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徐邱回到租住的公寓樓下，村裡剛好有人在放煙花（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楊徐邱坐在路牙石上，頭髮花白，佝僂著背。見我們走近，他緩慢地拄著拐杖起身，收起墊在地上的塑料袋。他的腿不好，不能久站，走一段路得歇一會兒，隨身帶著坐墊。
楊徐邱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縣人。在1990年代，他曾被認定為一起殺人案的兇手。從1993年被抓捕到2020年12月刑滿釋放，他服刑時長超過27年。他的腿在獄中變壞。在失去自由的環境里，大多數時候他只能在狹窄的監舍里活動。大約15年前，一場持續幾天的高燒過後，他的雙腿變得更加不利索。
我們約在楊徐邱每天做腿部理療的地方見面。這是一家推銷「激光理療儀」的店面，每天舉行四場免費體驗活動。楊徐邱已經體驗了三個月，沒感受到變化。他沒錢去醫院治腿，迫切地盼望著國家賠償。
經過多年申訴，2024年9月，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重審當年案件，撤銷了楊徐邱的故意殺人罪。但牢獄給他帶來的變化無法消除，罪名一立一消之間，楊徐邱的人生從壯年來到晚年，早年的意氣已經消散，只剩下疾病、孤獨，以及對消除另一個罪名的執念。
從「冒尖戶」到兇手
楊徐邱1949年出生，今年76歲。2020年出獄後，他短暫地在小兒子邱雲波家住過一段時間，之後便一個人搬了出來。先在公租房裡住了三年，大約一年前，又在永平縣郊區的一棟自建房租了一間帶廚房、衛浴的房間，月租460元。之前在監獄裡，楊徐邱天天跟獄友生活在一處，監舍里人來來往往，少則四五人，多則十幾人。現在他更喜歡一個人待著，不說話，「跟人說話也談不攏。」
這是一間布置簡單的房間：一張鐵架床、一個收納櫃、一方木桌、幾張矮凳，是全部的傢具，為了放置小物件，楊徐邱將一塊木板搭在床與收納櫃之間。採訪時，他有些局促地想招待我們喝水。他其實不用杯子，而是用塑料瓶裝白開水喝。為此，他還將律師買的茶飲倒進礦泉水瓶里，用茶飲瓶裝開水，因為「那個瓶子質量更好」。
楊徐邱穿著樸素，條紋T恤、黑褲子、軍綠色解放鞋，T恤左胸口位置縫了一個黑色的口袋。他的解放鞋沒有系鞋帶，因為腳背是浮腫的。
現在的生活似乎沒什麼可說。楊徐邱每天上午坐公交車去做免費理療，天氣好的午後，他會出門散散步，但走不遠。偶爾回老家曲硐鄉坡腳村，一公里多的路程，他要走大約一個小時。大多數時間，他都獨自待在出租屋裡，說不上來做了什麼。他沒有電視，不看書，幾乎不看手機。
說起曾經的日子，楊徐邱變得健談起來。1960年代中期，他初中畢業回到生產隊，農閑時去附近修理廠做學徒。「那個時候我18歲，手腳輕快得很，幫著修拖拉機、加油、洗車，一分錢沒有拿。手上成天是黑的，沾滿機油，干著干著我就知道柴油機、拖拉機是怎麼回事。」1980年代初，他是村裡第一個買了自行車、縫紉機的人，是那個年代少見的會操作農業機械的人。
分產到戶後，楊徐邱湊了400元買下生產隊的磨米機，開始做糧食加工生意。有了利潤，他就添置新的機械——粉碎機、選種機、抽水機等等。他考取了拖拉機駕駛證，用拖拉機給村裡人干農活掙錢。「我不打牌、不下棋，天天苦錢（註：雲南方言，意思是掙錢）。」儘管存款沒有過萬元，但楊徐邱的資產被認為是附近幾個村裡排在前列的。楊徐邱至今記得，1982年當地政府給他頒發了「冒尖戶」的獎狀，他抱著一歲多的小兒子邱雲波把獎狀領回了家。
楊徐邱的大兒子徐雲鵬開了一家汽修廠（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楊徐邱認為自己以前是個開朗的人，給村裡家家戶戶做事，跟各色人打交道。他的大兒媳李群仙用「談笑風生」來形容他當時的交際狀態。他的大兒子徐雲鵬甚至覺得他說話有些沖，「說話不好聽，加上家裡條件又比較好，鄉里鄉親有點意見。」這些流傳在村裡的「意見」通過一樁兇殺案化為了實質的指控。
