美的辭彙」。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期間，美國的關稅使用已然大幅擴張——關稅收入相對於進口額幾乎翻了一倍。然而，在他看來，這遠遠不夠，早在選戰中，他就承諾要讓關稅在美國經濟政策中扮演更核心、更廣泛的角色。2025
年初，特朗普2.0才上任，美國的實際關稅率（effective tariff
rate）就從拜登政府末期的不足3%，猛增到20%多；截至 2025 年9月4日，這一數字約為
17.5%，系193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種做法前所未見，與發達國家的現代做法相背離，標誌著美國經濟政策的轉折。在發達國家，關稅的規模和作用都很小，例如高收入的經合組織國家，關稅僅占其商品進口價值的1.25%，且不到政府收入的2%。特朗普改轅易轍，以關稅作為大規模財政轉型的核心，亦即將稅收來源從所得稅轉移到進口稅/關稅上面。一方面，新增關稅已經並且將繼續產生巨額收入；另一方面，「大而美法案」則不僅延長了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中的減稅措施，還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所得稅減免措施。
由此，2025年成為美國政府資金來源發生重要轉變的一年。
雖然關稅一直是美國兩黨決策者感興趣的政策工具，但近一個世紀以來，它很少作為財政政策工具發揮作用，更多時候是用於追求一些有限的外交政策或工業政策目標。
作為外交政策手段
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實施貿易限制，典型的模式是禁止戰略物資貿易乃至所有貿易。此類貿易禁令（通常以經濟制裁名義實施）—的邏輯可謂簡單粗暴：這個國家主動放棄貿易收益，以剝奪對手的同等利益。顯然，禁令是為了讓對方改變行為模式，但歷史上成功的案例寥寥無幾，制裁雖然造成了傷害和不便，但極少能改變行為模式。
制裁難以奏效的原因之一，在於貿易重組的便捷性。當一個國家，即便是個大國，限制與對手的貿易往來時，通常都會有許多其他國家來填補缺口。即使是多邊實施的經濟制裁，也總有制裁聯盟之外的國家接手流失的貿易。而要達成有效多邊制裁所需的廣泛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
相對而言，制裁在限制對手獲得關鍵產品方面更為有效，特別是當實施制裁的國家對相關產品擁有壟斷或近乎壟斷地位時。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制裁對象仍有可能採取規避手段，或是進行本土化調整，使得制裁的效果不理想。
一般認為，關稅可以用來減少對敵對國家的經濟依賴，並推動供應鏈多元化。
但這種多元化也可能只是「統計上的幻象」，因為部分貿易只是經由第三國中轉而顯得「多元」。以中美貿易為例，特朗普1.0發動對華貿易戰之後，原本來自中國的商品先出口到別的國家（例如越南和墨西哥），再轉口到美國，那麼看起來貿易夥伴變了，但實質上供應來源並沒有真正改變。總體而言，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
作為工業政策手段
關稅有助於建立或維繫在關鍵戰略產業方面的競爭優勢，但遠遠不是「最優解」。
為什麼呢？因為關稅通過人為提高某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實際上相當於為國內生產者提供了一種「選擇性補貼」，在讓本國產品相對更有競爭力的同時，也對國內消費者施加了一種「選擇性稅負」，使得他們購買這種商品要付出更高的價格。也就是說，關稅一邊鼓勵生產，一邊抑制消費。從政策目標的角度看，鼓勵國內生產可能是合理的（例如出於安全或經濟發展考慮），但限制消費往往都說不通。直接提供生產補貼或給予稅收減免，才是更合理、更有效的做法。只有當政府面臨財政約束，無法提供足夠的補貼時，關稅才會成為一種次優但可行的替代政策工具。
在美國，主張加征關稅的人（無論左右）往往指望關稅能帶回製造業工作崗位，提高工人工資。這種想法在經濟學上並非沒有根據。早在1941年，斯托爾珀和薩繆爾森（Stolper
&
Samuelson）就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模型，亦即與低工資國家進行貿易，會壓低本國低技能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但他們也指出，保護主義（如徵收關稅）雖然能讓部分工人受益，但從整個經濟體角度看得不償失。換句話說，關稅並不創造新的財富，而只能在社會內部重新分配收益與損失，充其量是一種低效的再分配手段。
一些人認為，美國過去幾十年的貿易自由化傷害了工人，因此可以通過重新加關稅來「糾正」錯誤。這一觀點存在兩個關鍵誤區：
其一，貿易並不是導致錯誤的主因。全球化確實造成了一些行業和工人受損，但多數就業變化、工資停滯甚至產業流失，主要源於技術進步、自動化和國內政策失衡，而不是國際貿易本身。換句話說，貿易只是其中一個小因素。