1993年3月25日，坡腳村發生了一起命案，一名婦女血流滿面地死在家中。同年7月2日，永平縣公安局接到一封署名為「坡角（腳）村的一個社員」的匿名舉報信，稱楊徐邱有重大作案嫌疑，暗示他與被殺婦女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並且在幾年前強姦過同村婦女金某某。信中描述楊徐邱的形容詞有——「是個色鬼」「木（沒有）良心」「狡猾」。
專案組針對舉報信進行查證，在永平縣公安局刑偵隊發布的案件報告中，詳細列舉了楊徐邱幾樁不正當男女關係的調查經過，一個有錢又風流的兇手形象躍然紙上。
案件調查
警方來抓人的那天中午，邱雲波剛吃過午飯就聽見敲門聲，六七個人衝進門，問楊徐邱，「你是不是叫玉中（舉報信中寫的名字，楊徐邱小名）？」楊徐邱說是，幾個人上前將他按住。「他們（用繩子）把我爹手上腳上緊緊地捆起來，捆成粽子一樣。我媽上前問，你們咋會抓他。他們把我媽推開，打了我媽兩巴掌。把我爹帶走以後，有兩個人跟我們說，你爹殺過人了，我們要拿他調查一下。」
1993年7月3日，永平縣公安局對楊徐邱進行了收容審查。據楊徐邱回憶，訊問持續了兩天兩夜，他堅稱自己沒有犯罪，便遭到了拳打、腳踢、電擊等暴力對待。昏迷兩次後，楊徐邱認罪了。「錄口供時，他們問殺人用了多久，我說幾分鐘。他們說幾分鐘殺不了人。如果我說錯了，他們就停下來不記錄。最後抓著我的手按了手印。」2020年，面對大理州人民檢察院的調查，當年參與訊問的4名辦案人員均否認刑訊逼供。
1993年7月6日上午，在楊徐邱移送看守所之前，徐雲鵬被允許見他一面。見到楊徐邱的樣子，徐雲鵬心裡相當不是滋味，「腳上、手上都是印子，皮子是青褐色的。」
轉入看守所後，楊徐邱翻供，在審訊中反覆回答「我沒有犯罪」，前述口供為「瞎編」和「聽說」。根據楊徐邱的說法，他與被害人沒有關係，在兇殺案發生的那天晚上，他在自己家裡，沒有去過現場，沒有作案時間，也沒有見過作為兇器的匕首。
當年的辯護律師提出楊徐邱殺人罪缺乏直接證據。但大理州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後認定，案發當晚，楊徐邱欲與被害人發生性關係，遭遇拒絕後惱羞成怒，用匕首和鋤頭將人殺害。1994年4月作出的判決書中寫道，「楊徐邱歸案後所供述犯罪事實、情節等與在案的其他證據吻合。」其他證據如舉報信、現場勘查材料和屍檢記錄等，沒有明確指向兇手的物證和人證。專案組曾經申請鑒定兇案現場一把沾有血跡的鋤頭上的血指印，然而指印遺留不完整，不具備檢驗鑒定條件。
作為楊徐邱有「姦淫婦女習慣」的佐證，專案組在1993年調查殺人案件時一併調查了金某某控訴楊徐邱強姦的事件。1988年，金某某與楊徐邱夫婦在曲硐鄉法律事務所調解「打架鬥毆」的糾紛，因楊徐邱之妻楊樹蘭發現金某某在拔自家田地的草，並撞倒了油菜，兩人於是發生肢體衝突，金某某將楊樹蘭打傷。處理人員讓金某某賠償楊樹蘭醫藥費。金某某隨後控訴楊徐邱曾於1986年在她家的菜園和馬廄里兩次試圖強姦她，在一次抗爭中，她還被楊徐邱用匕首刺了胸口一刀。楊徐邱記得，金某某控訴後沒有支付醫藥費。
1993年7月，專案組在楊徐邱田地里發現了當年刺傷金某某的匕首；8月，專案組對金某某胸口的傷痕進行檢驗，得到由銳器形成的結論，認定了楊徐邱的強姦事實。1994年，大理州中級人民法院一併審理此案，判決楊徐邱故意殺人罪、強姦罪成立，分別處以死刑和十年有期徒刑。楊徐邱上訴後，雲南省高院在1994年6月作出二審判決，認為原審認定事實清楚、定罪準確，但「鑒於本案具體情況，原判量刑偏重」，由死刑改判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楊徐邱入獄後，兩家人再無來往。楊徐邱出獄幾年後，金某某去世，死前未曾改變說法。
楊徐邱和大兒子徐雲鵬站在自家田地與金某某家田地分隔的水溝邊上，自家田地已經被徵用建設為小學（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刑獄
楊徐邱入獄後，家中剩下他的母親、妻子和一對十幾歲的兒女。大兒子徐雲鵬當年21歲，已經結婚，分家出去住了。他們拿不出一審判決中附帶的給被害人家屬經濟損失2000元的民事賠償，執行人員於是搬走了屋裡的家電、糧食等物品沖抵部分現金。那段時期，邱雲波感到「真是難」，「家裡搬空了，我們一家靠種地生活。我讀到初一後就沒有再讀書了，沒條件，到了16歲，我就出去打工。」
楊徐邱被收押在雲南省第三監獄，離坡腳村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程。在交通不便利的年代，從坡腳村去一次需要轉幾趟車，花費兩天時間。入獄兩三年後，邱雲波才和母親第一次去看望父親。二十多年間，他們去的次數有限。楊徐邱記得，妻子楊樹蘭只探望過他兩次，「第二次她跟我說，我等不到你出來了，之後她果然就去世了。我被抓之後，她很不容易，一個農村婦女，不識字，也沒有收入，既要為案子奔波，又要養育小孩。」楊徐邱母親也在他入獄期間去世。
服刑期間，犯人需要接受勞動改造，楊徐邱織過假髮、縫過衣服、做過化學肥料。入獄一兩年後，楊徐邱認為自己無罪，拒絕做任何勞動，無論被怎樣處罰，他都不做。久而久之，他不勞動也不再受到懲罰，但為了給自己賺取生活物資，他開始幫其他犯人勞動。「因為家裡窮，捨不得花兒女給我帶的錢，我就幫人幹活，讓他們給我買肥皂、買水果。這麼多年，我幫忙過的人不下上百個。」出獄時，楊徐邱存下了2500多元。
楊徐邱不勞動，也不認罪，在獄中寫年終總結和「今後努力方向」時，他表示要繼續申訴。因為這些表現，他覺得自己減刑的概率比其他獄友低。1996年，他由死刑緩期兩年被改判為無期徒刑；2007年，由無期徒刑被改為有期徒刑19年零9個月。年過六十後，楊徐邱的減刑次數變得頻繁。2010年至2016年，幾乎每年都獲得減刑，2016年減刑後，他的刑期截止在2020年12月。
服刑27年間，楊徐邱一直在寫申訴信，以「有關供述系公安機關刑訊逼供所致」「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不具備作案時間」等理由請求改判。起初，他每個月寄一兩封信，給最高人民法院、雲南省高院、大理州法院、雲南省司法廳等單位。後來寄信頻率減少，但一直沒有停止。為了整理案件資料，他將判決書、申訴狀以及收到的回信都謄抄在一個記事本上。
2017年，給最高人民法院寄了二十多年申訴信後，楊徐邱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審決定書。「經審查認為，原審判決認定楊徐邱故意殺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楊徐邱的申訴理由部分成立。」2020年，雲南省高院作出刑事裁定書，撤銷1994年兩則判決，將案件發回大理州法院重新審判。2024年9月，大理州中院再審認為楊徐邱故意殺人罪事實不清，主要證據存在矛盾和疑點，不能認定楊徐邱故意殺人行為，但依舊認定其犯有強姦罪。
楊徐邱不服，他堅稱強姦事實是金某某捏造的謊言，「她說地點是她家的菜園和馬圈，從客觀條件上講，這兩個地方能不能實施？難道其他人都不在家？我一個外人憑什麼知道她家沒有人？當年的矮房子家家戶戶只隔一堵土牆，喊一句周圍人都聽得到，為什麼不喊？我刺了她胸口一刀，她丈夫發現不了？發現了他能忍得了這口氣？」
楊徐邱對此提出上訴。2025年4月，雲南省高院作出維持原判的裁定。楊徐邱覺得自己依然沒有洗清罪犯的污名。接受採訪時，他屢次將話題繞回繼續申訴的打算上，「強姦罪是為了殺人罪才調查的，為什麼不一起平反？」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問他，「如果要平反，怎麼推翻當年金某某的口供和物證？」楊徐邱認為只要想調查，總會有辦法，「可以在村裡問，金某某傷痕到底是什麼造成的，總會有人知道。還可以模擬當時的現場做實驗，按金某某的說法是否能實施（強姦）。」「過去近40年了，怎麼還原現場？」「40歲以上的人、附近的鄰居完全能說出原來的現場是什麼樣的。」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審決定書中沒有提及強姦罪，考慮到主張無罪的現實難度，代理楊徐邱案的北京澤亨律師事務所律師胡磊曾在雲南省高院的二審提出「強姦加重情節認定錯誤、量刑過重」替他辯護。楊徐邱不滿意，「沒做過的事我不認罪，我的目的不是賠償我更多錢，我想追求公平正義。」