其二，「外部性」的概念被誤用。有人把貿易的負面影響（如工人失業）稱為「外部性」，認為關稅可以用來「內部化」這種成本。其實不然。所謂「外部性」（externality）指的是，私人行為帶來了社會成本，而行為人不需要為此付出代價，導致市場失靈。例如，碳排放會造成氣候變暖，而污染者沒有承擔相應的社會成本。貿易造成的「工人失業」屬於貨幣性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也就是價格變化引起的收入再分配，其中有人受損（失業者），有人受益（消費者、出口企業），但沒有總體效率損失，因此不存在市場失靈，也就沒有必要用關稅來「糾正」。
政府如果想要幫助受影響的工人，可以採取比關稅更有效的方式，比如提供再就業培訓，提高社會保障或收入支持，促進勞動流動和地區轉型，等等。這些措施比貿易保護更能緩解衝擊，而且不會破壞整體經濟效率。
總之，保護主義並不是解決全球化帶來分配問題的有效途徑。加征關稅看似能幫助本國工人，但本質上只是讓社會整體為局部利益買單。尺度把握不好的話，加征關稅的副作用，如提高物價、扭曲資源配置，最終反而會傷害被保護的工人。換句話說，關稅不能治病，只能止痛，而且止痛效果有限、代價高昂。
作為補救措施
現代國家使用關稅的一個傳統且合法的方式是作為補救措施（remedy），而不是單純出於保護主義目的。
作為補救措施的關稅，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一是保障性關稅（Safeguard
Tariffs）。當某一行業因進口突然激增而遭受嚴重衝擊時，政府可以暫時提高關稅，給企業一個緩衝期，去適應競爭壓力。
二是反傾銷關稅（Antidumping Tariffs），主要用來應對外國企業以低於成本價格傾銷商品、擾亂市場競爭的情況。
三是反補貼關稅（Countervailing
Duties）。當外國政府對其出口商提供不公平的補貼（如出口退稅或國家資助）時，可以依照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徵收相應關稅進行報復或抵消。
在上述情況下，加征關稅具有建設性。其目的不在於保護特定利益集團，而是為了糾正市場扭曲、恢復基於規則的公平競爭。而特朗普2.0的關稅政策顯然不屬於此列，「解放日關稅」更多地是出於政治動機，而非根據WTO規定的法律程序，所謂「外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範圍也過於寬泛且概念模糊，其結果只會破壞國際貿易體系的規則基礎，削弱對全球經濟治理的信任。
「最優關稅」
關於關稅，經濟學中有個經典而富有爭議的理論——最優關稅論。
該理論認為，一個足夠大的國家，在不遭到報復的情況下，可以通過關稅改善本國貿易條件，進而提高本國福利。具體而言，當這個國家對某種進口品徵收關稅後，本國對該進口品的需求就會下降；鑒於該國在全球需求中佔有較大比重，全球市場對該商品的需求曲線也會隨之整體左移，造成該種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下跌；這樣一來，該國能以更低的價格購買進口品，從而提升本國的實際福利。
在完全競爭市場下，這一假設是成立的。那麼在現實世界的「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市場下呢？赫普曼和克魯格曼（Helpman &
Krugman）的新貿易理論認為，外國廠商可能會壓縮自己的利潤空間，以便維持在徵稅大國的市場份額。這樣一來，通過徵收關稅，大國就把外國的「超額利潤」就部分地「轉移」到了自己身上。「最優關稅」仍然是可能的。
那麼，特朗普關稅有沒有可能是「最優」的呢？可能性不大。對於美國而言，這一邏輯在實踐中存在難以逾越的限制：
一是假設「小國」不報復。這在現實中顯然不成立。美國面對的主要貿易夥伴，如中國和歐盟，都很大，且都有反制能力。一旦它們徵收反制關稅，美國的出口也受損，原本可能通過關稅獲得的好處被抵消，甚至整體貿易量下降，雙方皆損。事實上，二戰後各國著手建立GATT/WTO國際貿易規則體系的初衷正在於此——為防止世界貿易陷入報復與反報復的惡性循環，大家都得「把自己綁在桅杆上」（tie
themselves to the mast）。
二是假設「大國」能夠左右市場價格。2023年，美國佔全球貨物進口的約
13%。雖然這一比例不小，但對於許多商品而言，這個市場份額不足以顯著影響世界價格。尤其當美國對該商品的需求缺乏彈性（如稀土），或是市場對該商品的供給具備高度彈性時（替代來源豐富），關稅很難壓低世界價格。此外，現實市場中存在「價格歧視（pricing
to
market）」，亦即外國企業會針對不同國家的需求彈性制定差別化價格，這意味著即使美國徵稅，外國企業可能只調整出口定價，而不改變整體供給結構。
事實上，實證研究也證明了，至少在特朗普1.0的關稅戰中，美國並未實現「最優關稅」理論中的福利轉移，反而加重了本國進口成本與通脹壓力。是美國進口商而非中國出口商，承擔了關稅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