楊徐邱（右）和律師胡磊在永平縣城（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返鄉
清白不只是楊徐邱一個人的事情，他的兒女們同樣在乎。2020年12月，楊徐邱從監獄被送回坡腳村時，面對的是兒子家緊閉的大門。法院找村委會的人從中勸說，家人才讓楊徐邱進了門。李群仙解釋，關門是為了要一個說法。「憑什麼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人帶走，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人送回來？最後還是沒給說法。」
楊徐邱的家人相信他是清白的，但不能阻止村裡人的議論。邱雲波被說是「勞改犯的兒子」；徐雲鵬也撞見過村裡人說閑話的情景，「農村是這樣，好事情也議論，壞事情也議論，也有一些人落井下石。」
回到闊別已久的家鄉，楊徐邱覺得十分陌生。他被抓捕的時候，村裡大部分人家還住在草房和瓦房裡，村道還是泥巴路，村外的公路也在修建中。現在村裡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幾層小樓，村道連接著公路，不時有汽車經過。
以往坡腳村普遍種植水稻、洋芋（土豆），近十幾年來大規模種植核桃，核桃加工成為村裡的主要產業。徐雲鵬從小跟楊徐邱學修理機械，在村裡開汽修店和小賣部，平日也會和李群仙一起接剝核桃的散活。邱雲波主業開挖掘機，兼做核桃加工和銷售，每年9、10月核桃成熟的季節是他最忙碌的時候，成天在外收生核桃。
近十幾年來，核桃加工逐漸成為坡腳村的主要產業（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回鄉的第一個核桃季，楊徐邱與邱雲波大鬧了一場。出獄後，楊徐邱住在邱雲波家，他很不適應，不會用手機，不會開電視，吃飯也吃不到一塊兒。監獄裡的伙食飯多菜少，且幾乎都是素菜，出獄後他看到一大盤肉，感到反胃。楊徐邱察覺到邱雲波對他的生疏，「我不像客人，也不像家人。我進去的時候兒子才12歲，出來時已經四十多歲了，感情已經淡了。」吵架的那天，邱雲波剛從外面收核桃回家，好幾天不見，回來了也沒有跟楊徐邱打招呼，自顧自地吃飯。等他吃完，楊徐邱走過去把飯桌掀了，把熱水瓶砸了，然後離開了家。
楊徐邱獨居後，邱雲波每個月會給他送一次生活費，他覺得不夠花，但也不好意思開口要錢。邱雲波則是不敢給他那麼多錢，擔心他遇到推銷和詐騙。儘管楊徐邱表示他絕不會買下那款每天免費體驗的理療機械，但他之前買過類似的腰部紅外線儀。
小兒子邱雲波每個月會給楊徐邱送一次生活費（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等拿到國家賠償之後，楊徐邱打算在坡腳村附近買一套房，留出自己的醫藥費和生活費，把剩下的錢分給幾個兒女。儘管楊徐邱對兒子們有些抱怨，但他知道，自己的晚年生活還得依靠他們。「小時候我帶他們，我找什麼他們就吃什麼。現在我老了，走不動了，還不是他們找什麼我就吃什麼嗎？」
楊徐邱一直生活在複雜的家庭環境中。他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離開了家，母親再嫁，又生下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母親擔心他長大後沒有依靠，堅持讓他讀書，但他還是沒能離開村子，初中畢業後回到了生產隊。1970年代，他與第一任妻子結婚幾年後離婚，留下大兒子，後來與楊樹蘭再婚，生下一雙兒女。因為刑獄，他缺席了兒女們人生的關鍵節點，也失去了跟孫輩建立親情的機會。
對於身上的罪名，楊徐邱從來都覺得自己是無辜的，只有一次，他在對話中流露出後悔的情緒，「如果我沒有跟金某某家結仇就好了。」如果沒有1988年的那場爭執，情況會有改變嗎？楊徐邱自己又給出了答案，「人的一生，命運也好，災禍也好，都無法避免。」